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中國上古時期的年表 《夏商周斷代工程報告》發佈

　　二里頭遺址 資料照片

　　《夏商周斷代工程報告》 科學出版社供圖

　　西周青銅利簋，利簋上面的銘文記載了武王克商的資訊。科學出版社供圖

“二十多年過去了，我們終於能向整個項目組、向社會、向廣大人民群眾交一份滿意的答卷了。”在科學出版社舉行的《夏商周斷代工程報告》新書首發式上，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科學家、北京大學教授李伯謙長舒了一口氣。

記者見到，這是一本黃褐色的厚重大書，封面上印著西周青銅“利簋”，546頁，共計83.6萬字。

為了這本厚重的大書，不少人從青春年少熬到鬢髭皆白。於是，這本署名為“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的大書，不僅浸潤著200余位專家的年華與心血，更象徵著中國學者孜孜以求、不懈探索自身文明歷程的態度與精神。

久違了，這份答卷

為什麼會有“夏商周斷代工程”，以及這份隨之而來的《夏商周斷代工程報告》？

這要從中華文明的特徵説起。

中華文明是人類歷史上少有的具有獨立起源的古文明之一，延綿流傳、從未中斷。然而，我國古書上記載的上古確切年代，只能上推到司馬遷《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的開端——西周晚期共和元年，即西元前841年，再往前追溯就存在分歧。這成為我國乃至世界古史研究中的重大缺憾。

究竟有沒有夏代？夏、商、週三代的分野在什麼時刻？千百年來，歷代學者不斷努力解答這個問題。然而，由於研究材料和手段有限，一些關鍵點上始終沒有突破。

“20世紀初，疑古派率先對兩千多年的中國古代史研究方法提出疑問。隨後，以田野調查和發掘為特徵的中國現代考古學建立，取代了傳統的金石學研究，為夏商周文明的探索開闢了新途徑。電腦發明後，天文曆算進入了前人無法比擬的快捷精準時代。核物理引進考古學領域後，碳-14測年方法的應用對年代學研究是重大推動。”李伯謙回顧。

據悉，碳元素是生命的基本元素之一。具有放射性的碳-14元素隨著光合作用進入生物體內，按照一定的規律進行衰變（經過5730±40年衰減為原來的一半）。當生物死亡後，體內的碳-14得不到補充，只能按照規律進行衰變。因此，根據生物遺骸體內碳-14減少的程度，可以計算出生物死亡的年代。只要獲得可靠的樣本，就可以推斷生物死亡時距今的年代。

隨著年代數據校正手段的提升以及加速器質譜法（AMS）的出現，碳-14測年對高精度測量以及對微量樣品的測量成為可能。由此，對商周曆史紀年分歧作出科學的判斷，重估整個中國古代文明的時機來臨了。

1995年，系統科學、系統工程及控制論專家，時任國務委員、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主任的宋健倡議，“組織科學界聯合研究中國古代紀年問題”。次年5月16日，被列為“九五”計劃國家重點科技攻關項目之一的“夏商周斷代工程”正式宣佈啟動。

作為多學科交叉聯合攻關的大型科研項目，“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研究方法充滿了人文學科與自然科學交織的魅力。

夏商周斷代工程首席科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仇士華告訴記者：“研究途徑主要有兩條。第一條，對傳世文獻和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材料進行蒐集、整理、鑒定和研究，對其中有關的天文、曆法記錄，通過現代天文計算，推定其年代。第二條，對有典型意義的考古遺址、墓葬資料進行整理和分期研究，做必要的發掘，取得系列樣品，進行常規法和AMS法的碳-14測年。”

於是，一個統攝歷史學、考古學、文獻學、古文字學、歷史地理學、天文學和科技測年等學科的“超級”學術工程誕生了，參與人員是來自全國32家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文博單位的200余位專家。

