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元明之際文壇的“詩非窮而後工”説

【青年學者論壇】

作者：陳光（北京語言大學中華文化研究院博士後、助理研究員）

元明之際，彼時因政局混亂及思想控制的鬆動，文人的思想活力獲得極大釋放，因而文學思想較為活躍。文人群體往往突破承平時期的種種限制，拓展創作的空間，更對傳統詩學觀唸有所生新與變革。其中，一個傳統的詩學話語，“窮而後工”被舊話重提。值得玩味的是，此際文人非但喪失仕進的機會，甚至窮困潦倒、避亂山林，卻反對“窮而後工”，這來源於易代文人特有的儒者心態與生命意識。對“詩非窮而後工”的論説，可管窺元明之際文學思想的複雜性與獨特性。

“詩非窮而後工”的內涵

“窮而後工”作為傳統詩學觀念，淵源有自。屈原“惜誦以致愍兮，發憤以抒情”（《九章》）即是此意，司馬遷評曰：“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屈原列傳》）將其進一步轉化為文學創作論領域的觀點。至北宋歐陽修，將發憤抒情概括為“窮而後工”説，謂：“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于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嘆，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梅聖俞詩集序》）自此，“窮而後工”成為涵涉創作論與批評論的詩學話語，其基本內涵可概括為詩人志不獲伸而內有憂思，可言他人所難言，藝術境界亦因此而超邁。

元季哀世，戰亂頻仍，詩壇不乏艱深危苦之辭。哀世有變風變雅之音本屬正常，卻招致一些文人的反對，以“窮而後工”為非。劉永之即是一例。劉永之，字仲修，清江人，號山陰道士，少時隨父遊京師，後與同郡文人彭鏞、楊士弘、梁寅、劉崧諸人遊，以講學論詩為尚。劉永之不滿季世變音，雲：“昔之論詩者曰：詩人少達而多窮。或為説以解之曰：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耳。是二者皆非也。惟不以窮達累其心，而後辭有大過人者。……不得志於時，而其胸中超然，無窮達之累，故能發其豪邁雋偉之才，高古衝澹之趣，以成一家之言，名世而垂後。”（《劉子高詩集序》）此論可從兩個層面予以分析：首先，他認為人窮而後詩工作為詩歌創作論具有簡單之弊，並易導出羈窮愁嘆、哀思流糜的詩風，他顯然不滿於此種詩風。其次，他認為詩工與否無關窮達，而在於詩人是否具有不為物累的超越心態。惟窮達不累於心，則可超越個人際遇而有垂世之作。其友劉崧亦持此觀點，曰：“昔人謂詩能窮人，信然乎哉？將詩必窮，而後工也，則窮之於人，必有不茍焉者矣。……然視其志，嶷然而不挫，視其色，侈然而不憂。方長吟短咏，行歌坐嘯，怡然自得，宜其詩之達于工也幾矣。”（《鐘祥詩集序》）劉崧此論與劉永之頗為類似，其關注點在於詩人之志與色，而非窮與達，這顯然超越了“窮而後工”的理論範疇，更強調不為物累的個人境界與儒者的生命力。總結來看，“詩非窮而後工”的理論內涵無外乎兩點：其一是超越個人窮達富貴，主張不為物累的超越性人格，如此為詩而易工巧；其二是反對困厄無聊之輩的悽然愁苦之辭，倡導豪邁雋偉、怡然自得的審美趣味。

“詩非窮而後工”説的形成

“詩非窮而後工”説雖受到元延祐以來雅正詩風的影響，但根本原因在於文人心態與出處態度的變化。由於元代政權的民族特徵，漢人出仕艱難，南人尤甚，元代盛行的干謁之風即源於此，士人功利之習勝而躁競之風行。因此，江南文人普遍經歷由積極仕進到甘守山林的心態歷程。但其間亦有區別：有些文人仕進不能，加之遭遇元季戰亂，便遵循儒家待時而動的處世哲學，蟄伏山林以待世運清平，宋濂、劉崧、危素諸人可歸於此類；有些文人則徹底斷絕仕進的念頭，懷道而隱，講經論史以踐行儒者之道，劉永之、陳謨、梁寅諸人可歸入此類。待時而動與懷道而隱兩種出處態度，可從文人詩文中窺見一斑。劉崧曾言：“進退時也，用舍命也，而彼此遠近一致也。”（《送劉嗣慶還安福序》）而懷道而隱的諸人，僅從其字號上便可得之。例如陳謨，時人稱海桑先生，其集名曰《海桑集》，可見其遺世高蹈之風。再如梁寅，結廬石門山，學者稱石門先生。胡行簡，元末講授鄉里，其集名《樗隱集》，可見其隱士之志。泰和梁蘭，隱居不仕，以“畦樂”自居。同為面臨出仕不能的現實難題，元末文人能生發出以上兩種心態，既是出於年齒不同之故，例如劉崧、宋濂諸人正值壯年，而梁寅、陳謨則垂垂老矣，更在於他們對行道方式的態度差異。

