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點觀察 | 心理諮詢是中産的“解藥”嗎？

都説當下的中産開始逐漸焦慮，患上了“心病”。

俗話説“心病還需心藥醫”，找一個能夠替自己排憂解難的心理專家，打一通預約電話，在某個不算匆忙的下午，抽出一個小時，來一場沉浸式的心理介入，當你走出心理諮詢室的時候，世界又煥發了新生。

這是不少電影和劇集裏司空見慣的場景。

電影《心靈捕手》劇照。

在許多西方國家，定期看心理醫生就像理髮一樣，是中産生活的標誌，但是在中國，距離達到這一標準似乎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這其中既有中産自身還未完全適應通過外界解決私密問題，也有心理諮詢與治療行業等方面的諸多原因。

根據近年來的不少媒體報道，以及心理諮詢行業的調查研究，記者發現，心理諮詢行業在中國還處於摸索階段，其中不乏諸多亂象：號稱免費、實則引導消費的線上機構，看中商機招募外行迅速培訓上崗的心理諮詢App，以及打著“時薪計費，晚一年少掙20萬”廣告的職業證書報考資訊……如何識別專業的心理師，避免盲目消費和二次傷害，又成了有意尋求心理介入的中産需要去面對的新問題。

除此之外，我們還不得不探討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如此折騰一番，心理介入真能成為中産的“良藥”嗎？

01

本以為是“良心藥”，沒想到是“智商稅”

“中産很少有強烈表達欲的，大家都巴不得隱身。”記者在跟一位家境殷實的朋友聊過之後發現，“退出”和“隱藏”幾乎成為如今中産圈際交往的共識，他們很少再把錢花在不該花的“刀背”上。

有人説，中産家庭有較高的消費能力，也更能理解要想讓自己發生由內而外的改變並且對人生産生更深遠的影響，是需要投入成本的。如此看來，一次有效的心理介入，于中産而言便似乎是找到了“刀刃”。

電影《心靈奇旅》劇照。

安欣31歲，家住上海。她向記者坦露，2022年年初辭掉了自己不願意再做的工作之後，她連續兩年報考了上海某區的公務員。現在又來到了第三個年頭，現實時常讓她覺得停滯。

本來就對心理學感興趣的她，想著考個心理諮詢師證，順便也給自己調整一下心態，結果一搜索才發現，人社部早在2017年9月就將“心理諮詢師”從《國家職業資格目錄》中剔除了，現在充斥網路的“心理諮詢師資格考試”，本質上就是在收“智商稅”。

為了能夠靜下心繼續準備考公，安欣只好給手機裝上某個下載量可觀的心理諮詢App。心理諮詢師給她的建議是一週兩次諮詢。抱著試一試的心態，安欣選擇了一週一次，每次按500元/小時收取費用。

然而，令她沒有想到的是，這樣的嘗試在進行了四週之後，她的心情反而變得更加糟糕了。“每週我都會線上上等待她，期待能得到一些慰藉，然而對方的態度總是忽冷忽熱，讓我感到困惑和無助。我很依賴她，她覺得我是對她産生了‘移情’，認為我應該轉移這種情緒，還説想給我換一位諮詢師來幫我轉移。結果，這種處理方式讓我覺得很難過，我不想換掉她，想繼續維持和她的關係。”安欣説。

據了解，從心理諮詢的技術角度來看，來訪者的移情，是理解和修復的好時機，保持一種相對的依賴狀態是最好的。然而，線上的，或者説專業性有待考證的心理介入，很容易就會造成新的情緒問題，既不可預測，也不可控。  

諸如此類對不專業的心理諮詢服務的控訴，在網路上還有很多。最難令人接受的，似乎是一些諮詢師很喜歡批評來訪者。

他們毫不避諱地指出別人思想上的“弊端”，好像有了心理問題就跟犯了多大的錯一樣。這種缺少同理心的“PUA行為”，會讓來訪者迅速産生自責，從而認為諮詢師説的一切都是對的。

