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探索：作者及其所記錄的周人故事

廖名春 曲阜師大孔子文化研究院特聘教授，清華大學歷史系長聘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先秦典籍和出土文獻、中國思想史的研究和教學。著有《周易研究史》《周易經傳與易學史新論》《周易經傳與易學史續論》《帛書周易論集》《周易經傳十五講》《〈周易〉真精神——六十四卦卦爻辭新注新釋》《孔子真精神——〈論語〉疑難問題解讀》《荀子新探》《郭店楚簡老子校釋》《中國學術史新證》等書，在《歷史研究》《哲學研究》《文史》《漢學研究》等中外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近300篇。

　　遊客在陜西考古博物館內參觀寶雞周原遺址出土的銅輪牙馬車車飾。新華社發

　　陜西考古博物館展出的寶雞石鼓山商周墓地出土的犧尊。新華社發

10月30日，小朋友在北京考古遺址博物館琉璃河遺址館區觀看文物。位於北京市房山區的琉璃河遺址是周初燕國的封地所在。新華社發

《周易》為群經之首，但其創作時代和作者，近代以來，卻頗有爭議。我以為，從早期文獻的記載和《周易》卦爻辭本身或許能找到答案，是為本次講座的緣起。

《周易》作者是誰

《周易·係辭傳》説：“《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帛書《衷》篇所載“子曰”則作：“《易》之用也，殷之無道、周之盛德也。恐以守位，敬以承事，智以避患。□□□□□□□□文王之危智，史説之數書，孰能辯焉？”這一段話翻譯過來就是：“《周易》之面世，正反映出殷紂的無道，周文的盛德。文王以恐守位，以敬承事，以智避患……這是文王危懼之時的智慧，而史官們喜歡的筮佔之書，又怎麼能分析明白呢？”帛書《要》篇載孔子對其弟子子貢説：“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慮。紂仍無道，文王作，諱而辟咎，然後《易》始興也。予樂其智之，自[此，令]之自[出]也。予何安乎事紂乎？”明夷卦《彖傳》也有：“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

這些先秦文獻的記載，一致強調《易》之興，在“殷之末世、周之盛德”，作《易》“當文王與紂之事”，“文王仁”，“紂仍無道”，文王處危避禍，而“《易》始興”。這也就是説，《周易》的産生，出於周文王。

在此基礎上，《史記·太史公自序》總結為：“昔西伯拘羑裏，演《周易》。”其《周本紀》也説：“西伯……囚羑裏，蓋益《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卦。”《淮南子·要略》則説：“今《易》之《乾》、《坤》，足以窮道通意也，八卦可以識吉兇、知禍福矣，然而伏羲為之六十四變，周室增以六爻。”

以孔子為代表的“文王作《易》”説從《周易》卦爻辭本身能否得到支援，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自古以來，人們多有討論。

唐人孔穎達《周易疏》指出：驗爻辭多文王后事。案升卦六四“王用亨于岐山”，武王克殷之後始追號文王為王，若爻辭是文王所制，不應雲“王用亨于岐山”。又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武王觀兵之後，箕子始被囚奴，文王不宜豫言“箕子之明夷”。又既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説者皆雲西鄰謂文王，東鄰為紂。文王之時，紂尚南面，豈容自言己德受福勝殷？又欲抗君之國，遂言東鄰西鄰而已。

後人對此續有考證，認為晉卦卦辭“康侯用錫馬蕃庶”，説的是周初武王弟衛康叔之事。（見顧頡剛：《周易卦爻辭中的故事》）如此説來，《周易》卦爻辭的時間下限就到了成王時。

如何解決《周易》卦爻辭有文王身後事與文王作《易》説的內在矛盾？孔穎達《周易疏》提出：《左傳》韓宣子適魯，見《易象》雲：“吾乃知周公之德。”周公被流言之謗，亦得為憂患也。驗此諸説，以為卦辭文王，爻辭周公。馬融、陸績等並同此説，今依而用之。所以只言三聖，不數周公者，以父統子業故也。案《禮稽命徵》曰：“文王見禮壞樂崩，道孤無主，故設經禮三百，威儀三千。”其“三百”“三千”即周公所制《周官》《儀禮》，明文王本有此意，周公述而成之，故係之文王。然則《易》之爻辭，蓋亦是文王本意，故《易緯》但言文王也。

