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查：53.5%的學生遭受過校園欺淩 身心傷害深遠

夜幕下，泛著微微白光的角落裏，12歲的初一女生王惠被多人連續扇耳光、腳踹。甚至，她被逼下跪。多人在現場圍觀，有人不停地吆喝，有人還不斷發出笑聲。他們一邊拍攝視頻，一邊威脅王惠不準哭。不久，王惠的臉被打得通紅，一遍遍抹著臉上的眼淚，卻沒有吭聲。

這是王惠的父親王磊發給記者的一段視頻，時間是2024年3月，事發地位於湖南吉首市某中學校園內。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發言人楊合慶表示，校園欺淩是指發生在學生之間，一方蓄意或者惡意通過肢體、語言及網路等手段實施欺壓、侮辱，造成另一方人身傷害、財産損失或者精神損害的行為。

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少年法治教育研究”課題組在2020年至2022年針對3108名未成年學生的調研顯示，53.5%的學生遭受過校園欺淩。

近日，記者採訪湖南、河南、廣東、浙江、江蘇、山東等地10余名曾遭遇校園欺淩的學生發現，多數學生受到欺淩後，不敢及時告訴家長和老師，可能引發多次被欺淩，其所帶來的身心傷害深遠，甚至引發精神疾病。然而，在不少老師看來，這些行為常被認為是學生之間“開玩笑、鬧著玩”。

前不久，最高人民法院發佈涉婦女兒童案件情況。未成年人違法犯罪形勢依然嚴峻，校園暴力問題不容忽視。數據顯示，近三年來，未成年人違法犯罪數量總體呈上升趨勢，2021年至2023年，人民法院共審結未成年人犯罪案件73178件，判處未成年人罪犯98426人，佔同期全部刑事罪犯的2%至2.5%。

沉默

被人毆打後，王惠沒敢告訴父母。王磊説，3月19日晚上11點左右，學校校長、年級主任和老師等人來到家中，跟他説今天孩子被其他同學打了，並詢問孩子的身體狀況，以及明天是否能正常上學。

次日，女兒哭著説眼睛疼，心裏害怕，不想上學。王磊意識到不對勁，接著他發現女兒身上的外傷痕跡明顯，臉和眼睛都有紅腫，肚子還有淤青。隨後，王磊報警，並把孩子送到醫院檢查。

王磊提供的診斷證明顯示，王惠耳膜穿孔，同時身體有多處挫傷。抑鬱自評量表顯示：中度抑鬱症狀。

他介紹，在派出所做筆錄時，他得知女兒之前多次被打，多數打人者是同班同學，還有初二和初三學生，而被打的地方在廁所等監控死角。“孩子多次被打，從來沒告訴過我們，她不敢説。有次孩子放學，我發現她嘴角流血，一再問她，她堅稱不小心撞門上了。”王磊説。

王磊提供的視頻顯示，女兒王惠曾被多人多次毆打（央廣網發圖片來源於視頻截圖）

“孩子跟我説不敢告訴家長，直到別人説接下來要打死他，他才開始害怕。”山東聊城市朱亮説，2023年，兒子在聊城市某鎮中心小學讀五年級時，不止一次被同學打，有時打人者多達十五名，導致孩子背部腿部多處受傷。

“因身材比較胖，有同學給孩子起外號‘胖子’‘豬’，並在課後輪流對孩子打巴掌。”朱亮説，孩子老實，被打後他不敢告訴老師，只是推開他們。

朱亮表示，他了解到，孩子在讀三年級時就被多人打過。2023年3月17日，孩子被打了三次。從中午12點15分左右，一直打到下午2點多，下課後又開始打，被打到躺坐在地，對方仍不停手，繼續往孩子肚子上跺腳，造成身上多處淤青。

朱亮説，後來他才知道，這些打人者有同年級和高年級的學生，“有時同一幫人進行毆打，也不斷有新人加入。他們分工明確，有人畫地圖，有人堵截，有人喊人，這是非常典型的校園欺淩。”

朱亮提供的孩子被打視頻截圖（央廣網發受訪者供圖）

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少年法治教育研究”課題組在2020年至2022年針對3108名未成年學生的調研顯示，面對這些校園欺淩，20.3%的學生要再次發生同樣的事才會向老師、校領導或家長報告，還有1.9%的學生從不報告。

