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舟大運河，開啟歷史文化之旅

前些日子有一則新聞，兩名男子乘橡皮艇從杭州出發，計劃用一個半月劃到北京。但剛劃了5公里，就被有關人員阻止。按照相關規定，運河主航道有貨船、水上巴士通行，未經審批不允許下水划船。

一場“頗有創意”的大運河之旅就此收場。那麼，從杭州沿京杭大運河，到底能不能一直走水路到北京？其實，這不全是異想天開。

2019年印發的《大運河文化保護傳承利用規劃綱要》明確提出“穩妥推進適宜河段通航”和建設“繽紛旅遊帶”。2022年4月，斷流百餘年的京杭大運河首次實現全線通水，一時激起很多人泛舟大運河的憧憬和夢想。

當然，全線通水並不等於全線通航。但上面這則新聞讓我想到了另一個問題：如果這兩人成功了，這件事的意義是什麼？只是發朋友圈“秀一下”嗎？

古人開山掘地、開鑿運河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水路交運相對於陸路所具有的巨大和眾多優勢。但這不僅需要一定的自然地理條件，更需要花費難以想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泛舟大運河實質上開啟了一種內涵更加豐富、境界更為壯闊的大運河文化之旅。

這裡，我想從大運河的基本認知、古代影響漕運與交通的主要問題及大運河承載的優秀傳統文化等方面作些分享，為未來大家泛舟大運河提供參考。

大運河文化帶確立的37城，構成一張運河城市全家福

隨著大運河文化帶建設的風生水起，有三個問題日益受到各界的關注：一是在時間上，哪條運河是中國最早的運河？二是空間上，中國大運河到底有多長？三是有哪些城市屬於運河城市？

前兩個問題的産生，是因為存在不同的説法，很多人想知道到底誰説得對；第三個問題源於大運河文化帶已成為國家戰略，它覆蓋了哪些城市，特別是自己關心的城市是否被納入其中，也是人們關心的。

關於中國大運河的長度，已基本上達成共識，即3200公里。在大運河世界遺産申報方案中，明確中國大運河由隋唐大運河、京杭大運河、浙東運河三部分構成。隋唐大運河包括永濟渠和通濟渠等段，京杭大運河包括通惠河、北運河、南運河、會通河、中（運）河、淮揚運河和江南運河等段，浙東運河主要指杭州至寧波段運河。這一數值成為當代最權威的表述。

但嚴格來説，這個長度不是中國古代運河的全部。如果仔細推敲，它也不是隋唐大運河、京杭大運河和浙東運河的相加之和。一般認為，隋唐大運河長2700公里，京杭大運河長1797公里，浙東運河長239公里，三者相加為4736公里。如何看待二者之差？這個問題的答案藏在一句話裏——“京杭大運河、隋唐大運河、浙東運河現有和歷史上最近使用的主河道構成”，即3200公里是按照三條運河的“主河道”來計算的。

關於中國最早開鑿的運河是哪條，目前並無定論。學術界大致有幾種説法：一是西元前613年開鑿的“荊漢運河”，通常被認為是中國運河史的“第一頁”。二是距今3200年前開鑿的“伯瀆河”，這是依據近年來考古發現提出的新説法。這條運河由吳國始祖泰伯開鑿，“具備了運河的基本要素”，由此把中國運河開鑿的歷史向前推移600年左右。三是開鑿于西元前506年的胥河。有專家認為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人工運河，也是中國現有記載的最早的運河。

以上説法之所以很難統一，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運河考古不斷改寫著中國運河的歷史起點，二是在關於運河的定義和標準上仍存在不同觀點。可以確定的是，隨著運河考古持續推進以及運河理論研究不斷深化，未來還會出現其他新的説法。因此，確定中國最早的運河，不宜急於下結論。

關於“哪些屬於運河城市”，也存在不少爭議。歷史上運河水道和行政區劃的變遷，是出現這類問題的根源。如隋唐時期沿通濟渠、永濟渠分佈的一些城市，今天已很難想像它們當年是繁華的運河城市。一些新中國成立以來甚至是改革開放以來新設立的城市，如果求之於古代文獻當然也是難覓其運河影蹤的。

