 如果把盧浮宮中的這些藝術品僅僅只作為一個審美的對象，作為審美經驗及審美品位的具體呈現，那麼藝術作品所損失的含義是可觀的。當時法國皇室貴族積累下來的藏品不計其數，哪些藏品展示，如何展示，與哪些藏品放在一起，展示在哪些地方，對此如何宣揚……這些選擇與判斷至今仍在影響著博物館的相關工作。在盧浮宮南側三層大空間，法國18世紀後期到19世紀的歷史畫巨作被重點展示著，如大衛（JacquesLouisDavid）的《賀拉斯兄弟之誓》（1784～1785）、《馬拉之死》（1793）、《拿破侖越過聖貝爾納山》（1801）、《拿破侖為約瑟芬加冕》（1804～1807）、以及德拉克羅瓦的《自由引導人民》（1831）等。可見法國這個號稱包容世界文化的國家，在自己的美術博物館中並沒有忘記特別突出自己歷史的輝煌。這些作品體現了法蘭西的民族精神，也印證了法國大革命以來走向現代的歷史。他們永遠陳列在盧浮宮裏，成為吸引觀眾、遊客和研究者的最重要的經典。這絕非偶發的行為，而是美術館意志的體現，展示了收藏者（收藏機構）的文化立場及文化企圖。博物館意圖傳播的資訊，在本質上並非是“中性的”。它恰恰是社會的産物，反映了我們所處社會的權力關係。美術館傳播美與文化，可什麼是美，什麼樣的文化應當得到傳承，美術館的判斷在本質上構成了文化特權甚至是經濟特權。因此，美術館也成為了研究權力和文化形式歷史交錯貫穿的最好場所。作為社會文化傳播、傳承與建設載體的美術館，是一種公共的文化資源，在公共文化生活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美術館的公共性在此表露無疑。 在社會發展的進程中，一個美術館時代已經到來。從全球文化發展的戰略高度來看，美術館不僅擔負著文化傳承與交流的重任，同時也是國際文化交流的一個財富聚集地，國際和國家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支撐點之一。“西方文化之所以優勢、強勢，是因為西方的文化重鎮和重點是美術館，以及美術館連帶承擔並高度發揮的社會教育功能。”（《美術館面面觀》，陳丹青） 美國哲學家亨廷頓（SamuelPhillipsHuntington）在《文明的衝突與社會秩序的重建》一書早已尖銳地指出，未來國際間的競爭不僅僅是在政治和經濟領域，更是文化領域的競爭。在激烈的文化競爭中，精明的美國人早已參透了這一點，結結實實給全世界上了一課。我們都知道美國紐約是現代藝術的中心，我們也知道這個地位是二戰後從倫敦和巴黎手中“搶”過來的。那麼，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