此外，不專業的心理諮詢師，會將來訪者簡單地歸為原生家庭、婚姻關係、戀愛心理、人際社交、職場壓力等較為表像的社會體徵，並且忽略個體經歷的特殊性以及社會的複雜性，粗淺、敷衍地下結論和話術式地回應來訪者。

“不會再繼續付費了，之後會去看心理醫生。”安欣告訴記者，不愉快的心理諮詢經歷，讓她想起了之前報考“心理諮詢師”時，仲介機構的廣告語——“零門檻”“高收入”“拿證即就業”，這讓她覺得有些諷刺和荒誕，沒想到自己也被收了“智商稅”。

記者後來得知，安欣用心理測評小程式給自己測出了“中度抑鬱”，病恥感令她不願意將此告知自己的家人，只能把希望寄託于現代醫學。

只不過，心理諮詢作為舒緩和療愈人心的手段，其效果評估本就非常複雜，放在當下就更為複雜了。

02

心理治療需要信心和耐心

隨著城市生活方式越發多元化，人們的心理健康意識也逐漸增強，心理諮詢行業越來越受關注。

企查查數據顯示，我國企業中，經營範圍含心理諮詢的已達12萬家。個別心理諮詢社會機構的諮詢費用動輒300—500元/小時，與公立精神衛生機構平均幾十元一次的心理諮詢費和治療費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中華人民共和國精神衛生法》第二十三條、第五十一條就心理諮詢人員、心理治療師的執業規範作了明確規定，心理諮詢人員不能從事心理治療。

心理治療是針對異常個體或群體的心理疾患的評估和治療，是以目標為導向的長程服務，矯治、消除或緩解心理障礙，促進人格的健康、協調發展。

《中國心理衛生雜誌》也曾設置討論專欄，邀請全國各地的專家、學者發表自己的見解，在醫患關係的處理上得出一個共識：要準確地理解每一具體病人的特殊問題，坦誠而開放地對待所有的治療方法，盡可能地從病人的利益出發，最大限度地讓病人獲益。

陳曉琳35歲，老家在湖南某縣城，留學歸國後，她在香港工作、蝸居了10年。兩年前，陳曉琳用自己的積蓄在香港置業，成功背上了房貸。INFP人格的她每天都在內耗，在職場中直來直往，常常一邊幹活一邊受氣，內心也在“留在香港背房貸”和“回老家躺平”之間反覆掙扎。

在和記者聊起回不去的故鄉時，陳曉琳坦言，除了經濟上的捆綁，更多的還是文化差異和生活的不接軌。

她一直對心理學和心理輔導有一定的認識和了解，起初在香港尋找心理諮詢師，是因為生活中受到大大小小的事件帶來的情緒困擾，希望能更好地處理情緒，也希望探索自己的內在，對自己有更深的認知。

據陳曉琳的分享，她的心理諮詢師屬於“心理動力學”流派，改變的發生是一個逐步的過程，諮詢師用語言幫她述説她的種種感受，打通感受的通道，漸漸地讓她知道了那些讓她不開心的原因。

“其間最明顯的感受是，我覺得自己的感受變得更加直接了，能很快地跟自己的情緒連接上，而不再只是用理智和理性去試圖解釋一切。自己的情緒在原本理智的遮蓋下浮現出來，憤怒就罵髒話，不喜歡就拒絕，尊重自己的感受。”陳曉琳説，這些看起來像老生常談，但真正做到很不容易。

改變也是有代價的，第一是金錢，第二是時間，需要耐心去度過這些探索的時刻，這個過程可能並不好受，取決於自己的意願和決心有多強。

經過一段時間的心理介入之後，陳曉琳發現，久而久之，雖然自己的情緒能夠同自己的身體同頻了，但還是會時常感到無力，有時候甚至還會産生意識的混亂，開心總是伴隨著沮喪，憤怒過後總是沒來由地自責。

