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專家：水下考古與長江口二號古船的意義

法國歷史學家費爾南·布羅代爾曾説：“連接陸地的不是大海，是航海的人”，海洋佔據了地球表面71%的面積，陸地只佔29%的面積，在中國，陸地有960萬平方公里，海域有400萬平方公里。

11月21日，長江口二號古船的順利打撈，讓公眾把目光再度聚焦水下考古。《澎湃新聞·古代藝術》近日專訪了國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副主任孫鍵，邀請他暢談水下考古與遺産保護。

“從目前已經掌握的資料，初步判斷這條船有可能是沙船。沙船最早起源於唐代，首先在今天的上海崇明一帶使用。真正沙船的出現應該在明嘉靖年間，而這條沉船的年代我們把它定在同治時期，正好處於中國歷史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如果把絲綢之路看成線的話，中國正好處於絲綢之路的一端，那麼這條船在絲綢之路一端的一個區域貿易體系裏邊，上海作為當時對外輸出或者對外交往的核心點，這條沉船有很多值得我們去研究關注的地方。”孫鍵説。

澎湃新聞：水下文化遺産的具體定義是什麼？我們每年會對陸地上的文物進行普查，我們國家的水下文化遺産分佈狀況怎麼樣，有沒有一個針對水下文化遺産的全面普查？

孫鍵：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第31屆大會上正式通過了《水下文化遺産保護公約》。《公約》規定水下文化遺産是指至少100年來，週期性地或連續地，部分或全部位於水下的具有文化、歷史或考古價值的所有人類生存的遺存。現在我們對於水下文化遺産的概念認定也越來越寬泛，一些近現代還不到100年的遺存，比如二戰時期跟重大歷史活動有關的遺跡也可以被認定為水下文化遺産。

水下文化遺産的類型很多樣，有些因為經歷滄海桑田的地理變化，被淹沒于海底，比如中國台灣海峽“東山陸橋”，它曾是連接兩岸的“橋梁”，由於氣候變暖，海平面回升，被淹沒在海底；有些因為人工修建大壩水庫，造成陸地遺物沒入水下，比如浙江千島湖水下古城；還有因為地震等自然災害，像埃及的亞歷山大港，因為大洪水這個原因，整個亞歷山大舊港被埋到水下；當然沉船還是最顯著、最著名、最熟悉的遺址類型，佔據了水下文物資源的絕大部分內容。

我們的水下文化遺産的普查工作當前正在做，也是我們現階段的一項重點工作，明確寫入國家文物局的十四五考古工作規劃裏邊。跟陸地上的文物普查不一樣，人在水底的活動範圍和效率要低很多，我們除了對已有的線索進行核實，比如通過查閱檔案文獻，另外一個就是走訪，比如民間的活動、漁民有沒有偶然的發現。現在還有一個手段就是跟海洋局等涉海部門合作，在他們做海域調查的時候，也把文物納入進來，及時共用資訊。

　　浙江千島湖水下古城（圖源：網路）

即使是這樣，因為海域面積廣大，每次調查的範圍都很有限。我們會劃定不同的區域，比如從文獻記載、從歷史航線角度考慮哪些地區最有可能存在水下遺跡。比如在上海的長江口，它就是一個重要的航線，有大量的船舶從這裡經過，那麼這個區域就會作為一個重點海域進行調查。再比如我們正在做的福建平潭海域，那在以前是海上絲路、南北交通要道，我們在這一海域會進行網格化、全覆蓋式重點調查，持續不斷地去做，再跟其他海域相連，爭取對中國沿海海域做一個全面性的調查。

到現在為止，我們已經掌握200多處沉船遺址，還有一部分是在內水，比如在鄱陽湖、大運河都發現過很多著名的沉船，比如太倉元代古船、山東柳孜運河遺址發現的沉船都屬於這種情況。

