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樂文明•傳承優秀傳統文化（六）｜禮，要有情

 【編者按】禮樂，是中國文化的標誌。中國自古號稱“禮義之邦”，禮樂之道為中國人確立了共同的價值理念和行為準則，中華民族也由此成為多元一體的偉大民族。了解禮樂文化，是了解中國文化，也是中國人自我理解的重要前提。民族復興需要文化自信，禮樂文明正是我們堅定文化自信的底氣。

中國網文化中國頻道特別推出“禮樂文明·傳承優秀傳統文化”欄目，闡發禮文化的內涵，揭示其精神真諦，探討如何發掘其中的精義，加以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提升大眾的文化自信與文化自覺，助力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今天推出第六篇《禮，要有情》。

文化學者 宋逸民

人是情感動物——人離不開親情、愛情與友情。但情感有個特徵，正如湯顯祖在《牡丹亭》有段話所説：“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這樣的感悟，不分中西，不分古今，而是“其心同、其理同”的。你看西塞羅不是也這樣説嗎——“人拋棄理智就要受感情的支配，脆弱的感情氾濫不可收拾，就像一隻船不小心駛入了深海，找不到碇泊處”。人類所受到的感動，所獲得的快樂，往往都與情有關。反過來，人類所受的痛苦，所遭遇的折磨，也往往與情有關。這一點我們小時候看瓊瑤劇深有感觸。其實，任何一部文學或影視作品，都繞不開一個“情”字。所謂“為情所困”，恐怕是幾乎每個人都有過的經歷。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即使沒有完整讀過《詩經》的，也對這首詩非常熟悉。其實，在《詩經》中類似這樣表達男女愛情的詩歌很多。看得出來，這些情感都表達得非常含蓄、委婉，與歐美那種直接、強烈的愛情詩有很大不同，這就是儒家詩教禮教傳統塑造的結果。

孔子倡導“詩教”，他説：“詩可以興，可以群，可以觀，可以怨。”詩，是詩人情感的表達。即便我們不是詩人，我們也可以借助詩歌來表達情感。所以，我們中國人到今天還要學唐詩宋詞，這些都可以幫助我們來表達、抒發內心的喜歡、憂傷、悲憤，在宴樂、送別、思念時，吟咏以抒情。但是，在孔子、儒家看來，這些情感表達都要節制。要“發乎情，止乎禮義”。也就是説，要用禮義來節制情感，不能讓情感、情緒氾濫無歸，流於濫情。這就是為什麼，孔子一邊強調“興于詩”，又要主張“立於禮”的緣故。當然，在“立於禮”之後還要“成于樂”，而“樂”又直接與情感相關。也就是説，人有抒情的需要，但是情如果不加以節制就容易走向濫情，於是要用禮來節制。但是如果過分強調禮，又容易造成情感的疏離、性情的禁錮，所以還要超越禮，用樂來昇華，使得生命達到中和圓融的境界，這才是“成”——成德、成人之“成”！

其實，儒家的禮從一開始，就沒有脫離人的情感，而是始終是從情感出發的。《禮記·問喪》：“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禮義之經也，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這句話直接地將“禮”與“人情”聯繫起來。後來司馬遷在《史記·禮書》中歸結為“緣人情而制禮”，禮的大廈要以情為之奠基。

眾所週知，在中國文化中，情與理的關係，也是剪不斷理還亂。我們今天往往刻意區分情感與理性，其實在儒家的觀念裏，禮一頭連著情感，一頭連著理性，而融為一體。情與理是一體兩面，不可分割的。如果説，禮與理的關係其實可以視為用與體的關係，那麼，禮與情的關係可以表述為建築與地基的關係。換句話説，如果禮的根據在理，那麼也可以説，禮的基石在情。理是禮得以製作成立的根據，而情則是禮得以産生與發揮作用的基石。

人是一個多面的存在，而情是最真切的。情與禮好像是對立的。我們一般也認為，孔子講“克己復禮”，從某種意義上，是用道德理性來克制、約束人的情感、慾望。但是，我們還要看到，儒家對於情，從來不是單一地負面看法。我們仔細揣摩先秦儒家文獻，就會發現，儒家對於情是給予基本肯定的，就如儒家的身體觀一樣，首先是肯定，然後才是“修治”的對象。《禮運》曰：“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中國人經常挂在嘴邊的“七情六欲”，七情就是這裡所提到的高興、忿怒、哀傷、恐懼、愛慕、厭惡、慾望。這些出自本能，不學就會。“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也就是説食色是人類最基礎的慾望所在；死亡和貧苦是人們最厭惡的東西所在。慾望也就是追求自己希望達到的，厭惡也就是躲避自己討厭的，這是人情的基本方面。人人藏有一顆心，別人無法去揣測。善惡都藏在心中，從表情上不會顯現出來，要想全部窮盡了解人的真實想法與情感，除了依靠禮，還能靠什麼呢？因此，儒家就要強調禮的教化作用，這就是古人所謂“率人情性以設教”，信乎斯言！