孔穎達的卦辭文王、爻辭周公説能解決“爻辭多文王后事”的問題，但並不能解決卦辭也有文王后事的問題。所以，此説並不能令人信服。但“父統子業”説，與《淮南子·要略》的“周室增以六爻”説卻可相通。所謂“周室”，不僅指周文王，應該説也包括周公在內。《論衡·正説》篇有“文王、周公因彖十八章究六爻”説，也是認定《周易》卦爻辭的製作者為周文王、周公。

作者父子不分，或者以父代子，或者以子代父，這是古人的習慣。比如歷代都説《史記》是司馬遷之作，但我們讀《史記·太史公自序》，知道其實它是司馬談、司馬遷父子之作。説是司馬遷之作，則是以子統父了。

“父統子業”説將《周易》卦爻辭的作者由周文王擴大到周公，或“周室”，可以解決《周易》卦爻辭有文王后事的矛盾；以文王作為“周室”的代表或文王、周公的代表，這也是合乎情理的。説周公參與了《周易》卦爻辭的製作，從史籍記載來看，很有可能。

《左傳·文公十八年》記季文子使太史克對魯宣公説：“先君周公制周禮。”《國語·魯語》説：“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籍矣。”《論語·為政》載孔子語：“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八佾》篇也説：“周監于二代，鬱鬱乎文哉！”孔子論及周禮，每每與周公相聯繫。正因如此，所以《述而》篇他説：“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孔子所説的損益殷禮，“監于二代”的不是別人，正是周公。《周易》一書載于《周禮·春官》，為太卜所掌。周公制禮作樂，對《周易》的卦爻辭作了改編加工，完全有可能。

所以，孔子的“文王作《易》”説，是難以否定的。孔穎達的“父統子業”説以文王為文王周公父子的代表不失為一種合理的解釋。從《周易》本經和先秦、兩漢的文獻記載看，周文王囚于羑裏時，可能對六十四卦的卦序做了一定的編排，以至形成了今天通行的卦序，這是所謂“演”；文王又將六十四卦係以一定的卦辭和爻辭，這是所謂“增”；文王所繫之卦爻辭，後來又經過以周公的改編、加工，最後形成《周易》本經，也就是六十四卦的卦爻辭。

“高宗伐鬼方”記錄了什麼

文王、周公父子作《易》説，在《周易》卦爻辭裏是説得通的。《周易》卦爻辭不但有系統的周人早期故事，更詳于文王拘羑裏而反商的記載，當是明證。

我們先看既濟卦九三爻辭“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這裡的“高宗”，從西漢淮南王劉安、三國虞翻起，人們就認定指的是“殷王武丁”，幾無異議。但殷高宗武丁是西元前1250年至西元前1192年時人，而周人先祖中，與“戎”人鬥爭最著名者，應該是王季。《太平禦覽》卷八三皇王部：“《紀年》曰：武乙即位，居殷。三十四年，周王季歷來朝，武乙賜地三十里，玉十瑴，馬八匹。”《後漢書·西羌傳》注：“《竹書紀年》：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也。”“《竹書紀年》曰：太丁二年，周人伐燕京之戎，周師大敗也。”“太丁四年，周人伐余無之戎，克之。周王季命為殷牧師也。”“太丁七年，周人伐始呼之戎，克之。十一年，周人伐翳徒之戎，捷其三大夫也。”因此，此“高宗”當為周人之高宗，應該指王季。

這一認識，在未濟卦九四爻辭可以得到印證。所謂“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即“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貞吉，悔亡”，是説：震用討伐鬼方多年，功成受到大國的賞賜，必定吉利，沒有什麼後悔的。

“大國”當為“大邦”，指商，此時周人尚臣服於“大邑商”。“貞”，定也，必也，當為語氣副詞。“伐鬼方”多年而成功，受到“大邑商”的賞賜，“貞吉”，必定是吉利，必定是“悔亡”。這些都好理解。不好説的則是“震用”。

從“有賞于大國”來看，“伐鬼方三年”的高宗，不可能是殷高宗武丁。武丁為“大邑商”之王，他“伐鬼方三年”而成功，怎能“有賞于大國”？既然“有賞于大國”，就必然是較“大邑商”小的邦國，臣服於商的邦國。這一點，我們從“震用”的釋讀中可以得到支援。

關於“震用”，歧解頗多。或訓“震”為雷，為動；“用”，以也。“震用伐鬼方”，以雷霆之勢討伐鬼方。或以“震”為人名，指周伯或周臣。王玉哲先生則認為此“用”字為“周”字之訛。《説文·口部》“周，密也，從用、口。”甲骨文、金文中的“周”字大都無“口”，即成了“用”字。“震用”即震、周兩個小國。“震”當讀作“岐”。呂祖謙《音訓》：“震字，晁氏曰：《漢名臣奏》作‘袛’。”而《周易·復》卦“無袛悔”陸德明《釋文》雲：“袛，九家本作 。”原因是“袛”與“祇”形近而混，而“祇”與“ ”音同。因此“震”，本當作“岐”。“震用”，當作“岐周”。