一座城市究竟是不是運河城市，關係到人們對大運河的文化和心理認同，是一個需要著重探討和闡述的問題。在歷史地理領域，關於運河城市只有一些局部描述。對運河城市的系統梳理是近十餘年的事情，主要形成了兩大譜係：

一是2014年大運河世界遺産確立的27城，即北京、天津、滄州、衡水、德州、聊城、泰安、濟寧、棗莊、安陽、鶴壁、洛陽、鄭州、商丘、淮北、宿州、宿遷、淮安、揚州、常州、無錫、蘇州、嘉興、湖州、杭州、紹興、寧波。

二是2019年大運河文化帶確立的37城，包含了前面的27城，又新增了10個城市，即廊坊、邢臺、邯鄲、雄安新區、濮陽、新鄉、焦作、開封、徐州、鎮江。這構成中國運河城市的全家福。

千里通波萬帆競渡，是古代中國實力耐力毅力的呈現

古代運河主要利用自然河道，人工開挖的部分佔比小，有些年代只是“重新加以施工而已”。但在缺乏現代化大型動力機械的古代社會，這依然需要整合和徵用整個國家的資源和人力。

隋煬帝開鑿通濟渠、永濟渠、邗溝和江南河，首次形成貫通全國的運河體系。據記載，開鑿通濟渠“發河南、淮北諸郡民，前後百餘萬”，開鑿邗溝“發淮南民十余萬”，開鑿永濟渠“發河北諸軍百萬”。從這些少則十萬、多則百萬的記載不難看出，開鑿大運河有多麼艱難不易。

從總體上看，古代直接影響運河暢通的主要因素可概括為“水”“土”“人”：

首先説“水”。受運河沿線不同區域的氣候、水文條件影響，一些水資源豐富的地區，如江南運河容易保持暢通；而在一些乾旱的內陸地區，如中原和北方地區，往往因為水量不足而影響到通航。既要在旱季保持一定的容量和深度，又要防止汛期河水暴漲沖毀堤岸，一直是古代大運河治理工程中最頭痛、最難以解決的矛盾。

接著説“土”。這是由於中國大運河的黃河段，或者説大運河在一些區域“借黃行漕”“借黃行運”造成的。唐宋以前，政治中心主要分佈在黃河流域。在漢唐兩朝，從黃河下游和江淮來的漕船，要運轉到洛陽再轉運長安，就需要借助黃河運道；在元明時期，從徐州到淮安這一段，有500里需要借助黃河水道。

但以“善淤、善決、善徙”著稱的黃河，本身是難以被征服和駕馭的。特別是在黃河下游一帶，大量泥沙沉積在河床形成“懸河”，不僅容易導致各種洪災水患，還直接抬高了河床，使黃河運道變淺甚至淤塞。歷代為了疏浚這些淤積可謂費盡錢財和絞盡腦汁，但由於黃河攜帶的泥沙量過大，最終難以奏效。這也是導致運河漕運廢止的主要原因之一。

再來説“人”。人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對運河的影響也最關鍵、最複雜。這裡重點談一下戰爭和黨爭的影響。

安史之亂以後，黃河流域藩鎮割據。作為帝國命脈的汴河，特別是作為漕運樞紐的汴州、徐州等城市就成為地方割據勢力和中央政府相互博弈、激烈鬥爭的前線。一方面，運河沿線軍閥動輒“以截斷運道來要挾中央政府”。因為一旦這條運輸線被截斷，中央政府也就不攻自破了。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只要能有效控制運道保持漕運暢通，就可以有效壓制甚至剪除部分割據勢力。

黨爭和政治的影響，可以宋代為例。北宋定都汴京，人口超過百萬，完全依賴兩淮、江南、東南地區的物資供給。宋初就明文規定，每年汴河漕糧運輸必須完成600萬石。這應該是一個“兜底”的數字，實際上超過700萬石。

保持汴河暢通無阻，是北宋的頭等大事。西元991年，汴河在浚儀（今開封）決口。宋太宗親率文武大臣督工堵塞決口，就是對“仰給在此一渠水”的最好説明。

但到了北宋後期，隨著“只問派系，不問是非”的黨爭愈演愈烈，行之有效的“導洛通汴”竟然遭到廢止，每歲疏浚汴河的制度也被中斷。曾經千里通波、萬帆競渡的汴河，自此淤積日重、堤岸決壞、水流乾涸，最終導致了與汴京一起覆亡的悲劇。