作為一個學術項目，“夏商周斷代工程”于2000年結題，併發布了《夏商周斷代工程1996—2000年階段成果報告：簡本》，給出了西周列王年代、武王克商年份、商代後期武丁以下王年、夏商分界界標、夏代始年等結論。

那麼，從“簡本”到這本編修而成的“繁本”報告，結題後的20多年，專家們做了哪些工作呢？

“對夏、商前期和西周考古遺址進行進一步發掘，為先周文化和西周考古文化分期和編年提供新材料；建立河南龍山—新砦—二里頭—二里崗考古年代序列；進一步深化殷墟甲骨分期研究；校驗西周王年和金文歷譜。”李伯謙答。

李伯謙回憶，根據簡本寫就的繁本報告初稿其實出來得很快，但將初稿交付給專家組，根據專家組意見對工程的9大課題、44個專題研究成果進行全面補充，“時間就漫長了，大約從2005年進行到了2016年底。”擬出版的報告交給出版社時，時間已是2017年。經過對內容進行全面且精心的核實與校對，科學出版社才小心翼翼地將這本書交給大眾。

因此，這份久違了的《夏商周斷代工程報告》，是對“夏商周斷代工程”的全面綜合與總結，較為系統地反映了“夏商周斷代工程”的成果和重要新進展。

穿越歷史的迷霧

“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總目標，是制定出一份有科學依據的夏商週三代年表。

具體而言，有四個目標：其一，西周共和元年（西元前841年）以前，包括西周早期、中期和晚期前半段共10個王，提出比較準確的年代。其二，商代後期武丁以下各王，提出比較準確的年代。其三，商代前期，提出比較詳細的年代框架。其四，夏代，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

“我們所做的就是穿越歷史的迷霧，給夏、商、周的歷史與分界劃‘線’。”仇士華這樣形容。

關於西周，文獻記載頗為豐厚，而出土青銅器上的文字——金文，無疑是劃定王年的有力支撐。因此，工程專家們對西周列王在位時間的研究，內容頗為豐富。

關於西周共和元年（西元前841年）之後的王年，學術界已有定論。共和之前，含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共王、懿王、孝王、夷王、厲王，工程均給出了“擬年長歷表”。

其中懿王元年的推定，較有代表性。古本《竹書紀年》有“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鄭”的記載，學者們認為，“天再旦”是一次日出之際發生的日食，“鄭”在西周都城鎬京附近的華縣。根據現代天文學方法，經對西元前1000—前840年的日食進行全面計算，發現只有在西元前899年4月21日的日食，可以在西周鄭地造成“天再旦”的現場。由此，懿王元年被推定為西元前899年。

《史記·周本紀》中有這樣一段驚心動魄的描述：“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於商郊牧野，乃誓。武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帝紂聞武王來，亦發兵七十萬距武王”“紂師皆倒兵以戰”“紂走，反入登于鹿臺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

這段描述，便是“武王克商”。

在“夏商周斷代工程”中，武王克商的年份，無疑是最引人矚目的謎題之一。它是商與周的分野，象徵著一個王朝的終結和另一個王朝的開始。

先輩學者也曾對這一年份做出探究，所依據的主要是“歷術推算”“證諸文獻、金文歷日”“累計王公之年”“回推天象”等方法，報告中以表格形式列出了44種推斷。

“夏商周斷代工程”主要依據的，是對豐鎬遺址出土器物進行常規及AMS碳-14測年，與此同時，根據典籍記載進行天文推算，最後與青銅上的金文對照，得出最終結論。

豐鎬遺址位於今西安市西南郊灃河兩岸，是文王遷徙定下來的都城，一直沿用到平王東遷洛邑，作為都城的歷史貫穿整個西周。

為了獲得該遺址翔實的分期材料，承擔“夏商周斷代工程”“豐、鎬址分期與年代測定”的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沛西工作隊，在當地進行了多次發掘，其中兩個地層為考古學上劃分商周界限提供了理想依據。經過對相應地層出土器物進行測年，武王克商之年被限定在西元前1060年—前1000年之間。