兩種士人心態與出處態度皆可導出“詩非窮而後工”説。懷道而隱的文人傾向於模糊窮、達二者的界限，具有超越個人際遇的儒者胸懷。劉永之對“窮而後工”説的反對，實際上是對儒者因志不獲伸而哀嘆窮苦之辭的人生模式的否定，進而反對此種詩風：“使其感憤鬱積，出為羈窮愁嘆之辭，譬之寒蟬秋螾，哀吟悲唱於灌莽之中，以自鳴其不幸，其言雖工，何足取哉！”（《劉子高詩集序》）因此劉永之、梁寅諸人好李白、陶潛詩，永之“前有一尊酒，斟酌雅平生”（《前有一尊酒》）頗具太白逸氣，陳謨則將太白之道歸結為“涵養以昌其氣，高明以廣其識，汗漫以致其約，脫略以通其神”（《書劉君子卿詩稿》）諸語，之所以如此，正是出於對其不畏窮達的超越氣象的讚賞。待時而動的文人則傾向於強調儒者在遭遇低谷時的生命力，劉崧“亂石滿江灘路淺，唱歌踏水負薪來”（《出石門灘舟行書所見七首》其一）之語正是此種生命力的展現。因此，劉崧諸人否定“窮而後工”，實際上隱含著對身居清要之職而行儒者之用的嚮往，其“貴富利達，高視雄踞，發辭吐氣，能赫然如虹霓，轟然如雷霆者，吾固不得而發之也”（《鐘祥詩集序》）之語，正是此種心跡的流露。

“詩非窮而後工”説與易代文人的創作履踐

元明鼎革，不同的出處態度不僅導致文人人生模式的差異，更進一步影響詩文創作履踐，將“詩非窮而後工”説與其詩作結合考察，可見持此觀點的文人在入明前後的創作變遷。劉永之於洪武初被徵至金陵，旋以疾辭歸，陳謨、梁蘭諸人亦如此，依然堅守山林，拒絕出仕。而危素、劉崧、朱善等待時而動的文人則終於迎來海晏河清，於是走出山林而積極仕明。兩個群體的不同選擇，亦影響其詩文創作的走向。前者如劉永之，入明後依然寄情山水、咏歌如故，在離開金陵時為別宋濂所作諸詩，展現出其歷來所具有的詩歌風貌與藝術水準，“預從山頂結茅屋，待得先生跨鹿來”（《酬別宋讚善大夫景濂四首》其四）一句，勾勒出劉永之遺世獨立的隱士氣象，可見其踐行的依然是元末以來的“詩非窮而後工”説。而劉崧等人則並未如其設想的那般，在食俸明廷、身居要職後發安閒雍容之辭。其入明後的詩作蓋可分為兩類，一類為以“鳴盛”為底色的應制諸作，一類為抒寫個人懷抱的私人創作，而後者並無志得意滿之辭，卻常有遙想山林之嘆：“山林真樂安可忘，時援綠綺歌清商。自來南京直大省，長對新圖懷故鄉。”（《題昆丘山水圖為李德昌賦》）“不如萬事俱不聞，且與痛飲樽中醁。”（《送潘郎中迪允謝病歸山陰》）再無元末隱逸時“丈夫志氣傾海岳，一笑已覺形俱忘”（《夜宴富灘郭氏西庭和答九洲蕭徵士並柬履理履祥于淵賢伯仲》）的灑脫豪邁。而危素入明後雖勉力為官，卻以貶官合州並鬱鬱而終而收場，其入明後更是再無詩作。劉崧、危素等人在明初詩歌氣度的降格甚至生命力的枯萎，並非出於創作能力的下降，而是源於此時政治環境的惡劣與文人面臨的仕宦窘境，以至於其富貴利達而吐安閒之氣的詩學追求終未實現。實際上，希望落空的又豈止劉崧諸人，他們的前輩虞集，在元朝身居館閣、顯赫一時，但始終處於權力週邊，不過行品評文物、講經説史之事。而明朝雖為漢族政權，但文人又面臨新的政治環境與仕宦難題，這也註定他們建立在出仕基礎上的典雅雍容詩學理想的旁落。而能代表其詩歌藝術水準的，依然是收錄危素元末作品的《雲林集》與劉崧等人別集中的元末諸作。作為文史研究者，當然需要鉤沉詩學主張與創作履踐存在差異的內在原因，但同時作為詩歌讀者，又很難不為此種詩學理想的落空而動容。

《光明日報》（ 2022年10月25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