可見，運河的開鑿和通航，只是邁出“萬里長征的第一步”。從開通使用第一天起，大運河上的千里通波、萬帆競渡就是對古代中國實力、耐力和毅力的漫長考驗與全面呈現。

實現交通和商業的實用功能，表現出人文和美學價值

大運河承載著怎樣的文化價值？在大運河上，可以觀照、體驗、感受到什麼樣的民族精神？這裡略談幾點，以作拋磚引玉之用。

比如“才”與“命”。“懷才不遇”，是古代士大夫經常感慨唏噓的一個話題。在大運河的歷史上，提供了如何看待、面對、處理這個矛盾的案例。

元代的郭守敬自幼精於術算、水利。中統三年，在第一次被元世祖召見時，31歲的郭守敬就力陳水利六事。其中的第一條就是疏浚金中都舊漕河，但元世祖沒有任何回應。對此，郭守敬既沒有放棄，也沒有鬱鬱寡歡。

30年後，他再次提出“水利十一事”，第一條仍是疏通舊漕河。這次，建議很快得到回應，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元滅宋後，要把江南的物資運到大都，就必須貫通南北水運航線；二是30年來，經過對地理形勢的勘探研究，郭守敬提出的疏浚運河方案更加成熟和週密。

儘管推遲了30年，但由於形成了合力，結果不到一年就完成了整個工程，貫通南北的元代京杭大運河就此誕生。因此可以説，郭守敬這30年的忍耐沒有白費，反而為國家和民族作出了更大貢獻。

再如民族精神。在文天祥的《正氣歌》中，列舉了很多“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的人物，其中有一句是“為張睢陽齒”。這特指唐朝中期名臣張巡，睢陽是唐代的睢陽城（今商丘），張睢陽是指安史之亂中最悲慘、最悲壯的睢陽保衛戰。

保衛睢陽為什麼如此重要？這就和大運河密切相關。睢陽是隋唐大運河通濟渠段的水陸交通樞紐，是江淮漕運物資運抵洛陽、長安的重要通道，因此有“睢陽不保，江淮必亡”之説。這是雙方不惜血本、死戰到底的根源。

又如中華美學精神。江南文化是中華美學精神的傑出代表。運河名城蘇州的山塘街，就是江南詩性文化的生動體現。西元825年，大詩人白居易到蘇州任刺史。一天，白居易去虎丘，看到河道淤塞、水路不通，決定加以整治，便開鑿了東起閶門渡僧橋、西至虎丘望山橋的山塘河。山塘河在閶門與運河相接，大大便利了灌溉和交通。南北商人匯集於此，使這一帶成為“姑蘇第一名街”。

一般來説，開一條河、成就一個繁榮市場已經可以了。但深愛江南文化的白居易並不滿足，又命人在河兩岸栽藕植荷，在街兩旁夾桃種李，打造了一條運河、商業街區和人文美景融合的空間。這就是後來人們交口稱譽的“七里山塘到虎丘”。

蘇州百姓對此心懷感激，在白居易離任後，就把山塘街稱為白公堤，並修建白公祠作為紀念。這條可以作為蘇州文脈的山塘街，不僅實現了交通和商業的實用功能，也表現出很高的人文和美學價值，是中華美學精神的感性證明。

其他還有很多，如中國人津津樂道的知己與知音文化、禮賢下士的傳統美德等，都可以在大運河歷史上找到相關典故。馬可·波羅遊記中的蘇州、杭州，中西交融、華夷互通的隋唐洛陽，北宋時代與運河同興亡的汴京，也從不同角度呈現出中國古代城市發展的規律和秘密。這些都是需要深入挖掘和探索的。

目前來看，從杭州沿大運河直上北京還有較大的困難。但可以想像，隨著黃河流域、長江流域、淮河流域、海河流域的生態保護與治理，隨著京津冀城市群、山東半島城市群、中原城市群、長三角城市群等區域的高品質發展，即便不是劃著一條船從杭州到北京，但只要在大運河沿線就一定能看到既承載厚重歷史又深度融入新時代的大運河。

思想者小傳

劉士林上海交通大學城市科學研究院院長、首席專家、教授，兼任浙江省城市治理研究中心首席專家、景德鎮陶瓷大學特聘教授、中國商業史學會副會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