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年兒童研究所負責人張曉冰説，被打後，通常孩子內心會産生恐懼。比如，害怕被打得更重，還擔心老師和家長不理解和批評，一般不敢及時報告，除非到了萬不得已，或者達到無法承受的地步，才會説出來。另外，一般老師和家長也是在孩子出現異常反應和情緒時，才會覺察到問題。

在河南省駐馬店市泌陽縣楊家集鄉中心學校教師張莉看來，在遭受欺淩時，這種欺淩並不是短期現象，而是長期現象。但是，很多孩子的性格特徵、從小生活環境和原生家庭有關係，比如自卑、怯弱，加上被欺淩者恐嚇，他們在處理欺淩時，通常選擇沉默，害怕家長不站在他的立場上，甚至想的第一件事兒是家長打罵他。

海南某縣學生李璐便是受害者之一。她説，起初，同學只是指使她幫買東西，逐漸發展為越來越多的人有預謀有計劃地對她毆打，並不斷有新人加入，打她的時候還錄視頻、嘲笑。在多次被打中，因每次被威脅“敢亂説話會被打得更重”，她不敢還手和報警，這也讓打人者認為她“好説話、好欺負”，變本加厲。

重災區

王惠被打時間是今年3月份，當月山東濟寧也發生一起校園欺淩事件。據媒體報道，家長張萌介紹，他兒子在汶上縣某鎮一所小學讀六年級。3月16日晚，當時他兒子被6名學生圍攻，打人者不僅對兒子拳打腳踢、扇耳光，還強迫他下跪吃玻璃。視頻顯示，被打孩子面色恐懼、呆立不動，不敢還口更不敢還手。打人者則氣勢洶洶、洋洋得意，還拿手機拍下了這段視頻。

張萌表示，兒子是單親留守兒童，被人毆打後，內心受到了極大傷害。一個多星期，孩子都不敢見人。打人者在事後不僅沒有道歉，還拒絕賠償醫療費和精神損失費。

與張萌家一樣，朱玲的兒子也是留守兒童。她介紹，孩子讀小學三年級時，她和丈夫便去了外地務工。由於長期在外，她和孩子的交流僅靠週末的閒暇時間，通過打電話和視頻溝通。

朱玲説，她逐漸發現，當兒子讀初一時，從最初的熱情活潑變得略有孤僻，不再主動傾訴在學校發生的事和生活遇到的困難。對孩子來説，她和丈夫陪伴和關心確實很少，時間久了，她能感覺孩子錶現出來的生疏、沉默。甚至，孩子幾次生病都沒告訴她，“我也經常擔心孩子在學校遭到同學欺負。”

張曉冰表示，校園欺淩的對象通常是“老實孩子”。一般多為留守兒童和老弱病殘家庭兒童，這類孩子缺少家庭足夠的關心關懷及健全的引導教育，面對問題也相對孤單，更容易成為欺淩者眼中“好對付”的主要對象。

中國心理衛生協會青少年心理專業委員會副秘書長王斌説，欺淩指的是力量不均衡。據他研究，在欺淩者和被欺淩者中，留守兒童比例比較高，主要原因是留守兒童弱勢的地方是父母不在身邊，缺乏家人的陪伴支援。在物理空間上，與家長的連接較少，空間距離較大。在心理空間上，受到家人支援的資源較少，更易成為被欺淩的對象。甚至，因為不懂得如何保護自己和如何應對，可能會重復性被欺淩，或者被欺淩的程度可能越來越嚴重。同時，有的留守兒童在缺乏對愛的感知和安全感的情況下，也可能成為欺淩者。

張莉説，從教師角度看，校園欺淩事件頻發的原因，需從欺淩者和被欺淩者兩方面來看。首先，在性格特徵上，一般被欺淩的孩子偏內向、格較孤僻、自卑、不太開朗。在家庭方面，一般屬單親、失孤、離異家庭和留守兒童，或者父母性格不太穩定、脾氣不太好，對小孩寬容度不夠。其次，從欺淩者來看，這類孩子相對比較霸道，他們通常三五成群，喜歡結交壞朋友，合夥欺負別人，他們的原生家庭可能也存在問題，造成孩子“畸形”成長。因此，這類孩子的行為體現在校園裏是欺負同學，如果走向社會，則可能危害社會。

