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國寶海外流失錄》的啟示

《近代國寶海外流失錄》的啟示

編者按

19世紀末20世紀初，戰亂頻仍，國勢羸弱，致使大批國寶級文物流失海外，令人扼腕。百年之後，隨著我國國運昌旺、文化興盛、藝術繁榮，文物收藏、鑒賞和研究盛況空前。近日，中國畫報出版社推出日本學者富田升的力作《近代國寶海外流失錄》。作者用100余篇親歷者的證言、90余幅真實圖片和20多張文物交易數據表，鉤稽散在世界各地的珍惜資料，系統梳理出近代中國國寶外流的過程、渠道等以往鮮為人知的史實，為海外流失文物的鑒定與收藏提供了重要參考，也為海外重要文物的追查和回購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線索。

隨著中國經濟文化發展的持續繁榮，中國迎來了一次文物收藏、鑒賞的熱潮，近代以來流失海外的中國文物也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

據中國文物學會統計，鴉片戰爭以來流失海外的中國文物超過1000萬件，其中一、二級文物多達100萬件。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統計稱，除中國以外的47個國家218家博物館中收藏中國文物167萬件，而海外民間收藏的數量或許近1000萬件。

如何對待這些流失海外的文物，成為當下國人關注的熱點。尤其是2021年春節聯歡晚會上展示的天龍山佛首回歸祖國，將國人對海外文物的關注提升到了新的熱度。為此，有必要加大流失海外文物研究的力度，以包容的心態認識中國文物在海外存在的價值，並且以各種形式促使部分海外文物回歸祖國。

日本學者富田升的《近代日本的中國藝術品流轉與鑒賞》（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翻譯出版之後，日前其著作《近代國寶海外流失錄》（中國畫報出版社，2021）作為海外文物研究系列叢書之一又被譯介。富田升特意為中文版撰寫序言，介紹了該書主旨。與前著相比，該書以更開闊的視野追尋近代以來中國國寶的海外流失路徑以及這些國寶在世界範圍內的影響，著重對日本煎茶審美情趣的轉換和中國鑒賞美術在世界範圍內的形成進行了探討，展示了中華文化深遠的國際影響力。

1、加大流失海外文物研究力度

近年來，在流失海外文物研究方面，中國取得了較為長足的進步，文物流失史也成為一個專門的研究領域，學者紛紛對中國流失各國的文物進行尋訪，並對相關資訊進行梳理。李學勤的《四海尋珍》、劉金庫的《國寶流失錄》、張健的《國寶劫難備忘錄》、張自成的《百年中國文物流失備忘錄》和陳文平的《流失海外的國寶》是世紀之交以來中國學者推出的綜合性文物流失研究論著，它們與富田升的兩部著作一起，大致勾勒了中國文物流失的經緯。在國外普查中國文物，除了要具備關於文物方面的廣博知識，還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做支撐。目前，關於國外館藏中國文物的調查已取得不少成績，今後對國外私藏中國文物的調查應該成為重點。

如下幾方面的研究，尤其不容忽略：首先，要繼續做好近代以來文物外流的路徑和方式的調查研究。這是一項長期且艱巨的任務。一是因為外流文物時間跨度大，如果從18世紀末中美通商時美國商人大量獲取中國文物算起至1949年，總計一百七八十年。二是流失的文物品類繁多，幾乎涵蓋文物的所有門類，包括陶器、瓷器、青銅器、雕塑、甲骨、書畫作品、典籍等等，因而需要專業性的細緻梳理。三是文物流出的途徑多樣化，包括合法購買、盜搶、代購、走私等，而以不法手段秘密流出的文物佔有相當大的比例，以至於無法稽查流出的路徑。不過，再隱秘的渠道，都會留下印記，需要史學家和文物研究學家主導，對國際貿易資料、海關資料、私人記述資料進行廣泛研究。

其次，中外研究互通有無，加大聯合研究的力度。無疑，對於流失海外的文物，外國學者具有研究的便利條件和較為先進的研究工具，而且有不少已經被外國學者進行深入的研究，因此有必要大力譯介國外研究成果。另一方面，近年來中國通過國家社科基金中華學術外譯項目等方式，也積極向世界介紹中國文物的研究成果。

再次，也有必要進行中外聯合研究。畢竟流失文物的根在中國，只有將這些文物研究與其最早出處結合在一起，關照中國的歷史和文化，才能使研究更為透徹、深入。已故歷史學家李學勤先生和美國學者艾蘭在聯合研究方面作出了嘗試，他們對歐洲的中國青銅器館藏進行了共同研究，出版了《歐洲所藏中國青銅器遺珠》。但截至目前，這種研究仍是個別現象，並未形成研究規模。

2、重估文物在海外存在的價值

大量文物流失在海外，令國人扼腕嘆息，尤其是那些國寶級的文物經不法手段流出，更令人痛心疾首。然而，在積貧積弱的近代中國，大量文物流失是一個無奈的事實。包括中國在內的各大文明古國，近代以來文物大量流失的現象屢見不鮮。文物大量流失的過程，與西方列強對外侵略掠奪的過程重疊在一起。陳列在歐美和日本等國的流失文物，也正在無聲地訴説著這個掠奪的過程。面對文物已經大量流失海外的既成事實，日本學者富田升更換了一個視角，來探討流失海外文物可以利用的特殊作用。他認為，20世紀初之後中國文物外流，直接改變了日本人過往的煎茶審美情趣，在日本和世界形成了鑒賞中國正統美術的熱潮。具體言之，20世紀初之前，日本對中國文物的審美情趣以煎茶器具等實用器物為主，日本人很少接觸到中國的國寶級文物。但20世紀初，隨著大量國寶級文物從中國宮廷和貴族宅邸中流出，加之唐三彩、甲骨等大批出土和外流，日本人開始重新認識中國藝術的精髓所在，煎茶審美文化迅速衰落，代之而起的是中國鑒賞美術情趣的形成，中華文明的魅力再次震撼了自古以來不斷向中國汲取營養的鄰邦。

