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溫州朔門古港遺址（考古中國）

核心閱讀

朔門古港遺址包括碼頭、航船、航線、航標塔、城市、窯業等，是海上絲綢之路相關遺跡中要素完備的港口遺址。它的發現，填補了海上絲綢之路港口類遺産的空白，為我國海上絲綢之路申遺增添了一個典型樣本。

3月28日，浙江溫州朔門古港遺址從眾多項目中脫穎而出，入選“2022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朔門古港遺址位於溫州古城北大門——朔門之外，南依古城，北鄰甌江，東靠海壇山，隔江與江心嶼雙塔遙相呼應。2021年10月，溫州望江路下穿隧道施工過程中發現遺跡線索，工程立即停工。2022年，經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與溫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發掘，發現了分別建於宋元和明清的朔門甕城遺跡，實證千年以來岸線變遷的江堤、橋梁、陡門閘、棧道等建築遺跡，還有8座宋代碼頭、2艘宋代沉船，以及數以噸計的宋元瓷片堆積和形式各樣的漆木器等遺物，年代主要集中于宋元時期。800年前溫州古港“城腳千傢具舟楫，江心雙塔壓濤波”的繁華景象，重現於人們眼前。

“這是迄今為止海上絲綢之路港口遺址考古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在世界航海史上具有突出價值，將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申遺的支撐性遺産點。”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副主席姜波如此評價。

過去，談到海上絲綢之路，我們較多關注廣州、泉州、寧波、南京等城市。溫州在海上絲綢之路中發揮著怎樣的獨特作用？朔門古港遺址的考古成果，從哪些方面凸顯了溫州在海上絲綢之路中的重要地位？

地形得天獨厚，城址、港址千年不易

創建於東晉太寧元年（323年）的溫州古城已有1700年的歷史，選址可謂得天獨厚。城東西依山，北臨甌江，南瀕會昌湖，因城址附近九山錯列，狀如北斗，號稱鬥城。甌江下游南岸恰好有郭公山、海壇山兩山東西相對，可以抵禦江流與海潮的衝擊，因此，兩山之間的江段，港闊水深、岸線穩定。溫州城便建於這段優良港灣之中。

得天獨厚的地形優勢，賦予溫州堅固的城防和天然良港之利，加上城市規模宏大，自建城後，城址、港址1700年來基本未變。

由於處在中國東部海岸線中間位置，並具備優良的港口條件，溫州很早就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節點。

2018年，永嘉甌北丁山古墓群中的東晉墓出土了原産于古代波斯薩珊王朝的磨花玻璃碗，這是溫州較早參與“海絲”貿易的重要物證。唐代晚期，溫州成為日商停泊的主要港口之一。北宋晚期至元代，隨著龍泉窯的崛起，溫州港進入鼎盛時期。南宋至元，朝廷在溫州分別設有市舶務和市舶司，管理對外貿易。

考古發掘為我們還原了當時的港口形制。發掘區西、東兩端分別為朔門甕城及水門外遺跡群，中間跨度達380米的條帶狀區域中，密集分佈著碼頭、沉船、桿欄式建築、堤岸等。其中，碼頭遺址多為多級月臺狀的突堤式碼頭。兩宋時期的突堤式碼頭多建於江邊灘塗，平面呈長方形，石包土心結構，底部及周緣用木樁打底和圍護，以抵禦水流沖刷侵蝕，實現軟基加固。這一先進技術，顯示出古人的智慧。

溫州具有推動海上貿易的物質支撐

溫州地形“七山二水一分田”，導致“海育多於地産”。這裡平原面積狹小，稻田不足，糧食不能自給，故漁鹽等海洋産業和工商業佔有重要地位，民間海上貿易十分活躍。唐代大歷年間（766—779年），永嘉鹽監即為全國十監之一，此後溫州鹽業一直在全國佔有重要地位。溫州又是“百工之鄉”，是著名的紡織業和漆器製作中心，宋代溫州漆器曾有“天下第一”的美譽。