4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發佈了涉婦女兒童案件情況。司法大數據顯示，2021年至2023年，全國法院一審審結的涉未成年人暴力案件中，被告人為留守兒童的案件共1835件，佔比22.94%；被告人為單親家庭的案件共556件，佔比6.95%；被告人為再婚家庭的案件共223件，佔比2.79%；被告人為孤兒的案件共19件，佔比0.24%，許多未成年被告人犯罪前缺失家庭關愛和教育。

河南省鄭州市第十九中學一教師兼班主任汪更新表示，除了跟孩子的思想品質有關係外，校園欺淩的發生與家庭、學校教育有關。尤其到了初中階段，學習固然重要，更應加強育人教育。

在她看來，老師和家長應該教育孩子做個什麼樣的人，但有些家庭可能不太重視，只教孩子學習，不教孩子做人，可能會導致孩子産生各種問題。尤其是鄉鎮留守兒童，他們缺乏跟家長的聯繫和老師的溝通，更加缺乏管教或思想的引領，欺淩情況較為常見。

苗頭

“沒什麼特殊原因，僅因一句無心的話，孩子就遭到同學不滿，並叫來多人對他毆打，用拳頭打、用腳踢、用棍子打。”河南新鄉市林兵説。

林兵介紹，今年2月，16歲的兒子就讀于鄭州市一所中專學校。2月28日，班級通知兒子前往一個教室，但孩子剛入學什麼都不知道，問是否需要帶本子，有個同學説了句“問那麼多幹什麼？”，孩子説了句“要你管我！”

他説，因為這句話，當天晚上在餐廳，6名同學把兒子圍住，並開始辱罵。3月3日，幾名辱罵過的同學給孩子打電話説“你來學校就打你”。當天晚上9點，在學校宿舍，孩子遭到6名同學毆打。

林兵提供的醫院診斷書顯示：閉合性顱腦損傷輕型眶骨骨折、右眼球神經損傷和頓挫傷、右側頜面部及眼瞼軟組織損傷、面神經損傷、下肢損傷等多處損傷。

林兵提供的醫院診斷書（央廣網發受訪者供圖）

採訪中，多名孩子被欺淩的家長表示，根據他們與學校交涉情況來看，一般學校並不願定性為校園欺淩，而是常歸結于學生之間“開玩笑、鬧著玩”等，不僅缺乏重視，應對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也不足。

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少年法治教育研究”課題組2020年至2022年針對3108名未成年學生的調研顯示，53.5%的學生遭受過校園欺淩，其中佔比較高的現象包括東西被偷（52.8%）、被取笑或捉弄（37.2%）、被辱罵（33.7%）、遭教師體罰（28.3%）、東西被人故意損壞（20.2%）、被人歧視（19.1%）、不許上課（15.4%）、被人孤立排斥（14.1%）、受到暴力威脅或恐嚇（13.2%）等。

汪更新表示，據她了解，除了少數極其嚴重的校園欺淩，不明顯的欺淩情況更多。比如，幾個同學故意孤立某個女孩，偷偷把別人的東西故意扔到地上或校園裏某處；一些長得高壯的小孩，存在生理上的優勢，對個子低的小孩進行以大欺小、故意把別人的書扔地上、推倒對方凳子、用身子擠個小的孩子。此外，還有網路欺淩，很多孩子利用手機通過網路形式説某人壞話並孤立排擠等。

在汪更新看來，雖然這些看似是“鬧著玩”的小事，其實可能是欺淩的苗頭，或會導致後續發生嚴重的欺淩。因此，學校和老師應絕不能輕視，需留心觀察孩子的情緒變化，對類似欺淩行為，應及時批評教育並疏導、排解，家長和學校需共同協同，做好對欺淩現象苗頭的預防及糾正，必要時及時進行著重的專業心理輔導和教育。