富田升認為，不僅在日本，在世界範圍內大批外流的中國文物同樣形成了中國正統美術的鑒賞熱潮，讓世界開始重估中華文明的價值。早在18世紀前後，歐美等國工業化之前，以百科全書派為代表的西方知識分子曾一度垂青中國文化，但工業革命之後，西方的種族優越論抬頭，改變了對中國的認識，甚至將中國定位為“半開化”國家，採取了蔑視的態度。19世紀中期之後，日本通過明治維新迅速增強了國力，日本文化引起了西方的重視，西方通過日本開始了解東亞。當20世紀初之後大批中國文物外流，西方開始認識到東亞文明的核心是中華文明，日本文明只是中華文明的一個亞文明而已。

流失海外的中國文物，是源遠流長的中華文明的物化表現，同時它們也是全人類文明的組成部分。我們在加強追索的同時，要加強對流失文物的研究和宣傳。它們在世界各地展現著中華文明的魅力，也是介紹中華文明的特殊名片。所以，以開放而包容的心態對待1949年之前流失海外的文物尤為重要。我們更應該看到，這些熠熠生輝的流失海外文物無時無刻不在宣介悠久燦爛的中華文明。這種認識絕不是對海外文物無法回國的既成事實的消極反映，而是以積極的心態重估它們在海外的價值。

3、助力海外文物回歸

當然，以各種形式促進流失海外的文物回歸祖國，也是中國人面臨的一項重大任務。首先，在對流失海外的文物進行全面調查的基礎之上，有必要對其流出的形式進行分類，然後才能從中找出流失海外文物回歸的途徑。近代以來，文物流出有合法購買、盜搶、代購、走私等主要形式，也有中國人贈送和攜帶出國等次要形式，而其中最應回歸的是盜搶和走私的文物。但是，由於時間久遠，無從取證，某些文物也被收藏在展覽館中，洗白了身份，其回歸需要一個長期的艱難歷程。

雖説如此，近年來文物回歸已經成為大勢所趨，通過回贈、回購、討還（追索）等形式促使文物回流，其中回購和討還是兩種最主要的形式。回贈是愛國華僑、企業、對華友好人士將自己購買或收藏的流失文物捐贈給中國或國內文博機構的行為，但是這種行為需要文物持有者具有一定的思想境界。已故的澳門愛國企業家何鴻粲先生曾先後將流失海外的圓明園豬首和馬首銅像購得並捐贈給國家，成為海外流失文物捐贈的典範。

關於回購，大致有公開拍賣和境外採購兩種方式。它們往往都需要中國文物專家評估其價值，之後派人進行競拍或採購。這種以商品交換為目的的方式，往往耗費巨大的財力，而且通過拍賣購得的文物，其真偽無法充分保障，在巨大商業利益的驅動下，無法排除購得贗品和哄抬價值的風險。回購文物的另一個重要問題是真有價值的精品文物並不多，購買時需要嚴格篩選，優中選優。

流失文物追索是指對歷史上因戰爭被劫掠的文物或者因盜掘等非法手段流失的不可移動文物，向收藏這些文物的國外機構進行正義討還的行為。目前對非法流失文物的追索，多以法律途徑和非法律途徑加以解決。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加入了一系列國際公約，為我國追索流失文物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據。我國還與埃及、印度、希臘和義大利等文物流失大國簽署了關於防止盜竊、盜掘和非法進出境文物的政府間雙邊協定。自此以後，我國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文物追索活動。

但是，我們應該看到，依據國際公約索回的流失文物只佔流失文物的極小部分，文物盜掘、走私現象並未因為這些國際條約的生效而有所收斂，反而有愈演愈烈的勢頭。這些國際條約也為我國文物追索製造了一定障礙。最主要的障礙是這些中國認可的條約對其生效前流失的文物不具有追溯力，儘管後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出了“任何因戰爭原因而被搶奪或丟失的文物都應該歸還，沒有任何時間限制”，但僅是道德性的約束。另一方面，上述國際公約往往也缺乏普遍的約束力，締約國主要是像中國這樣的文物流失大國，而對英國和日本這樣未加入之國則不具備約束力，我國依據公約追索的文物數量有限。而且，依據國際條約追索流失文物，也存在時間和金錢成本等問題。

總之，在國際社會越來越重視流失文物返還問題的大背景下，中國政府和人民也掀起了關心流失海外文物的熱潮並付諸行動。相應地，我國也加大了文物立法工作，並且積極在國際法律框架內追索流失文物。通過國際談判或簽訂協議等和平友好的形式討還流失文物。我們也期待通過各種途徑促成重要流失文物回歸。同時，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力量，國家和民眾共同追索流失文物，讓大量流失海外的文物早日回歸故里。

（作者：朱誠如，係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