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百科 | 社交焦慮：阻礙人際交往的內心攔路虎

中國網心理中國資訊：社交焦慮障礙的特徵是對在可能成為他人關注焦點的社交場合出現明顯、持續和反覆的恐懼或焦慮。其中負面的社會評價導致人們在社交情境中試圖避免或經歷顯著的痛苦，這種恐懼、回避或痛苦會導致患者在社交、職業或生活的其他重要方面遭受嚴重的個人痛苦或臨床上顯著的損害。

通常來講，社交焦慮障礙的發病可能源自兒童早期，也可能是在一次緊張或尷尬的經歷之後。這種疾病是最常見的精神障礙之一，平均發病年齡為13歲，它與兒童時期的害羞和行為抑制有關。如果不治療，通常會伴有慢性和不間斷發作，這可能會導致青春期社會功能的嚴重損害。

總體而言，社交焦慮障礙患者在社交上是孤立的，很難與人建立友誼和親密關係。他們更多地關注自己，關注負面和威脅性資訊，導致回避社交場合，從而引發生理喚醒（如心慌心悸、呼吸急促等）。

由於社交焦慮障礙的患病率相對較高，臨床上已經提出了幾種有效的藥物和心理治療方法，其中之一是認知行為療法。雖然認知行為療法是一種有效的治療社交焦慮障礙的方法，但根據研究，只有35%的社交焦慮障礙患者接受了治療，許多患者仍未接受治療或延遲尋求治療。除了費用高和獲得治療服務的不可及性之外，避免社會交往和自我暴露的不適也是影響個人接受治療的原因。

社交焦慮如何損害人際關係

毫無疑問，患有社交焦慮的人比其他人擁有更少的社會關係。與普通人群甚至患有其他焦慮障礙的患者相比，他們的朋友更少，約會和性關係更少，結婚的可能性也更小。

話雖如此，我們對社交焦慮的人如何在他們發展的親密關係中發揮作用知之甚少。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有學者研究了社交焦慮障礙患者的婚姻關係（親密伴侶關係），發現有伴侶的患者比沒有伴侶的患者生活滿意度更高。然而，雖然他們的生活比沒有伴侶的患者滿意度更高，但他們同時報告了更多的婚姻痛苦。社交焦慮障礙患者的情感和社交親密程度較低，更有可能表現出恐懼或不安全的依戀模式。他們也更傾向於將導致消極關係事件的原因歸於配偶的某些穩定特徵，表現出對伴侶的態度更消極，以及更多地責備伴侶。

一個有趣的發現是，社交焦慮的人也過度依賴他人，這一現象反映了他們對少數關係的依賴。社交焦慮的人過度依賴他人，不能堅持自己的需求，顯然是經歷了更持久的社會壓力。

總之，即使社交焦慮障礙患者發展了人際關係，但與沒有社交焦慮的人相比，他們認為這些關係並不那麼親密，不那麼實用，也不那麼令人滿意。

人際交往過程怎樣維持和延續社交焦慮

社交焦慮障礙患者通常會避免與他人進行眼神交流，他們試圖通過避免可能導致他人負面評價的刺激來調節自己的焦慮。雖然避免眼神接觸可以暫時減少焦慮，但當一個人在社交場合感到恐懼時，也可能會避免眼神接觸。反過來，無法從眼神交流中獲取資訊會導致社交焦慮。因此，社交焦慮障礙患者可能覺得這種安全行為保護了他們，而實際上維持這種行為就好比是焦慮的惡性迴圈。

社交焦慮是由對社會交往的過度消極信念所驅動的，而這種信念是由自我關注、適應不良的安全行為和消極的自我意象所維持的。患有社交焦慮障礙的人害怕受到他人的負面評價，這種認知偏差導致了對自己的注意偏差，使他們無法準確地感知社會情境並利用這些資訊來指導自己的行為。因此，患有社交焦慮障礙的人更有可能避免社交場合或使用安全行為來應對焦慮，這就造成了惡性迴圈。

社交焦慮障礙患者會在自己和他人之間建立消極的人際迴圈，在這種迴圈中，他們會採取引起消極反應的行為策略。這樣的行為方式會破壞關係的發展。

那麼問題來了，他們為什麼會這樣做呢？認知理論專家對這種功能失調行為的傳統解釋是，社交焦慮個體存在社交技能缺陷，他們不能學習有效的社交行為，他們的焦慮在某種程度上是對這些缺陷和由此産生的負面反應的反應。

與此同時，人們越來越認識到社交焦慮障礙患者並不總是表現出回避或適應不良的社交行為。適應不良行為主要取決於社會環境，諸如即將到來的評價和模糊性等因素會觸發患者的自我保護行為，以避免焦慮。只有當特定的情境線索（即社會威脅）出現時，才會出現功能失調的社交行為。