《水下文化遺産保護公約》規定原址保護、最小干預、尊重人體遺骸和祭祀性遺存、公眾意識與教育等保護原則。《公約》傳遞的理念就跟我們陸地考古一樣，並不是説見了沉船等遺址就要去發掘。在不具備條件的情況下，我們更多是鼓勵原址保護，特別是對於水下遺産，在很多時候我們是鼓勵觀眾無害性的進入。你可以去看的，因為潛水對於在幾十年前是很難的事，在今天越來越容易，隨著科技的發展它會更容易，這樣公眾是可以去看去體會的，比如在義大利、希臘都有，把淹沒在水下的羅馬莊園，由考古學家、文物保護專家進行修復復原，甚至把青銅雕塑打撈起來，做好保護和修復處理以後再放回原處，這樣觀眾可以近距離地觀察和體驗不同時期的水下文化遺産，或者説人類早期創造的這些文明。

所以最重要的工作其實文物的普查？只有把資訊掌握全面，才能為以後的保護工作做好準備。

澎湃新聞：中國現代考古學走過了百年發展歷程，水下考古從誕生至今35年，經歷了怎麼樣的發展歷程？我們國家目前水下考古處於何種發展水準？

孫鍵：中國水下考古起步于1980年代末，當時有兩個事件作為導火索。一個事件是1986年，英國人邁克·哈徹在荷蘭阿姆斯特丹公開拍賣從我國南海沉船上打撈的瓷器和金器，文化部文物事業管理局知道後委派故宮博物院陶瓷專家馮先銘、耿寶昌赴荷蘭考察拍賣事宜。受這一事件刺激，他們回來後撰寫了《我國陶瓷專家建議重視水下考古工作》的報告，提議在中國開展水下考古的相關工作。巧的是一年後，“南海一號”被發現了。1986年，英國的海上救撈公司與廣州救撈局合作打撈“萊茵堡”號沉船。結果“萊茵堡”號沒找到，找到了“南海一號”，我們隨後中止了中英聯合打撈。

而彼時中國水下考古中心剛成立，並不具備打撈搶救海底遺存的能力。在這兩件事的刺激下，等於催生了中國水下考古工作。

這就要説到當時的中國歷史博物館館長俞偉超先生，他是中國水下考古事業的開創者、水下考古學奠基者。他于1987年創立水下考古學研究室。在當時一無人才，二無技術背景下，國家文物局選派人員赴荷蘭、日本學習潛水技術、水下考古。

講到這不得不提到“南海I號”的命名，當時中國剛開展水下考古工作，俞先生是中日聯合南海水下調查隊領隊，沒有用最小地名原則，用I編號是希望水下考古能發展壯大，1、2、3……不斷有新發現新發展。是一種期許。俞先生是了不起的考古學家。

剛接觸水下考古時，我們採取請進來和走出去的辦法，一方面請日本水下考古學研究所所長田邊昭三教授前來授課，另一方面派遣人員前往荷蘭、美國學習。1989年，我們和澳大利亞阿德萊德大學和西澳大利亞海洋博物館合作，舉辦了第一期中澳水下考古專業人員培訓班，共11人，就這樣一支初步的水下考古隊伍算是建立起來。

我們第一次開展水下考古工作是1990年中澳合作在福建定海灣進行水下考古調查。1991～1997年，綏中三道崗元代沉船發掘是我們國家靠自己的力量獨立做的水下考古發掘，是中國水下考古的大事件。之後我們在1999年又舉辦了第二屆水下考古培訓班，這樣我們水下考古的隊伍就逐漸壯大。

我們國家的水下考古事業，可以説是經歷了一個從小到大，從弱到強的過程，已在世界範圍內處於一個前沿的地位。比如，我們擁有一支穩定的水下考古專業人員和水下文物保護專業人員的團隊。擁有專門的考古工作船和數個水下考古科研基地。同時水下文化遺産的調查和發掘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豐碩成果，如南海I號沉船、華光礁一號沉船、南澳一號沉船、碗礁一號沉船、小白礁一號沉船，以及當下正在發掘的長江口二號古船等。

