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格與西周迥異！春秋青銅銘文書寫的文學轉向

風格與西周迥異！春秋青銅銘文書寫的文學轉向

作者：李振峰（吉林師範大學副教授）

春秋時代，文化丕變，中國文化的“軸心時代”已經到來。對於春秋時代的文化特質，郭沫若曾以著名的蓮鶴方壺為其象徵，他説：“此鶴初突破上古時代之鴻蒙，正躊躕滿志，睥睨一切，踐踏傳統于其腳下，而欲作更高更遠的飛翔。”（《新鄭古器之一二考核》）實際上，不僅春秋時代的器物藝術突破了窠臼，春秋時代的銘文書寫也展現出了新的品格。

與西周時代相比，春秋青銅銘文至少在如下方面，表現出鮮明的轉向特徵：

第一，禮制的突破、個體意識的顯露與昂揚的時代精神。

春秋是典型的城邦時代（傅道彬語），諸侯國在擺脫了周天子的羈絆之後，各自開疆拓土，以蓬勃的態勢發展起來，《左傳》成公八年申公巫臣言：“夫狡焉思啟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春秋時代，各諸侯國表現出鮮明的自立和自覺精神，出現了發達的城邦史學、城邦哲學，一種突破舊有束縛、強調自覺自立的時代精神，已經成為春秋時代的思想主潮。與此相適應，春秋時代的青銅銘文也表現出一種“舍我其誰”的精神風貌。

春秋中期青銅器《晉公盆》在其開篇倣照西周金文套式，稱揚先祖説：“我皇祖唐公，膺受大命，左右武王，敬□百蠻，廣司四方，至於大廷，莫不事公。”但隨後就轉入了對自己的不吝華辭的讚美：“余雖今小子，敢帥型先王，秉德秩秩，□燮萬邦，殷殷莫不日卑恭，余鹹畜胤士，作朋左右，保乂王國，刜暴舒迮，丕嚴虩若否。”到了春秋晚期青銅器《઒੒민쥙褸먇꨿ਯ䯼ꢀ줽饐姎뤹륭鯼즥ꦈৎ뤹맛碌毼짔祭ह먇쯼줽餸�駔⥤餹뤸민줽騇㥄署磀⢀�侮㯼ꦈᦘ縷姎맚䥭飯௼즥ꦈৎ맚䧛碌毼짔祭঱駚䦦즠磀⦈ᤸ�妉��ꤼ篼쥤餸맬줸௼즈᥮覘署秚䤺ꣀ⦝榵騯䯼ꢀ쨿馠稇ꥐ騇ꦓ⧚䩓�祍᥈槉饈민쥏碌娯䥜襅觧橓쥙詓��碌娧᧚䣀⢀�裀갪⠩⟩㭦懨é犣˯쉦巣ʰ꒠鐘》的狂妄，不遑多讓的是《郘鐘》銘文，整篇銘文有七處用第一人稱，而且大多用主格，如“余翼公之孫”“余頡岡事君”“余獸丮武”“余不敢為驕”“我以享孝”。也有用所有格的，如“作為余鐘”“樂我先祖”。這在傳世銘文中也是僅見的。

在這種以我為主的銘文書寫方式裏，西周銘文“敬天法祖”的思想精神正在一點一點被剝離。春秋的諸侯和士大夫們，似乎已經不再將青銅銘文作為權力和地位的“特許狀”（馬林諾夫斯基語）證明，而是認為自身的德業奮鬥比起先祖的遺傳血統，更具有説服人心的效力。

第二，精細化、個人化的語匯描摹。

西周時代的青銅銘文，完全是禮典書寫的産物，其語詞使用一方面受限于“禮典”的程式和規範化描述，另一方面受制于“禮器”“禮物”和“禮文”的詞彙陳列，留給個人和個性表達的空間極小。因而，其文學性主要表現為“禮文”之“文”的顯現，表現為一種在形式、韻律方面向“詩”的靠近，表現為一種對盛大功業的文字敘述。從文學接受的角度，最終表現為對“鬱鬱乎文哉”的周代禮樂文明的追想。所以，西周青銅銘文的“文學性”，是一種綜合性的“文學性”，與純粹的“文學性”還有著相當的距離。因而在某種角度上，西周青銅銘文的表述更多“公家之文”的特徵，卻缺少“私家之筆”的個人情致。

這種情況，到春秋時代有了較為顯著的改變。隨著歷史語境的變化，自春秋早期開始，西周晚期金文中習見之有關廷禮、冊命等內容的銘文即已不復見。禮典從銘文中的消隱和弱化，為個人化的文學表達預留了空間。

