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關千家萬戶 學生心理健康為何成為國家戰略？

日前，教育部發文決定，組建全國學生心理健康工作諮詢委員會，並據地理區域劃分5大片區，每學年對片區大中小學生心理健康狀況進行一次評估。

教育部相關負責人表示，系列計劃出臺，標誌著加強學生心理健康工作上升為國家戰略。一項來自中國科學院的抽樣數據顯示，2019至2020年青少年抑鬱檢出率24.6%，2021至2022年青少年抑鬱風險檢出率10.6%，焦慮風險檢出率15.8%，需要進行有效干預和及時調整。

兒童青少年心理健康問題為何高發？每學年一次的心理健康狀況評估，能否帶來改變？近日，記者走近醫院和學校進行觀察。

醫院門診“一號難求”

本應于9月讀高二的小穎，眼下已休學在家兩個半月。暑假開始，她白天睡覺、玩遊戲，夜晚常等父母睡著、再偷偷起來看書，造成了睡眠和學習障礙。

而一切的起因，是父母覺得進入高中後，女兒學習壓力增大，趁週末帶她外出散心。在突然被告知要在外過夜時，小穎和父母爆發了從下午持續到深夜的爭吵。此後種種行為，小穎稱是，“對不被尊重的安排的‘報復’。”

11月中旬，意識到行為背後的心理健康風險後，母親帶小穎走進了浙大邵逸夫醫院心理治療師李一飛的診室。

“年初以來，像小穎這樣的青少年患者數量明顯上升，主訴一是厭學，二是遊戲成癮，三是人際關係障礙。”李一飛説，今年該院心理諮詢與治療門診開設數量增加一倍，卻仍“一號難求”。目前，她自己的號已約到三四週後。

心理諮詢與治療門診對面，是醫院精神衛生科診室。副主任醫師張磊每週坐診4個半天，每次放號20個。“基本‘爆滿’狀態。”張磊告訴記者，開學季、考試季是求診“高峰”，近期恰逢秋冬季，又是各大學校期中考試期，青少年心理健康問題集中爆發。

“一號難求”的情況，也出現在杭州市第七人民醫院。兒童青少年心理健康診療中心主任王奕權説，今年科室“忙得像陀螺”，除了杭州，還有從省內外其他地方趕來求診的，市外人數佔比約1/3,“兒童患者以ADHD（注意缺陷與多動障礙）、學習障礙等問題為主，青少年心理健康問題相對複雜，有疾病因素，也有抑鬱、焦慮等心理障礙。”

兒童青少年人群集中的學校，數據也令人揪心。張麗芳是一家心理諮詢機構負責人，也接觸過杭州市檢察院、教育局等開展的青少年心理輔導項目，“以杭州一區為例，去年因心理問題休學的小學、初中生48人，其中約一半已確診抑鬱症、社交障礙等，這一數字還在逐年上升。”

那麼，人潮涌動的門診背後，真的是兒童青少年心理健康問題日趨嚴重嗎？

採訪中，多位專家指出，相比10年前，兒童青少年抑鬱、焦慮等風險檢出率波動不大。數字增大，一方面是國家社會高度關注下，篩查廣度和深度提升，檢出率隨之提高，另一方面是隨著經濟發展和認知水準進步，“病恥感”弱化，主動就診人數增加。

“目前的公開數據都是抽樣調查等‘橫斷面’情況，可靠性有待觀察。當然，20%到25%之間的兒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風險檢出率，確實應該也必須引起全社會重視。”王奕權認為。

接連兩天，記者結束採訪走出診室時，都碰到家長帶著孩子等在門口，臉上有焦慮、有猶疑。緩解他們的不安，正是為了創造更好的未來。

心理問題成因複雜

翻閱中國科學院發佈的《中國國民心理健康發展報告（2021～2022）》，面向3萬多名青少年的調查數據顯示，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家庭結構、父母關係和養育風格是影響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其中，嚴父嚴母養育的青少年抑鬱風險檢出率最高，父母外出工作、多子女家庭、住校的青少年有更多抑鬱、孤獨、手機成癮問題。

“青少年時期普遍特徵是生理上快速發育、心理上渴望獨立，這一階段父母對待孩子的方式也需同步成長。若原本家庭體系不健康，或養育模式調整不到位，就容易産生‘碰撞’。”張麗芳新近處理的個案，問題根源就是父母的嬰幼兒養育模式與青春期孩子渴望獨立自主成長之間的衝突。

就説其中一個行為，女兒9:40晚自習結束回家，到房間繼續學習，母親坐在客廳陪伴，等10:45鬧鐘一響，就起身到女兒房門前敲三下。若沒有回應，這位母親會多次敲門，以提醒“可以睡覺了，明天還要早起”。甚至在女兒熄燈後，趴到地上從門縫觀察是否有動靜。