“岐周”之稱，文獻習見。周人從古公亶父起就居於岐山之下，其稱為“岐周”，非常自然。《呂氏春秋·慎大覽·貴因》：“武王使人候殷，反報岐周曰：‘殷其亂矣。’”此即是以“岐周”稱周人。

因此，未濟卦九四爻辭的“震用伐鬼方”即“岐周伐鬼方”，也就是周人伐鬼方。此周人為誰呢？從既濟卦九三爻辭“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來看，當即“高宗”。此“高宗”不可能是殷高宗武丁；如果是殷高宗武丁，未濟卦九四爻辭則不能稱之為“岐周”。因此，此“高宗”當為周人之高宗無疑。

《史記·周本紀》不見周代廟號。或曰起源於商朝的廟號，周朝並沒有延用。也有説周人已有廟號，至於“七廟”分別為誰，則有異議。

《白虎通義》卷十二《宗廟》曰：“周以后稷、文、武為七廟，后稷為始，與文王為太祖，武王為太宗。”但此説並不完全可信。

《國語·周語下》：“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禮記·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鄭玄注：“太祖，后稷。”都是以后稷為周之太祖。

《詩·魯頌·宓宮》：“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剪商。至於文、武，纘大王之緒。”《史記·周本紀》説：“古公亶父復修后稷、公劉之業”，“古公卒，季歷立”，“公季修古公遺道”，“(文王)追尊古公為太王”。古公避戎徙周，實現了由西戎向華夏的巨大轉變，周人尊之為“太王”，疑即太宗。

1936年時徐中舒先生指出“震用伐鬼方”當是《竹書紀年》記載的周王季歷伐鬼戎之事，楊寬先生採納了此觀點。而後方詩銘、王修齡《竹書紀年輯證》説同。既然“伐鬼方”是“周王季歷伐鬼戎之事”，則“岐周”之“高宗”為季歷，殆無疑義。

這是它書未載的周先祖的一個重要故事。

“帝乙歸妹”記載的商周大事

泰卦六五爻辭和歸妹卦六五爻辭關於“帝乙歸妹”的記載也是周先祖歷史上的一件大事。

泰卦六五爻辭“帝乙歸妹，以祉。元，吉”，是説：商王帝乙下嫁公主，（人皆）以為福慶。（其實要）善為處理，才能吉祥。

“帝乙”，商王，名乙，商紂王的父親。“歸妹”，嫁女。此指帝乙下嫁公主給周文王。“以”，以為，認為。王引之《經傳釋詞》卷一：“以，猶謂也。”《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公）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郈孫，郈孫以可，勸。”“祉”，福，福慶。“元”，善，此指善為處理，與人為善。

“帝乙歸妹”之事《詩·大雅·大明》也有記載：“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伣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這是説：文王年輕時，皇天給他好姻緣。文王迎親到洽水北，就在那渭水河岸邊。籌備婚禮喜洋洋，殷商有位美麗的姑娘。殷商這位美麗的姑娘，長得就像那天仙一樣。卜辭表明婚姻很吉祥，文王親迎來到渭水旁。造船相連作渡橋，婚禮隆重很榮光。上天有命從天而降，降給這位周文王。在周原之地京都之中，又娶來莘國姒家姑娘。長子雖然早離世，幸好還有武王生。皇天保祐命令他，前去襲擊討伐那殷商。

“大邦商”“帝乙歸妹”，周人雖然以為福“祉”，但“帝乙”所“歸”之“妹”並沒有做到“元”，並沒有處理好跟周人的關係。何以見得？文王又“纘女維莘”，續娶了莘國的姒姓女子，而且在“長子維行”，長子伯邑考去世後，這位莘國的姒姓女子“篤生武王”，又恰好生下了周武王。於是，情況就變化了。這一點，從下面這條爻辭可以得到印證。

歸妹六五爻辭“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這是説：商王帝乙將公主下嫁，但後來公主作為正室的服飾卻不如其側室的優良；月亮已經由盈轉缺，吉祥。

這裡的“君”，指天子、諸侯之妻，也稱君夫人。《詩·鄘風·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為君。”毛傳：“君，國小君。”孔穎達疏：“夫人對君稱小君，以夫妻一體言之，亦得曰君。”“袂”，衣袖。這裡代指衣飾。“娣”，同嫁一夫為側室之女弟。此指側室，也就是如夫人。“良”，善，這裡指衣飾華美。

