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之路上的貴霜帝國

貴霜帝國是西元1-3世紀前後出現于中亞和印度西北部的古國，一般認為它是由月氏五翕侯之一的貴霜翕侯丘就卻所建。由於材料的缺乏，有關貴霜帝國的研究主要靠考古發掘。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中葉，亞歷山大·坎寧漢、約翰·馬歇爾等學者先後在塔克西拉、查爾薩達等地發現貴霜時期的遺存。這些遺存多位於現今巴基斯坦和印度，學者們便將貴霜歷史納入古代印度歷史的範疇。1922年出版的《康橋印度史》第一卷就有部分章節涉及貴霜歷史。1934年，蘇聯工人們從阿姆河中意外打撈出一片兼具希臘風格的佛寺裝飾殘片——“阿爾塔姆裝飾帶”。以此為契機，莫斯科艾爾米塔什博物館舉辦了第三屆國際伊朗學大會，會上展出的蘇聯中亞考古成果，激發了人們在古代巴克特裏亞（現在的烏茲別克南部和阿富汗）進行大規模考古活動的熱情。經過多年的研究發掘，尤其是以泰爾梅茲老城、卡爾恰揚為代表的貴霜中亞地區的遺址被陸續發現，它們與印度西北部的貴霜遺址一起構成貴霜帝國的城市圈，為我們探討貴霜帝國在絲路中南段的開拓以及絲路文化融合與傳播上所發揮的作用提供了依據。

貴霜帝國的建立，從客觀上推動了絲綢之路的拓展。早在波斯帝國時期，東地中海地區與中亞和印度西北部就已經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商貿與文化聯繫。自亞歷山大東征後，中亞和印度西北部在一定程度上捲入了希臘化的浪潮之中。在中亞和印度西北部廣泛流通的希臘化手工藝品和錢幣、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的希臘化城市，維繫著從東地中海到印度河流域商貿的聯繫。受民族遷移的影響，東西方的經濟文化往來在西元前2世紀中期受到一定衝擊，但從西元1世紀開始，這一局面得到改善。在南線，自羅馬帝國時期開始，印度洋季風規律被船員們所掌握，從埃及到印度的直航已經成為可能；在東方，張騫的兩次出使和漢武帝的反擊匈奴，也基本上打通從玉門關到費爾幹那的東線；在西部，帕提亞帝國的米特裏達特二世正勵精圖治，積極反擊塞人，打通從木鹿到阿姆河流域的商道。作為當時絲綢之路中央十字路口的霸主，貴霜人自然也不例外，貴霜帝國的建立與擴張結束了這一地區自西元前2世紀以來分裂戰亂的局面，為絲綢之路各支線在中亞和印度西北部的匯聚，提供了有力的保證。

貴霜境內的城市在絲綢之路的拓展和東西方文明的交流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從地理上看，泰爾梅茲、貝格拉姆、布色羯邏伐底、塔克西拉、秣菟羅等著名的絲路城市，都是貴霜人在原亞歷山大、塞琉古王國、巴克特裏亞希臘人、印度—希臘人、印度—斯基泰人、印度—帕提亞人甚至是印度人所建城市的基礎上逐步拓展而來。貴霜人出身遊牧，並沒有太多建造城市的經驗。當他們通過軍事擴張，將這些城市納入了自己的版圖後，基本上都保持了這些城市的原有結構，並以它們為模版，在一些交通要道上建立起新的城市。這些城市的出現，使得遠行的商旅有了依託，而城市數量的增加帶動了人口的上升，人口的上升又帶動了商貿的需求，絲綢之路中南段在貴霜帝國時期的定型正是得益於此。此外，貴霜人還通過軍事控制和羈縻政策等手段，與印度西部各港口建立起了聯繫，這使得絲綢之路的海路和陸路最終得以在貴霜帝國境內交匯。北方草原的皮毛、印度的香料、中國的絲綢和漆器、地中海的葡萄酒、希臘—羅馬式雕塑藝術品都通過這條海上絲綢之路得以進入貴霜帝國腹地，為後來犍陀羅地區佛教藝術受到希臘—羅馬藝術的影響，逐漸走向繁榮，做了必要的準備。