如春秋早期青銅器《上曾太子鼎》，其銘文載：

上曾太子般殷乃擇吉金，自作䵼彝。心聖若慮，哀哀利錐。用孝用享，既和無測。父母嘉持，多用旨食。

此鼎是上曾太子般殷為其去世的父母鑄造的彝器，中有“心聖若慮，哀哀利錐”句，文辭優美，極為少見。中國上古典籍中曾記載一種非常神秘的“思成”行為。所謂“思成”，乃是古人在祭祀先祖之前，祭主先要進行齋戒，回憶先祖生前所作所為，思慮既深，便如在目前。如此，則祖宗陟降，神明來格，此謂之“思成”。《詩》之《那》謂“湯孫奏假，綏我思成”。鄭箋謂：“湯孫太甲又奏昇堂之樂，弦歌之，乃安我心所思而成之。謂神明來格也。《禮記》曰：‘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週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此之謂思成。”青銅銘文“心聖若慮”是典型的“思成”之舉。“聖”，聽也，聞也。“心聖若慮”，謂以心聽之，如聞憂慮。《祭義》言“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心聽”也。“愾然必有聞其嘆息之聲”，“若慮”也。“哀哀利錐”者，“哀哀”，悲傷之心也，《詩·小雅·蓼莪》謂“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利錐”者，哀心之狀，錐心之痛也。

再如春秋晚期青銅器《蔡侯尊》，其銘文曰：

元年正月初吉辛亥，蔡侯申虔恭大命，上下陟否，擸敬不惕，肇佐天子，用作大孟姬媵彝缶，禋享是以，祇盟嘗禘，祐受無已，齋嘏整肅，類文王母，穆穆亹亹，聰憲訢揚，威儀遊遊，靈頌熙商，康諧穆好，敬配吳王，不諱考壽，子孫蕃昌，永保用之，千歲無疆。

此器銘文，是春秋蔡昭侯為長女大孟姬媵器所作的致語。銘文中有“靈頌熙商”一句，用以稱美大孟姬的容貌，“靈”者，令也，休美也。頌者，容也。熙者，光也。商者，彰也。所謂“靈頌熙商”，意即嬌美的容顏煥發出太陽一樣的光輝。王粲《神女賦》：“朱顏熙曜，曄若春華。”用“熙”來描述“顏”，與蔡侯器銘文“靈頌熙商”中用“熙”來描述“容”恰可互證（謝明文《商周文字論集》）。曹植《洛神賦》：“遠而望之，皎若太陽升朝霞”，與此差可比擬。應當認為，這種對於大孟姬美貌的描寫方式，實際上已開後世乙太陽喻女性容顏的先河。另外應當注意的是，此銘文一一列舉大孟姬之美德，其文合於詩韻，類似于《衛風·碩人》的“賦”體，描摹之精，在周代的青銅器銘文中罕有其匹，獨樹一幟。

第三，關注器物藝術本體的文學修辭。

西周青銅器是“禮”的物質載體，青銅銘文的書寫重在對“禮”的呈現，而其自身的材質、紋飾、音聲之美，在銘文書寫中則較少表現。及至春秋時代，個人的情感嗜欲活躍起來。管仲鏤簋朱纮、山節藻棁，喜歡“裝飾之美”。魏文侯與子夏語，好“新樂”而厭“古樂”，喜歡“音聲之美”。二者一一違背禮制，以個人的情感嗜好為唯一的出發點。在這樣的情況下，青銅銘文就不能不有所表現：

《઒੒먽�ꢀ쥅機㨵⥰ᧂ�쯼쩾⥹㩟姅쯼직娉⨋奍즯䨯覯ꧣ쯼즬ᨯ評匿�쥐襥祈穎磀⢀�쨵⥰ᧂ�좀�륭祿侮㧼橒魯멟㩫褽禮ﯼ쨿쨿ᩣ訍ᩣ쯼쥯餺쩟㨉⤹맾�䥽⥮餉⧻累襾祅稱᥌檢⢀직娉⨋奍�륭秔覝娵੓觼橒栗䢀증਴褹맾�즄侮㧼橒便⥍䨉⦳�全쨉㧚䨊ᦜ壀⩀憎礽쥙言奾祿栗䥏㥐민즈᤻쥏碌妃㨧᥮㥽㥈�㦃꥛륺秚䢀쥇꥜ꢀ�妙⣀ꩃ詒먽�ꢀ짟맟륅橾鯼즗Ⱓ㵥䇨顣¥䧩⟦碦⬯쌧썩쓣¢ݢܧ﫧﫥嶩ݧ䨤륥�⬦삧얩⟧ꄧ퍨顧ꄩ堯깯쌣ʥᨧ伂稀㥷娮ࣀ먰㯼ꢀ쥮祺餹뤺민쨄⨀壀ᨆ切夻誇꧉⯼먇�壀᧾�壀᩺切夻誇ꧭ�ᣀ⢀�⥰ᧂ�죀ᧁ娉⨋奍᧟맟륅橾鯼쥍᤺줸ꥭ種餺ꦄ﨧饈੝⩓쥙詓�礹楆駚䥏詝鯼즄﨧饈ঘ姧릖祭檣�৚䨿릭導쥮㥷⧻碌्姚䩢⦉짥楅觚䥙覺騽�㯼쨽쥏覈ऺ椺ꤻ좀쥅㦳袀�䨉ꦜ列줽㣀⼯p>

“一代有一代之文學”（王國維《宋元戲曲考》），春秋青銅銘文的書寫彰顯了一種與西周迥異的文學風格，它表現為昂揚的時代精神、個人化的文學書寫和對器物本體藝術修辭的重視，與《左傳》等經典文本一道，共同呼喚著一個“新體文言”文學時代的到來。

《光明日報》（ 2022年10月25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