“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表面是講正妻的衣飾不如側室華美，實質是説“帝乙”所“歸”之“妹”作為正妻在文王那裏失寵了，而側室則得勢了。這也是《詩·大雅·大明》所謂“纘女維莘”，作為側室，“篤生武王”，聲勢高漲所致。

如何看待這一變化呢？爻辭借天道以明人事，要大家正確對待。

“幾”，讀為“既”。帛書《易經》本、陸德明《釋文》引荀爽皆作“既”。“既”“幾”聲同韻近，故可換讀。“望”，月相名。《釋名·釋天》：“望，月滿之名也。”農曆每月十五日（有時是十六或十七日），地球運作到太陽和月亮之間。當太陽從西方落下去月亮正好從東方升上來的時候，地球上看見的月亮呈圓形，這種月相叫“望”。“月幾望”，又見於小畜卦上九爻辭、中孚卦六四爻辭。王輝認為：“當以‘既’為正字，‘幾’為誤字。‘既望’乃西周金文習見之月相術語，指每月十六日至二十二、三日，周原甲骨所見者還有‘既吉’（H11：54）、‘既魄’（H11：13）、‘既死’（H11：55）等，字均作‘既’而不作‘幾’，子夏、京房作‘近’，是取義于‘幾’，亦誤。”（王輝：《馬王堆帛書〈六十四卦〉校讀札記》），李學勤先生也在《靜方鼎補釋》中説：“靜方鼎銘‘月既望’，即《周易》經文的‘月幾望’。裴學海《古書虛字集釋》卷五雲：‘《易·歸妹》月幾望，荀本幾作既’，兩字相通。‘月既望’就是‘既望’。”

帛書《昭力》認為，此條爻辭是講“處（主）女之義”，女主的為人之道。這説明妻妾的地位不是一成不變的，“其娣”有德勝過“其君”，就像月相有盈有缺一樣正常，也應視之為“吉”。《荀子·王制》篇説：“賢能不待次而舉，罷不能不待須而廢……雖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也，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雖庶人之子孫也，積文學，正身行，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卿相士大夫。”家庭裏妻妾之道也應如此。

值得注意的是，爻辭所言文王之家事，其實是商周兩國關係變化之反映。周人力量弱小之時，臣服於“大邑商”，“帝乙歸妹”自然視之為“祉”。周人力量逐漸強大起來，要與商人爭奪天下之時，“帝乙”所“歸”之“妹”在周人那裏必然地位下降。

“文王拘羑裏”所記錄的歷史細節

文王拘于羑裏，是商周關係上的一件大事。隨卦上六爻辭、升卦六四爻辭、坎卦六四爻辭、坎卦上六爻辭，都是反映這一故事的。

隨卦上六爻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據上海博物館藏楚簡《周易》當作：“係而拘之，縱乃之，王用亨于西山。”是説文王被商紂王拘押幽禁，釋放後産生了背離之心，因而在岐山設祭（出師反商）。

“拘”，拘捕、扣押。“係”，捆綁，縛係。“拘係之”，依楚簡本當作“係而拘之”。

“乃從”：當依楚簡本作“從乃”。“從”，讀為“縱”，釋放。“維”，意為有二心。

“亨”，讀為“享”，享祭。“西山”，當指岐山。阜陽漢簡本作“支山”。岐山在鎬京之西，故稱西山。周族古公亶父曾率眾自豳遷于山下周原，築城作邑。後成為周人伐商的根據地。“王用亨于西山”，指文王在岐山設祭出師。

《史記·周本紀》記載，文王被赦歸周，先後“伐犬戎”“伐密須”“敗耆國”“伐崇侯虎”。“王用亨于西山”，當指這些戰事。

升卦六四爻辭“王用亨于岐山，吉，無咎”也是講這一故事，並且肯定了文王的這一行為，認為是吉利，沒有咎害。為什麼？因為周人眼中文王反壓迫，是正義之師，得天下之人和，自然“吉”而“無咎”。

坎卦六四爻辭“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無咎”，是説：一杯淡酒，兩簋粗食，用瓦缶盛物，文王在羑裏遭受的待遇如此簡陋，但最終還是沒有咎害。