在絲綢之路拓展的同時，絲路不同文化也對貴霜帝國産生著潛移默化的影響。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錢幣。早期貴霜錢幣的數量較少，基本上以仿製或者二次打壓為主，大部分冒用原希臘巴克特裏亞王國國王的名義發行，風格也是典型的希臘式錢幣。自貴霜帝國建立後，國王丘就卻開始以自己的名義發行錢幣，但由於帝國草創，其錢幣尚未定型，大多數錢幣依然保留著希臘化錢幣的雙語幣特徵，仿製和二次打壓現象依舊存在。貴霜錢幣的最終成型是在第三任國王威瑪·卡德費賽斯時期。可能是出於商貿的考慮，威瑪·卡德費賽斯對銅幣的重量進行了一定的調整，其面值雖然依舊以希臘式錢幣的德拉克馬為單位，但是4德拉克馬的重量已經從原來的9克左右上升為16克左右。為了與之配套，威瑪·卡德費賽斯還發行了2德拉克馬（8克）和1德拉克馬（4克）兩種較小面額的銅幣。同時，受由海上絲綢之路開通所傳入的羅馬金幣的影響，貴霜金幣也在威瑪·卡德費賽斯時期出現並成為貴霜帝國的主要幣種之一。貴霜金幣主要以羅馬皇帝奧古斯都的金幣為標準，分成1第納爾和2第納爾兩個單位，1第納爾的重量大概在8克左右。雖然，迦膩色伽一世及其之後貴霜國王已經不再使用德拉克馬或者第納爾作為其錢幣的面值，但是希臘式錢幣正面王像背後神像的傳統，以及希臘式錢幣中的1比4兌換比例，始終在貴霜錢幣中存在，並影響了後來的薩珊波斯和寄多羅貴霜的部分錢幣。

如果説，錢幣的形制是受絲綢之路貿易的影響，貴霜錢幣上的神靈形象則更多體現的是貴霜人依據需要對絲路不同文化的刻意選擇。在貴霜帝國建立之初，中亞和印度西北部地區的文化格局呈現出希臘文化、波斯文化和印度文化三足鼎立的局面，希臘文化甚至在一些地區還佔據著一定的優勢。因此，丘就卻等早期貴霜國王在錢幣上保留了希臘神靈的形象。到了威瑪·卡德費賽斯時期，伴隨著向印度擴張的勝利，以濕婆神為代表的印度神靈形象，開始廣泛出現在貴霜帝國的錢幣之上。從迦膩色伽一世開始，希臘化文化逐漸衰落，瑣羅亞斯德教和印度教的神靈逐漸成為貴霜錢幣上神靈形象的主流，尤其是胡韋色迦一世的錢幣。雖然，胡韋色迦一世的錢幣號稱“貴霜帝國的萬神殿”，但實際上大部分都是瑣羅亞斯德的神靈，其次是印度的神靈，希臘神靈的形象或被取代，或直接消失。

絲路不同文化在貴霜帝國境內交匯的同時，貴霜帝國本身也承擔起了絲路不同文化傳播的任務。貴霜帝國時期傳播最廣的當屬佛教。雖然，“迦膩色伽王皈依佛教”一説很可能是後人的一種假托，相關銘文和錢幣學證據均不支援這一説法。但是，得益於貴霜帝國對多元文化的寬容，原本流傳于恒河地區的佛教大眾部得以進入北印度，它們與流傳于印度西北部的其他文化相結合，最終推動了大乘佛教的出現和犍陀羅藝術的繁榮，也讓佛教在中亞站穩了腳跟。同時，以瑣羅亞斯德教為代表的其他宗教因素也借佛教之力，在貴霜帝國時期得到迅速發展和傳播。到了迦尼色伽一世時期，貴霜帝國境內的瑣羅亞斯德教信徒數量顯著增加，瑣羅亞斯德教的地位與佛教幾乎並駕齊驅，甚至在某些地方還超越了佛教。瑣羅亞斯德教神祇在貴霜錢幣上數量眾多就是最明顯的證據。

總的來説，在西元前2世紀民族遷徙的浪潮下，中亞和印度西北部以希臘化文化為主導的文化格局受到了一定程度的衝擊。希臘化文化主體地位的削弱，波斯文化、印度文化等地方文化的復蘇，讓絲綢之路多元文化並存融合的特徵變得更為清晰。貴霜人的擴張與貴霜城市的建立，影響了從中亞到南亞次大陸的絲路走向，推動了絲路不同文化在貴霜帝國的匯聚和傳播。

（作者：龐霄驍，係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