我們現在也做深海考古，就是借助“深海勇士”深潛器、rov開展深海考古，但是它的代價和成本是非常高的。在國外也一樣，比如法國的“奔向月球”深海實驗考古計劃也是開展千米的深海考古，我們在西沙也做千米的深海考古工作。

澎湃新聞：我們國家現在的水下考古隊伍和人才培養路徑是怎樣的？您本人有著30餘年水下考古實踐，能談談您的親身體會麼？

孫鍵：從1989年開始，我們國家舉辦了第一屆水下考古專業人員培訓班，到現在為止已經舉辦過9屆，培養了大概200余名專業的水下考古隊員。其中頭幾期培訓出來的考古隊員，隨著他們年齡的增大，包括工作崗位性質的變化，真正在一線從事水下考古工作的大概只有80~100人，而且他們往往還都承擔了田野考古工作。

參加培訓班的基本都是已經有考古專業背景的人，這樣他們經過潛水技能的訓練，去從事水下考古工作。把一名潛水員培養成考古專家是很困難的，但是教會一名考古專家潛水工作相對來説是更容易的，這也是各國培養水下考古人才的主要方式。

水下考古學實際上還可以看作是田野考古學在水域的延伸，他們的方法論其實都是一樣的。水下考古專業人員培訓班主要涉及兩方面的內容培訓，一個是潛水培訓，另一個是業務培訓。業務培訓主要就是熟悉一些水下考古工作的技巧，使用的工具，使用的物探調查方式，甚至包括一些研究領域的變更。

在我看來，水下考古並不神秘，它就是一份普通的工作，我們不能把水下考古工作神秘化、神聖化。可能以前潛水是一件比較困難的事情，現在已經變得越來越容易了，包括以後會出現人工鰓，可以直接從水裏獲取氧氣，潛水就更容易了。

我始終認為科技的進步會改變一切，以前我們説水下考古學家的一個必備條件要能夠潛水，能夠實地操作，但是隨著rov水下機器人、 auv無人自主潛航器甚至深潛器的大量使用，很多考古學家已經沒有必要再親臨水下了，我們可以通過rov機械臂、通過各種手段去開展工作。對於水下考古工作而言，這是一件好事。因為真正潛水在水下做考古工作受到的時間限制非常大，效率會很低，在不同的水深，水下停留的時間通常都是以分鐘計算的。有了科技手段輔助，考古工作者可以花更多精力和關注點在出水文物的研究上。像義大利、法國的一些水下考古學家，他們已經更多地把自己的領域跟興趣轉移到研究方面，潛水只是一個輔助手段而已了，它不是決定性的手段了。

澎湃新聞：能跟我們描述下您在水下考古潛水時候的感受麼？

孫鍵：年輕的時候我很享受這種感覺。潛水的時候會有一種自由感和放鬆感，特別是水環境好的時候，像宇航員都要進行潛水訓練的，因為在水環境下你是一個零浮力的狀態。

法國最著名的海洋探險家雅克.伊夫.庫斯托拍攝的深海題材的長紀錄片《沉默的世界-Le monde du silence》，以清晰逼真的圖像、絢麗奪目的色彩展示人類過去不曾到達的海底世界。影片講到在水中有種自由翱翔的快樂。當然這是潛水本身，作為水下考古工作者，當你通過在水下工作去觸摸到真實歷史的時候，這種感情是不一樣的。

澎湃新聞：“長江口二號”古船是繼“南海一號”整體打撈時隔15年後，我國再次對水下古代沉船開展整體打撈。二者之間呈現出哪些不同？上海也存在豐富的水下文物資源，其水下遺産保護之路應該怎麼走？