“樽”，木製的酒器。“樽酒”，杯酒，形容酒少。“簋”，盛黍稷的食器。“簋貳”，兩簋食物，形容食物少。“缶”，瓦器。“用缶”，用瓦缶盛物。

“納”，收納、接受、遭受。“約”，簡約，此指“樽酒，簋貳，用缶”這種簡陋的飲食待遇。“自”，于。“牖”，即牖裏，殷獄名。通“羑”。“納約自牖”，文王在牖享受簡陋的待遇，這是文王拘于羑裏的委婉説法。

“終無咎”，指文王終於走出坎險，從羑裏脫險而出。其事情之始末，《史記·殷本紀》中有記載：“九侯有好女，入之紂。九侯女不喜淫，紂怒，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強，辨之疾，並脯鄂侯。西伯昌聞之，竊嘆。崇侯虎知之，以告紂，紂囚西伯羑裏。西伯之臣閎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紂，紂乃赦西伯。西伯出而獻洛西之地，以請除炮格之刑。紂乃許之，賜弓矢斧鉞，使得征伐，為西伯。……西伯歸，乃陰修德行善，諸侯多叛紂而往歸西伯。”

坎卦上六爻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兇”，這是説：被繩索捆縛，囚禁在監牢，多年不能解脫，凶險。

“係用徽纆”，係以徽纆，以徽纆係。“徽纆”，繩索。三股曰徽，兩股曰纆。

“寘”，安置，安放，引申為囚禁。“叢棘”，九棘、棘木，王之外朝，司寇審理獄訟之處。此指監獄。

“三歲不得”，多年不能解脫。《左傳·襄公三十一年》載北宮文子説：“紂囚文王七年。”賈誼《新書》説：“文王桎梏于羑裏，七年而後得免。”可見文王當時被拘時間應在“三年”以上。此“三年”當為虛指。

太史公只説“紂囚西伯羑裏”，但文王在羑裏的待遇如何，關押了多久，太史公並沒有詳説，坎卦六四爻辭與上六爻辭不但補充了文王拘于羑裏的生活細節，還點明瞭大致時間，非常珍貴。

這兩條爻辭並沒點出文王之名，但從細節的描寫來看，作為文王本事信而有徵。帛書《要》篇孔子説：“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慮。紂仍無道，文王作，諱而辟咎，然後《易》始興也。”明夷卦《彖傳》也説：“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這兩條爻辭就是具體的注腳。

小結

《周易》上述八條爻辭，給我們介紹了周先祖王季“伐鬼方”的故事、文王的婚姻、文王拘于羑裏的生活以及文王興兵反商的原因。這裡的有些內容是我們熟知的，有些則是我們習焉不察而為史家失載或誤讀的重要事件。

王季任周方邦君四十年，在帝乙的扶持下伐戎有大功，獲封西伯，奠定了周在西土的顯赫地位。既濟九三與未濟九四爻辭載其“伐鬼方”之事，非常具有典型性。

文王前十一年致力於伐戎、和諸侯；被囚七年，以宣誓效忠與行賄獲釋；獲釋後“受命”七年，替商王伐叛邦，壯大了周。泰卦六五爻辭、歸妹六五爻辭記載他婚姻的變化，反映出商周關係的變質；坎卦六四爻辭、坎卦上六爻辭描寫了文王拘于羑裏的生活，將文王的蒙難細節化了，表現出周人對受迫害的記憶刻骨銘心；隨卦上六爻辭、升卦六四爻辭不但記載了文王興兵反商，更重要的是揭示了其起兵是因為商紂王欺壓太過，文王不得不反。從這種敘述立場來看，顯然是周人特別是“周室”的口吻。

武王繼承了文王的事業，其繼位第四年率先發難滅商。這麼一個重要的人物，《周易》卦爻辭竟沒有反映。這正證明了孔穎達“父統子業”説的合理性。推想“制禮作樂”的周公在修訂文王所作《周易》卦爻辭時，雖有一定程度的補充改進，但還沒來得及加進武王的故事並對卦爻辭做大幅度的改寫。因為畢竟是文王“拘羑裏”而“演《周易》”，以周公為代表的“周室”不能不有所考慮。

説《周易》卦爻辭為文王、周公為代表的“周室”，也就是周人所作，我們從履卦卦辭及六三爻辭中也能得到一定的支援。履卦卦辭説：“履虎尾，不咥人，亨。”其六三爻辭説：“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兇：武人為于大君。”陸德明《釋文》：“咥，嚙也。馬雲：龁。”《説文·齒部》：“龁，嚙也。”至今陜西方言稱“吃飯”為“咥飯”。從“咥人”説來看，《周易》卦爻辭的作者肯定是周人。這跟孔穎達“父統子業”之説也是相吻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