後來，通過朋友的介紹，陳曉琳又認識了一位使用IFS和EMDR方法的治療師。

在接受心理治療的過程中，治療師發現她身上所謂的“問題”的根源，其實來自她生活了十餘年的出生地，以及她在成長階段的心靈創傷。當時，她還被診斷出具有一定程度的分裂型人格障礙。

“以前聽別人講‘接納自己，愛自己內心的小孩’，都很抽象，但這一次，治療師根據我在成長過程中的創傷性事件以及社會的規訓，找到了我腦子裏那部分隱秘的角落。”陳曉琳告訴記者，IFS的發現認為：嚴苛的母親、受驚的小孩、勤奮的孩子，其實都是在保護自己，沒有哪部分是壞的，都在一個人的成長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們要做的是去認識每一個部分，去跟每一個部分對話。  

就這樣，陳曉琳漸漸地學會了與自己和解，一些卡在過去的部分，也在慢慢地成長和轉化。

在許多心理治療師看來，科學的心理療法有太多種，而找到有效的、適合的那一種方式，或許需要一個長期且持續的試驗過程，這個過程需要獲得來訪者足夠的信任與耐心，這也是一名合格的治療師需要去努力的。

03

對不確定性的焦慮，

靠心理諮詢能夠克服嗎？

富蘭克林·羅斯福有一句名言：“我們唯一值得恐懼的，是恐懼本身。”這句話也可以引申為“我們唯一值得焦慮的，是焦慮本身”。

我們不得不追問“心病”的根源是什麼。那位家境殷實的朋友也向記者提出了反問。在他看來，“中産”是一種社會標簽，他們的焦慮，更多地來源於外界的現實問題，而非內生的心理問題。

即使有一定程度的心理問題，也跟原生家庭、婚姻關係等問題相關，只是，這樣的情緒大多數人都會有，並不僅僅局限于中産。

如此看來，討論心理介入對中産焦慮的有效性似乎就成了偽命題。

德國社會學家海因茨·布德（Heinz Bude）在其著作《焦慮的社會》（Society of Fear）指出，恐懼（或者説焦慮）是現代社會的一個主要特徵，這種情緒沒有社會邊界，從底層、中産到上層，從成人到兒童，都影響著每個人。

《焦慮的社會》〔德〕海因茨·布德

但是總體而言，時代的變化，特別是全球化的進程，以及産業結構的變遷，將所有個體置入巨大的時代洪流之中：個體原先適應的生活節奏正走向沒落，過去的經驗不再適用，在沒有人告訴我們以後會怎麼樣的情況下，大家似乎都有理由感到焦慮。

近年來，社會的整合形式從許諾成功變成了威脅淘汰——我們不是因為一個正面的激勵而奮發圖強，而是在消極後果的威脅中拼命掙扎。

然而，城市生活中興起的新自由主義，強調個體要通過自我提高來實現幸福，西方圖書市場“self-help”類書籍的暢銷，其實就映照了中國當下“雞湯”類、成功學乃至知識付費産品的熱賣。

但是這種與社會高度捆綁的人生，真的能靠自我提高來逆轉嗎？換句話説，對不確定性的焦慮，是能夠靠心理介入克服的嗎？

答案顯然是否定的。中産或許都有這樣一些心態：“如果我去買了那個課，我可能就會提升自己”“如果我咬咬牙早點拋售了那套房，可能現在就不會每天憂心忡忡”“如果我多掙點錢讓家裏的小孩上了那間私校，可能以後孩子就不會被甩下來”。

海因茨·布德認為，在中産焦慮中，這種憑藉個人能力似乎“可為”，但實際可能“沒有為”的矛盾，其實就是把“選擇決定命運”的邏輯情緒化了。在記者看來，凡事試著看開一點，將焦慮置之不顧，或許能省下不少心理諮詢的錢。（新週刊作者段志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