專家組在梳理了《尚書》《漢書》《國語》等典籍以及利簋上的銘文中關於武王克商的天象記載後，發現了“歲在鶉火”“歲星中天”等關鍵資訊。根據天文計算逐層篩選，提出了武王克商在西元前1046年、西元前1044年或西元前1027年三個方案。因西元前1046年與西周金文歷譜銜接較好，也符合典籍中的多種描述，因此判斷，西元前1046年為武王克商之年。

依照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相結合的思路，報告中專家組給出了一份“夏商週年表”，三代積年如下：

夏：西元前2070年—西元前1600年。

商：西元前1600年—西元前1046年。

西周：西元前1046年—西元前771年。

“一定會有質疑，但我們坦然面對質疑。爭議本身，也是學術向前發展的標誌之一。”仇士華説。

中華文明從未斷裂

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研究員劉慶柱看來，“夏商周斷代工程”極其重要的一環，在於建立了有科學作為依據的夏代基本年代框架。

報告顯示：偃師二里頭遺址發現了宮殿、墓葬和青銅冶製作坊，出土了青銅器、玉器、陶器、石器和骨角器。依據對出土文物進行常規碳-14測年，二里頭遺址第一期在西元前1780—前1708年之間，第四期在西元前1557—前1512年之間。

專家組認為，無論是從規模還是從出土遺物來看，二里頭遺址都已經發生了明顯的階級分化，當為一處都邑遺址，其延續時間，和典籍裏提及的“斟鄩”作為夏代都邑的歷史相符合。而且，學界對二里頭文化是否代表了整個夏文化的發展過程尚無定論。換言之，二里頭尚不是最早的夏文化。

依據典籍裏關於夏代積年的記載和天文推算，以及對登封王城崗、禹州瓦店、新密新砦等遺址出土的文物進行AMS碳-14測年，“夏商周斷代工程”認為夏代始於西元前2070年，終於西元前1600年。

這一結論，是對“夏代是否存在”等質疑的回應。

劉慶柱回顧，國際學界長期對中華文明存在偏見——在19世紀傳教士足跡遍佈中國時，他們認為中華文明是“西風東漸”的成果；在中國本土發現彩陶器後，他們認為彩陶是域外文明輸入中國的成果，直至夏鼐先生證明河南的仰韶文化早于甘肅的齊家文化，彩陶並非從新疆、甘肅輸入中原，這種觀念才被推翻；在甲骨文發現之前，西方並不承認商代的存在；在甲骨文發現之後，又以沒有發現更早的文字為由，否定早商和夏代的存在。

中國現代考古學百年發展的過程，是一個對自身文明不斷發掘、證實，不斷體認的過程，劉慶柱感慨。

夏、商、週三代是中國古文明形成特色、走向繁榮的重要時期。因此，建立夏商週年代學“尺規”，于古文明研究的意義不言而喻，于建立對中國文化的認同而言，意義也不言而喻。

“從現有的知識體系來看，工程使用的方法是科學的，得出的結論是公允的、值得信賴的。”劉慶柱強調。

因為常規碳-14測年、AMS碳-14測年、天文學推算、金文歷譜推算、典籍印證等方式相互結合，是多重證據法的運用，是可以重復的，可以被證實或者證偽的。而可以重復、可被證實或者證偽，正是科學的特徵。

“‘夏商周斷代工程’，為我們展示了一種科學的方法論，對中國考古學、歷史學等社會科學的建設，起到了好的示範作用。”劉慶柱説。

李伯謙説，他們希望，對夏、商、周文明的研究，能繼續深入下去。對於國內外同行的學術意見，他們給予認真關注。對於新發現、新觀念帶來的認識上的突破和新的研究前進，他們寄予熱切期待。

 （本報記者 韓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