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漢學家：今天如何延續利瑪竇與徐光啟的文明對話？

中新社北京5月26日電題：今天如何延續利瑪竇與徐光啟的文明對話？

——專訪法國漢學家魏明德

中新社記者 崔相光

西元1600年，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和中國明代科學家徐光啟在南京相遇，留下了“中西會通”的歷史佳話。

似乎是為了追隨利瑪竇的腳步，法國漢學家魏明德(Benoît Vermander)1987年來到中國，在中國農村開展了十餘年的田野調查和學術研究。現為復旦大學哲學學院“徐光啟—利瑪竇文明對話研究中心”學術主任的魏明德，此前在北京參加由中國國際交流協會聯合北京語言大學主辦的“世界漢學講壇”期間，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就如何延續利瑪竇與徐光啟的文明對話的議題，進行闡述。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歷史上，利瑪竇和徐光啟是如何相遇的？兩人在東西方文明對話中相互産生了怎樣的影響？

魏明德：1600年，徐光啟和利瑪竇在南京初次相識，此後直到1607年，二人一直保持著密切的交往。這7年間，他們完成了很多中文和拉丁文之間的互譯工作。可以説，利瑪竇和徐光啟完成了歷史上第一次比較深刻的中西對話，二人不僅建立了深厚的友誼，還在中西兩個不同的知識系統間不斷地交換資訊資源。

徐光啟與利瑪竇還合作翻譯了《幾何原本》。《幾何原本》影響了整個中國科學界，而不僅僅是自然科學領域。在當時的歐洲，幾何學是超越語言的語言，是最有普遍性的語言，你可以用幾何學的邏輯、推論方式去考慮任何問題。這也是利瑪竇最大的貢獻之一。

中新社記者：利瑪竇是傳教士漢學的代表人物之一。傳教士漢學對西方漢學的發展起到了怎樣的作用？

魏明德：利瑪竇完成了歷史上第一次“四書五經”的拉丁文版本翻譯，但遺憾的是，他的譯本從未發表過。直到利瑪竇去世77年後的1687年，耶穌會依據利瑪竇等來華傳教士的譯稿出版了第一部關於中國經典的拉丁文譯著《中國哲學家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與作品相比，影響更為深遠的是利瑪竇對待漢學的精神。他耐心地研究中國，研究儒家經典，為中西方對話作出了重要貢獻。他的這種治學態度，影響了後續來華傳教士和一代代漢學家。

不容忽視的是，中華文明是以文本為中心的文明。當西方傳教士來到中國，他們必須要閱讀經典。如果他們不能夠理解這些經典，就沒有辦法深入了解與他們朝夕相處的中國人。因此，許多傳教士在華期間閱讀了大量儒家經典，他們讀《論語》《禮記》《孟子》等等，自然而然地也會完成一些翻譯工作，這就是傳教士漢學的開端。在此過程中，傳教士們逐漸發現了儒家經典中獨有的東方智慧。當這些中國經典被翻譯成拉丁文、法文、德文等各種語言版本流傳到歐洲，客觀上推動了歐洲啟蒙運動的發展。

中新社記者：你在法國主要研究政治學，後轉為研究漢學。是什麼樣的契機讓你開始對漢學産生興趣？你是如何與中國結緣的？

魏明德：我在做政治學研究的時候，最開始了解到中國禮儀中的政治學概念，並對它産生了濃厚興趣。

1987年，我第一次來到中國。大約是從那個時候，中國開始了飛速的發展變化。變化中的中國深深地吸引了我，我開始在中國生活並且研究漢學。

從那時起，我開始學習中文、學習文言文，“發現中國”成為我新的學術研究方向。在這個過程中，我又喜歡上中國的書法和繪畫。現在，水墨畫已經成為我生活的一部分。

中新社記者：你已在中國生活多年，對中國近些年的發展變化感受如何？請談一談直觀感受。

魏明德：我從2009年開始到復旦大學工作，已經在上海生活了14年。2010年，這裡舉辦了世博會，隨著“城市，讓生活更美好”口號的提出，上海進入了一個全新的大都市的發展模式，即人與生態環境協調發展，這與20世紀末大規模擴張式發展有很大的不同。每座大都市有它自己的靈魂，每個靈魂有其寶貴的價值。