1993年在湖北荊門的一座楚墓中發掘出一大批戰國竹簡。在這批竹簡中，有數量驚人的儒家文獻。其中一個引起哲學家驚奇的是，“道始於情”這樣一種觀點。李澤厚先生甚至據此提出了“情本體”的觀點，蒙培元多年來一直倡導“情感儒學”，都是看到了情在儒家義理架構中的重要性。情感是先天的，人一生下來就會哭、會笑，會依賴父母，與父母親近，與親人親近。如孟子所説，“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因此，儒家製作禮，首先是“順情”，即“禮順人情”。禮從根本上是合乎人之情的。我們對於父母的敬愛、對於師長的尊重，都需要用一種合適的方式來呈現和表達，那就是禮。《孟子》在解釋喪葬禮的出現時，便是立足於人對父母遺體被動物吞食的不忍之情。其實，孔子説：“喪思哀，祭思敬。”孔子還説過：“喪，與其奢也，寧簡；與其易也，寧戚。”都是以真情實感作為禮的基礎的。孔子給宰予講“三年之喪”時，也是強調，在父母去世之後“食夫稻，衣夫錦，于女安乎”？在孔子看來，“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之所以要為父母守喪，就是因為人在父母去世後天然的一種哀痛之情需要表達。而之所以守三年喪，則是出於父母對自己的恩情是最重的。這就是説，禮的儀程、規範的安排設計都是建基於人情之上的。只不過，因為情感就像水流一樣，如果沒有河道的引導，就會氾濫成災。正如《中庸》所説“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情感總是有一個“發而中節與否”的問題。所以，《禮記·坊記》講：“禮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如果我們把人的情劃分為正面的積極的情感，與負面的消極的情感，那麼禮就是立足於積極情感，而要克制消極情感的一種人文規則。孔子説：“《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朱熹解釋説：“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通過建基於真實的情感而製作禮；反過來再通過禮的節制，而使情感得以合乎中道。

儒家強調“誠”，而反對“偽”，就是主張禮務必建基於真情實感之上，而不能成為虛情假意的鄉願。如果禮失去了情，那麼禮也就成了僵化的教條、令人生厭的過場。我們會看到一些較為“成熟”的人，為人處世處處守禮，只是讓人看上去不舒服，問題出在哪？其實，往往就是因為缺乏情感基礎，缺乏真情實感的投入，禮就顯得油滑、虛偽、世故、做作。惺惺作態之所以令人生厭，也是同樣的道理。大家讀《紅樓夢》，對其中的女一號黛玉和女二號寶釵印象深刻。我曾經做個小調查，結果發現大部分人雖然認為黛玉愛耍性子、不好相處，但是對寶釵的人情練達卻並不“感冒”。讀者還是讚美寶黛愛情，而對最後的結局表示遺憾。為何如此？就是因為，黛玉重情而寶釵守禮。更關鍵的是黛玉重情而有真情，寶釵守禮而無真情。所以，人們並不是討厭寶釵的知書達禮，而是不喜歡她的無情。無情而守禮，則往往流於虛偽。

還有一些“禮俗”現象，因為違背了這一原則，而實際上背離了“禮義”。比如，某些地方有一種特殊的職業，叫“哭喪人”。不知大家是否還記得當年紅極一時的電影《手機》中的那個“路之信”，不是因為天生一副“殺豬”的好嗓子，聲音洪亮，而成了職業哭喪人嗎？有人質疑：“父親死了，兒子不哭不跪，卻請人‘代勞’，這也叫盡孝道？”父母去世後，舉行喪禮，本是為表達對親人的懷念和哀痛，如果真情隱遁，喪禮還算是喪禮嗎？難怪乎孔子感喟：“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禮與情，千絲萬縷，不可分開。只有建基於真情實感之上的禮貌、禮節才是舒服的、有效的；只有在禮的調節之下的情感，才是舒適的、合理的。如何合理處理情感，是我們每時每刻都會遇到的難題，因此禮不可須臾離也。同時，我們今天倡導禮樂的生活，也要格外注意不要違背人情，悖情的一般來説就是不合理的。當然，這裡的“情”又不能泛化、私化，而必須是積極的情感。那些以情感——不論是親情、愛情還是友情——來“綁架”人的禮是要不得的。

所以，我們也應該“吾日三省吾身”：我的情感表達合乎禮義嗎？我的禮貌出於真情嗎？我能協調好情與禮的關係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