中國社會科學院少年兒童研究中心主任童小軍表示，校園欺淩頻發的原因，與青春期有一定關係，而且具有一定規律。比如，發生階段從小學高年級開始，初中尤為嚴重，而高中後好轉。因為初中生心智不成熟，三觀未形成，因為一件小事，有時就會發生欺淩事件。之所以高年級欺淩事件變少，因為一些欺淩者對錯誤行為達到了知行合一，知道這樣做不對，然後就不做了。

華中師範大學教授、中國青少年心理衛生專委會榮譽委員鄭曉邊説，校園欺淩是青少年成長中易出現的現象，欺淩者往往缺乏法治觀念、有逆反心理，被欺淩者常常是長期受霸淩困惑而退縮，不知怎樣拒絕欺淩和求助，造成欺淩者越來越霸道，被欺淩者越來越弱小。這説明在青少年成長中，心理素養、行為舉止和習慣、性格特徵和法律意識等都比較薄弱，缺乏健康的自我教育、學校教育和家庭教育。

維權難

林兵説，孩子從今年2月28日被打至今一個多月，他一直自己在墊付醫藥費，並尚未見到打人孩子的家屬。“一名家長説有時間過來，另一名家長説五一後過來，其他家長聯繫不上。我質疑學校責任，學校不明確答覆。”

“因為女兒不小心弄堵廁所馬桶，宿舍多名同學對女兒多次踢肚子、抓頭髮、拿拖鞋扇臉。”河南省新鄉市的趙女士説，2022年6月，女兒孫儀在江西省新餘市一所學校就讀時遭到多名同學聯合毆打。

根據趙女士提供的警方詢問筆錄顯示，多名打人者證實了上述毆打原因和毆打行為。

“女兒因此患上抑鬱症，學校説可以去法院告，但不提供證據和相關資訊。”趙女士説，打人孩子監護每人平均在外地，異地調取資訊也很難。她請了律師，費了很大週折，才有所推進。事發至今，她一直在照看女兒和維權，身心交瘁。

近日，記者採訪湖南、河南、山東等地10余名遭遇校園欺淩的學生發現，多數受到校園欺淩的學生不敢告訴家長和老師，可能會引發多次被欺淩，影響被欺淩者身心健康，甚至被欺淩者還引發精神疾病。

多名家長表示，在孩子被打後，由於不少學校和老師不認為這是校園欺淩，且逃避問題，造成後期維權困難，比如無法提供監控、打人者家屬不重視等。尤其一些嚴重的欺淩事件，不但給孩子身體造成巨大傷害，也帶來嚴重的精神傷害，甚至導致孩子患上抑鬱症，等待他們的，可能是孩子長期治療。與此同時，精神傷害的因果關係鑒定，更是難上加難。

多名家長表示，孩子遭遇被打或言語侮辱後身心受到極大傷害，甚至患上抑鬱症（央廣網發受訪者供圖）

北京京師律師事務所許浩律師表示，維權難主要體現在部分欺淩者有反偵查意識，雖然校園有攝像頭，但在欺淩時，通常選擇避開，造成後續調查取證比較難；其次，有時毆打不明顯，但侮辱欺淩比較明顯，調取證據比較麻煩；此外，發生校園欺淩後，學校顧慮輿論性壓力，主管部門可能對學校會調查和處罰，學校便試圖掩蓋、淡化處理，而不是第一時間去保護學生、維護學校秩序，可能進一步導致事情惡化。

他還表示，在維權過程中，如果被打者只是輕微傷，且未滿18歲不予行政拘留，只能進行行政處罰和調解賠償。除非刑事犯罪。即使造成精神損害，很多地方不予立案，也只是行政處罰。如果行政處罰也執行不了，則只能民事去賠償，但週期很長。

“根據現實案例看，起訴未成年人的監護人，如果學校不提供證據，申請法院調令就很難。只有法院開調令，才能把孩子家長資訊調出來，這是第一個關口。通常情況下，起訴後再申請追加或學校提供，成本很高，可能需跑到外地去調取監護人戶籍資訊。”許浩説，抑鬱症屬於精神類疾病，治療週期比較長，需要長期服藥和住院治療，治療費用很高。只有經過司法鑒定後才能確定侵權責任，才可以主張后續治療費用，而法院只支援已經發生的醫藥費部分，對於沒發生的則不能支援。但抑鬱症或其他應急創傷障礙在沒有及時就醫情況下，則不好證明因果關係。因此，軟暴力和語言侮辱導致的精神傷害帶來了鑒定難的問題。