“母親的行為遭到女兒的激烈反抗，並導致厭學拒學情緒。”張麗芳認為，不管是內源性的焦慮、抑鬱，還是外源性的遊戲成癮、暴飲暴食等，青少年80%以上心理健康問題源於家庭親子間不良的人際互動體驗，並投射到學校，繼續不良體驗，“人際交往體驗愉悅的學生也會玩手機，但不至於成癮。”

採訪中，李一飛格外關注疫情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響。就現階段的高中生、大學生，以及剛剛畢業的本科生來説，過去幾年是培養人際交往能力的黃金期。但教學方式和人際交往模式的變動，打亂了青少年成長節奏。

“疫情期間的線上教學模式，使學生人際互動和訓練減少。疫情放開後，教學轉到線下，不少青少年心理也需調適，這可能也是今年門診量增加的原因之一。”李一飛説。

人是社會的人。採訪中，專家不約而同提到，大家普遍認為成年人受社會壓力影響較大，兒童青少年作為未成年人和被保護的個體，受到影響較小。

但兒童青少年的成長特徵，決定他們是情緒敏感人群。“經濟預期、社會競爭等給父母、老師造成的危機感和焦慮感，會層層傳導到孩子身上，讓他們産生‘怎樣學習都達不到KPI’的無力感和無能感。”張磊認為。

今天，身處技術高速發展、資訊快速傳播時代，通過網際網路等媒介，兒童青少年擁有上一代很難想像的知識和技能廣度。但生理上，調控情緒的大腦前額葉，通常要到成年後才會發育成熟。這意味著，兒童青少年生理成熟度更早，而心理成熟度更晚，因此個性穩定性較差，容易發生資訊過載和行為失控。

“並且青少年的心理問題是連續的。小時候出現較明顯的情緒和行為問題，沒有得到及時糾正，成年後會演變成社會性問題和個人認知能力下降，因此早期干預非常關鍵。”王奕權説，儘管孤獨症、抑鬱症等的成因機制還需探索，但眼下醫療理念和技術不斷進步，通過心理、物理、藥物等手段，很多問題能得到有效控制和治療，家庭、學校、社會不用“望病生怯”。

此外，抑鬱情緒不代表抑鬱症。張磊告訴記者，一般只有抑鬱情緒持續超過兩周，且每天大部分時間開心不起來，難以自我調節，學習工作效率明顯下降，伴有“晨重晚輕”等節律性特點，臨床診斷才會考慮抑鬱症。因此，也不必把問題放大，變成驚弓之鳥。

變治“已病”為治“未病”

上工治未病。兒童青少年心理健康問題有強爆發性，又有隱蔽性和反覆性，容易被忽略甚至忽視。把心理健康服務“關口”前移，把問題解決在萌芽之初，至關重要。

事實上，從國家17個部門聯合印發的全國學生心理健康工作專項行動計劃，到設立心理健康工作諮詢委員會，承擔大中小學心理健康工作研究、指導等職責，並直接受教育部領導，再到設立5大片區，規定每學年開展一次全面評估，既體現前所未有的高規格，也透露從“治已病”向“治未病”的理念變革。

“生物、心理、社會、環境等因素都會對兒童青少年心理産生影響，因此呵護他們的心理健康也需多方主體努力。其中，作為離孩子最近的家長，不僅要負起監護職責，更要學會傾聽和共情。”在張磊看來，這個時代對父母要求很高，代際之間的資訊差異拉大、溝通難度提升，而他們自身也有很多原生家庭、社會壓力等問題沒有解決。但不管怎樣，做一名合格的、能成長的家長，這是一門必修課。

針對家長的監護監督行為，王奕權特別強調，父母要增強識別能力，例如針對青少年玩遊戲，要看他們是有正常的線上線下交際，還是通過遊戲回避正常社交，以及有無成癮傾向，“不能一棍子打死。”

家庭以外，學校也處於預防兒童青少年心理健康問題的一線。對於高中大學階段的學生，在校時間甚至比在家時間更長。在採訪中，專家認為要把心理老師這一群體作用充分發揮出來。

當前，學校普遍設置了心理老師崗位，但因缺乏臨床經驗，他們識別、干預青少年心理健康問題能力較弱，還有部分是兼職。

對此，杭州七院聯合杭州市教育局開展了一項醫教聯合行動，每年面向杭州所有學校心理老師進行為期三天的培訓，並到醫院跟崗見習兩天半。今年，跟崗時間進一步拉長，變為寒暑假實習，以提升心理老師專業水準。

此外，王奕權介紹，去年，杭州市兒童青少年心理診療中心還在淳安、桐廬等地設立8個分中心，推動醫療、教育等專家力量“下沉”。此外，科室醫療助理隊伍裏也吸納了不少教師成員，一個從發現到干預再到治療的體系逐步形成。

“近年來全國各地學校陸續開設勞動課，去年教育部印發義務教育勞動課程標準，這是一個好信號。”張麗華建議，大中小學還應開設生命課程，包括心理教育、哀傷教育等。

她認為，這對兒童青少年正確識別情緒、理解人生、認知世界等有重要意義，也是心理健康問題防患于未然的重要策略。（浙江日報 沈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