此外，在積極評價條件下，他們對友好的社會暗示比對模糊的社會暗示能夠做出更積極的語言和非語言行為，表現出更積極的親社會行為。因此，當社交條件合適時，社交焦慮障礙患者能夠做出引發積極人際反應的行為。

由此可見，社交焦慮障礙患者在管理社交活動時使用的行為策略有一定的靈活性。這種靈活性似乎與社交技能缺陷的概念不一致，這意味著它是一種慢性行為缺陷。

關注社交焦慮障礙治療中的工作聯盟

在社交焦慮障礙患者的發育史和社交行為中發現的人際異質性是否會影響治療反應？研究證明了這一點，一些人際交往模式與治療效果不佳有關。

在治療時需要特別注意，社交焦慮障礙具有的焦慮特徵和功能失調的人際行為或許會損害患者與治療師合作的能力，從而影響患者從治療中獲益。有兩項研究對患者和治療師的工作聯盟進行調查，得出了不同的結論，社交焦慮障礙患者和治療師之間的工作聯盟不影響團體認知行為治療。相反的，積極工作聯盟對個體認知行為治療的影響較大。

研究還發現，治療師對患者易怒的感知會影響建立積極的工作聯盟。個體治療和團體治療對患者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在個體治療中，患者是治療師關注的唯一焦點，涉及更強烈的人際接觸，因此容易引起患者對人際安全行為（例如，易怒）的更大依賴。如果不加以解決，這些行為會損害工作聯盟和治療結果。

然而，建立治療聯盟的困難可能僅限于某些個體。在一小部分社交焦慮障礙患者中，童年期經歷父母虐待的人，更難與治療師建立積極的治療聯盟，有受虐待史的患者從治療中獲益較少。

在動態人際治療中，患者與治療師的互動可以説是一個機會，能讓患者體驗他們對他人行為的期望和解釋中的偏見是如何導致他們在治療過程中出現適應不良行為的。因此，探索會談中的互動是一种經驗性的治療策略。

大多數心理治療師都認為，患者和治療師之間的敵對關係會增加治療的退出和失敗。治療師或患者對工作聯盟的不滿表明治療沒有有效地解決患者的關鍵問題。根據這一觀點，治療師可以利用他們的觀察和反應來識別患者以前未被認可的社交信念或人際安全行為，並作為重新評估治療重點的線索。治療師需要在治療早期識別消極的人際模式，以便解決這些問題，使治療取得成功。

要考慮的是，現有的治療方案可在多大程度上促使患者發展親密關係。重要的是要確定焦慮相關症狀的減少是否能使患者建立親密關係，或者治療是否必須專門針對關係的發展。與此同時，為人際問題提供更多結構化的、問題解決式的人際策略，可考慮與認知行為治療有效地結合起來。

社交焦慮障礙患者在人生的各個階段，都可能面臨更少、更消極的社會關係。社交焦慮的人不僅與父母、同學、朋友和伴侶的互動不太令人滿意，而且充滿了問題。在每一個發展水準上，這些人的行為會引起他人的負面反應，包括來自父母的侵入性控制和嘲笑，來自同學的不友好，以及脫離成年人正常的關係發展。同時其他人的消極反應使得他們延續或加劇了社交焦慮。

社交焦慮障礙患者面臨各種人際關係問題，他們之間的人際差異會影響治療結果。一些患有社交焦慮障礙的人會有過度依賴傾向，有些人是挑剔和好鬥的，還有一些人是不自信和膽小的，這些差異從何而來，又是如何影響關係發展的呢？

有一種可能性是，人際變異性産生於不同的社會發展經驗。然而，它們也可能反映出天生的性格特徵，如隨和性或攻擊性。確定哪些社會認知和人際行為是社交焦慮障礙所特有的，哪些是與其他障礙共有的，這也將是有益的。社交焦慮障礙患者的行為是否被概念化為安全行為、焦慮相關抑制或社交技能缺陷，識別引發負面社會反應的具體行為將為認知行為治療提供資訊。

友好的非言語行為和互惠的自我表露是關係發展的關鍵基石。如果是這樣的話，針對這些反應的治療是否比主要關注減少焦慮的治療更有可能在臨床上顯著改善患者的生活品質呢？

除了焦慮相關症狀外，社交焦慮障礙患者還有人際交往的歷史，這些經歷塑造了他們對自己和他人的信念、人際交往策略以及對治療的反應。他們和大多數人一樣，希望得到社會的認可和親密感，但他們的信念和策略使他們陷入了惡性的人際迴圈，阻礙了他們實現這些目標。治療的最終目標應該是讓社交焦慮障礙患者建立更親密、更滿意的人際關係。（《心理與健康》雜誌特約供稿 于皖豫/清華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