同濟大學教育評估研究中心主任樊秀娣説，校園欺淩帶來的身心創傷和心理陰影將會伴隨被欺淩者長久，甚至終身。很多時候，霸淩行為的産生及愈演愈烈，也跟學校和有關部門敷衍、遮掩，甚至包庇或反向“警告”而造成。有關部門考慮到地區、學校的聲譽，往往採取息事寧人的態度和做法。

防控

針對近期引發廣泛關注的學生欺淩問題，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發言人楊合慶在4月19日在記者會上表示，將積極推動有關方面加強宣傳教育，完善工作機制，促進法律正確有效實施，為未成年人健康成長創造更好的社會環境。

楊合慶指出，2020年修訂的未成年人保護法、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對學生欺淩問題作了有針對性的規定：一是強調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不得放任、唆使未成年人欺淩他人。二是明確學校處置學生欺淩的責任，包括建立學生欺淩防控工作制度，加強日常安全管理；依法認定和處理學生欺淩行為；對相關未成年學生及時給予心理輔導、教育和引導；對相關未成年學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給予必要的家庭教育指導；對實施欺淩的未成年學生依法加強管教；對嚴重的欺淩行為應當及時向公安機關、教育行政部門報告，並配合相關部門依法處理。三是規定教育行政部門應當會同有關部門建立學生欺淩防控制度。

在童小軍看來，屢次發生校園欺淩事件，甚至出現惡性案件，根本原因在於缺乏制度建設去預防和矯正，即崗位設置和工作制度。比如，一個部門或一兩個專業老師負責宣傳預防、鼓勵學生自覺守法意識，接收欺淩報告。在了解欺淩原因後，儘快評估判斷欺淩行為，針對雙方情緒疏導、行為矯正，進行個案管理和服務，及時制止和跟進，不但從專業角度‘結案’，還要有後續干預。從而，打破老師和家長只是“把雙方叫過來批評教育一番”的傳統方法。

“在日常處理校園欺淩事件中，家長和老師不是真正了解校園欺淩的嚴重性，做不到24小時跟在學生身邊，無法保證欺淩者徹底改正錯誤。”童小軍説，調研發現，雖然老師和家長各自盡力，但效果不佳。因為校園欺淩是一種社會問題，需全社會共同應對，並需政府出臺相關制度。

朱亮提供的孩子被打後診斷書和受傷照片（央廣網發受訪者供圖）

中部地區一位長期從事基礎教育工作的某中學校長表示，由於個性差異，個別青少年在校期間的越軌行為屬於較為常見校園現象，在基礎教育階段，學校主要任務之一是加強養成教育，樹立良好的校風學風，規制和減少青少年越軌行為發生。

該校長認為，在校學生之間發生的糾紛衝突，首先應由學校解決，由學校依法依規認定是否為校園欺淩，如果家長對學校處理不服，可以向教育主管部門反映。當然，較為嚴重的暴力侵害，家長向學校反映的同時，也可以尋求公安機關幫助。

張莉説，從教育角度講，校園欺淩雖然發生在學校，涉事主體卻是未成年人，因此不僅是學校教育責任，還需要家長和學校共同參與。雖然老師傳授文化知識和道德品質素養，但改變不了他的家庭問題，所以家長對孩子的付出並不只是金錢，還需要參與孩子的成長過程。相對來説，農村的孩子家長更不重視這點。

在汪更新看來，作為老師，他們要給孩子傳達一個理念，那就是學校和國家永遠站在被欺淩孩子的一方。此外，學校可通過定期班會向學生講解，首先要讓孩子們知道什麼是欺淩，告訴他們欺淩的多種表現形式，然後告訴孩子遇到校園欺淩該怎麼辦。如果發現欺淩情況，有責任給學校或家長上報，這也是杜絕更大欺淩很重要一點。另外，老師也應該告訴欺淩者，這種行為會受到嚴重懲罰。通過該校實踐證明，這種教育方式起到很好作用。（文中王惠、王磊、朱亮、李璐、張萌、朱玲、林兵均為化名 央廣網記者汪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