孫鍵：目前全球水下沉船考古的打撈方式主要有三種：一是提取船上文物後拆解打撈沉船；二是採用圍堰抽水進行考古發掘後再打撈沉船；三是特製沉箱將沉船、文物與其周圍海水、泥沙按照原狀一次性吊浮起運整體打撈。具體採用哪種打撈方式，要根據不同的遺址類型和特點來進行設計。“南海I號”是一條宋代的商船，滿載貨物，當時我們也設計了兩個方案，一是在水下發掘，但是中國沿海水域水體濁度高，水下能見度低， 採用水下發掘會損失很多重要的資訊，所以最終決定採用整體打撈的方式。“南海一號”當時是做了一個方形沉箱，用鋼梁從底部將其封閉，然後整體提起。“長江口二號”古船採用的是世界首創的技術方案“弧形梁非接觸文物整體遷移技術”。相較于南海I號古船，它在工程技術上進一步創新了，充分展現了我國水下考古和水下文化遺産保護能力的顯著提升。

對上海水下文化遺産保護的建議有兩點，一是繼續開展重點水域的調查工作，爭取能有新的發現。上海作為中國最重要的對外貿易港口，到現在為止有接近200年的歷史，應該存在大量的水下文化遺産。加強水下文化遺産的普查工作，摸清它們的分佈，這樣才能為以後的保護工作做準備。

其次對類似于“長江口二號”古船做技術性保護，因為文物保護工作的難度很大，上海在這方面積攢了豐富的經驗，相信能夠為以後其他類似的沉船和出水文物的保護提供經驗，既要吸收別人的經驗，也能給別人提供經驗。

澎湃新聞：從目前已經掌握的資料，能基本推測長江口二號古船的性質、航線等資訊麼？您如何評價此次“長江口二號”古船打撈的重要意義？

孫鍵：從目前已經掌握的資料，初步判斷這條船有可能是沙船。沙船最早起源於唐代，首先在今天的上海崇明一帶使用。真正沙船的出現應該在明嘉靖年間，而這條沉船的年代我們把它定在同治時期，正好處於中國歷史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機械動力或者説現代化的輪船開始取代了帆船，中國的帆船在這一時期仍然在頑強地運作。從船貨目前的性質來看，它很有可能走的是從中國內水長江口水系一直到北方東北亞地區的一個航行路線；從它的出水器物來看，中國的北方，包括天津、遼寧甚至説到朝鮮都有類似的器物，如果把絲綢之路看成線的話，中國正好處於絲綢之路的一端，那這條船在絲綢之路一端的一個區域貿易體系裏邊，上海作為當時對外輸出或者對外交往的核心點，很多內陸的貨物都是要通過長江口、通過沙船輸入到不同的地區，而且再從東北將不同的豆子、油類作物再帶回到上海，這樣才能完成一個迴圈，這是非常有意思的，跟我們以前做過的很多沉船都是去印度洋、東南亞地區航線路線以及航行方式都有不同。這條沉船有很多值得我們去研究關注的地方。

　　2022年“長江口二號”沉船打撈 大力號與奮力輪

我認為長江口二號古船的發現大致有以下幾方面意義：一、長江口二號古船的發現是通過有計劃的文物普查，先後經歷多年調查，是按照我們國家進行全面的水下遺産普查發現的成果之一，跟很多沉船的偶然發現不同，體現了我們水下考古工作的主動性，這點對於我們以後摸清水下文化遺産家底的工作是非常有意義。對於我們國家的考古工作而言，現在最重要的是事情就是要摸清水下文化遺産的範圍、現狀保存的數量。二、長江口二號古船考古是通過大量運用科技手段，無論是前期的勘測到一些數據化採集，大量水深的科學設備，增加科技賦能，對水下考古是一個很好的範例。這次的發掘它不光是一個考古工作，它從考古到保護到展示利用都做了綜合考慮和綜合的安排，這也是一個進步。三、長江口二號古船對於研究清代晚期中國近代的經濟史、社會的變革具有重大意義。其次是對於研究航海史、造船史，哪怕是説中國傳統的造船術日漸式微，逐漸退出歷史舞臺，仍然提供了一個很難得的標本。（記者 陳若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