中新社記者：你曾在四川進行了十餘年的田野調查。遇到了你的“徐光啟”嗎？

魏明德：我的確交了很多很好的中國朋友，但我不是利瑪竇，他們也不是我的“徐光啟”。譬如，我在四川學習國畫的時候，結識了畫家李金遠，他今年已經77歲了，我們之間的友誼持續了30多年。這是份非常難得的友誼。我們一起到過很多地方寫生，一起辦畫展等等。在復旦大學，我跟我的同事宗教學系主任李天綱也有很多學術上的合作。

我從1995年開始在四川涼山彝族自治州做田野調查，當時結交了很多彝族朋友。近30年的時間過去了，他們的孩子已經長大成人，有的考入了上海的大學，還會來復旦大學拜訪我。我也把他們當成自己的孩子，照顧他們。當年埋下的友誼的種子，伴隨著兩代人成長，這種感覺很神奇。

在情感上，我想我也許和利瑪竇有著相似的收穫——交朋友是人生命中最美妙的事情。原本語言不通、理念不同、體驗不同，但最終機緣巧合地擦出了友誼的火花。

中新社記者：作為台北輔仁大學神學碩士和巴黎耶穌會神哲學院(Faculte?s Je?suites de Paris)神學博士，你當前著重從神學角度研究中國儒家經典。如何從神學角度看待中國儒家經典？

魏明德：神學是有關“超越性”的存在與可能的研究，這是一個哲學問題。籠統地説，“超越”關涉到那些超出我們日常經驗與科學認知的東西。“超越”一詞可以涉及一種信念，例如相信“世界是由某種外部機制從無到有地創造出來的”；也可以僅僅指向一個問題，如“為什麼是有而不是無”。在後一種情況下，對“有”的追問必然會引起對“無”的探尋。這正是主導《老子》的問題。

《論語》中“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孔子問的問題可以説與神學有關，即“天”會不會自然而然地表現出它的能力。在諸子百家的各種作品中，有一些思想家提出“天”的概念，還有一些則以“道”貫穿始終。其中“天”的概念包括兩個方面：其一，指“天命”或“天意”，涉及“天”對人的關懷，如《詩經·巧言》中的“悠悠昊天，曰父母且”(意為：高高遠遠的蒼天，如同人之父母)。其二，指自然法則的制定者。“天何言哉”中的“天”則屬於後者，而“道”的概念可以説是對上述第二個方面的系統化。

在中國儒家經典當中可以找到“自然神學”(Natural Theology)的概念，這是與“啟示神學”相對的範疇，指人憑藉自然(本性/理性)而能達到的對神聖者的認知。雖然這是一個西方神學傳統內的概念，但“自然神學”的態度和方法並非西方思想所特有。人對經驗知識以外的事物能夠有一種自然和內在的認識，這是與孟子所表達的“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意為：人如果能竭盡心力，就會知道本性。知道了本性，就會知道天了)相呼應的。

中新社記者：你的研究方向中有“如何促進不同智慧傳統之間的對話”，你認為東西方的“智慧”是如何對話的？

魏明德：當今社會，全人類面臨著共同的挑戰——生態環境問題、恐怖主義危機等等。面對這些挑戰，東西方不同的“智慧”有著各不相同的解決方案。“智慧”是一種文化資源，它是一個整體性的概念，哲學思想、方法、實踐經驗都可以包含其中。“智慧”是實用知識和行為的寶庫，使我們能夠應對不斷變化的環境及其危機，從而確保我們團體的生存和福祉。

例如，伊斯蘭教、道教、儒家傳統、佛教、基督教或印度教，各有不同的方式來看待人與自然的關係。如果我屬於這些傳統之一，了解其他一些傳統，或僅僅是了解其他某一個傳統，都將使我能夠以不同的方式解釋我自己的傳統：我將看到自身傳統的一些局限，也會重視它的優勢和直覺；我將借鑒其他人閱讀傳統的方式，來重新解讀我自己的傳統，因此，我最終將會獲得對我自己傳統的新的理解，從而能夠更好地調動其資源來應對當前的環境及其危機。

這種“他者”的視角恰恰就是漢學家的社會作用，“他者”的智慧促進了自身的不斷進步。(完)

受訪者簡介：

魏明德(Benoît Vermander)，法國漢學家，復旦大學哲學學院宗教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復旦大學哲學學院“徐光啟—利瑪竇文明對話研究中心”學術主任。主要研究方向為宗教人類學、比較靈修學。已出版《舞在橋上：跨文化相遇與對話》《全球化與中國》等二十余部著作，發表《從文明基因到當代詮釋》《比較經典與漢學的對話性》等兩百餘篇學術論文。2014年，在中法建交50週年之際，被評為“中法關係五十年來最具影響力的五十名法國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