多山濱海的地理環境、外向型的經濟結構，塑造了溫州獨特的地域文化。南宋以葉適為代表，形成與朱熹“理學”、陸九淵“心學”鼎足而立的永嘉學派，主張“義利並舉”，通商惠工，在思想領域影響深遠。

溫州古稱東甌，這裡的先民以善於用舟、航海著稱，至遲在商周時期已實現與中原的海路交往。三國東吳時期設置的橫嶼船屯，是當時江南三大造船基地之一。唐代溫州成為全國主要造船基地之一，括州（麗水）的造船基地即設在永嘉縣城北沿江一帶。北宋元祐五年（1090年），全國官營造船場年造船額2900多艘，詔“溫州、明州歲造船以600隻為額”。溫州、明州（寧波）造船額是當時國內最大的，造船技術國內領先。

擁有豐富林木資源的浙西南山區，是溫州船用木料的主要來源地。甌江水道自古以來一直是木材運輸的通道。直到今天，浙南規模最大的溫州木材市場仍位於甌江邊上。此外，一些大木料多來自龍泉等地，故溫州民間向有“龍泉料”之説。發達的造船業和輻射周邊地區的木材市場，是溫州港興旺繁榮的物質基礎，為區域內商品和溫州商人走向世界提供了技術支撐。

此次考古過程中，古沉船的發現令人興奮。雖然最先發現的第一艘沉船已經斷成南北兩段，殘存的船頭和部分船體變形嚴重，但根據隔艙板殘存數量推測，該船全長約20米。另一艘沉船則發現于深達9米的西部隧道基坑底部。兩艘沉船均為宋代的福船，具有龍骨結構、水密隔艙等當時最先進的創新技術，這説明當時溫州同其他城市交往密切。沉船也進一步指明瞭宋代碼頭所在。

“天下龍泉”的海運起點和樞紐港

本次發掘揭露的密集分佈的碼頭遺跡以及海量的瓷片堆積，印證了溫州港作為海上絲綢之路節點以及龍泉瓷貿易樞紐港的地位。遺址瓷片堆積多呈條帶狀集中分佈，時代為元代，九成以上為龍泉瓷，且絕大多數無使用痕跡，應為貿易瓷在儲存、轉運過程中的損耗品。此外，還出土了建窯係黑釉瓷、青白瓷及甌窯褐彩繪青瓷等其他窯係遺物，部分瓷器外底有墨書。

龍泉窯的技術源頭，主要出自越窯。北宋中期，浙東以上林湖為中心的越窯逐漸走向衰落。北宋晚期，浙西南以金村、大窯為核心的龍泉窯開始興起。而地處二者中間地帶的北宋中晚期黃岩沙埠窯，在燒造技藝上，以越窯為基礎，吸納北方定窯、耀州窯的長處，裝飾紋樣豐富，刻劃技藝精湛，産品面貌向龍泉窯過渡。特別是該窯北宋中期晚段生産的雙面刻劃花青瓷，成為稍後一段時期龍泉窯的主流産品。

龍泉位於甌江上游，順江而下到溫州換船出海，是龍泉青瓷當時最為便捷的外運方式。北宋晚期，為擴大龍泉瓷的外運，甌江上游河灘還進行過大規模整治，使“凡昔所難，盡成安流，舟晝夜行，無復激射覆溺之虞”。甌江頓時成為當時最繁忙的貿易航道之一，呈現兩岸“瓷窯林立，煙火相望，江上運瓷船舶來往如織”的盛況。

研究海上絲綢之路，通常分為生産、運輸和市場三個環節，朔門古港遺址與這三個環節相關的要素非常齊全，包括碼頭、航船、航線、航標塔、城市、窯業等，是海上絲綢之路相關遺跡中要素完備的港口遺址。它的發現，填補了國內外海上絲綢之路港口類遺産的空白，為我國海上絲綢之路申遺增添了一個典型樣本。

（作者為溫州朔門古港遺址考古項目負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