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的作者是杜牧嗎

《清明》是否為晚唐著名詩人杜牧所作，歧見紛紜。唐代文學學會會長陳尚君教授聲稱，《清明》“應該是南宋後出現於民間，到《千家詩》方附會給杜牧”（《唐詩求是》）。2020年4月，在接受《南方人物週刊》採訪時，陳尚君重申舊説——“此詩寫于宋代”（《〈全唐詩〉49403首，偽詩很多》，《南方人物週刊》第9期），理由有二：一是杜牧文集及《全唐詩》中均未收此詩，二是唐人重寒食而宋人更重清明。羅漫教授不認同陳説，撰文《杜牧〈清明〉是宋詩嗎》（《光明日報》2021年5月24日13版），認為《清明》被長期誤讀、唐代“清明”被誤解，從宋初宋祁詞的化用和樂史《太平寰宇記》的記載來看，作者的署名權仍應歸於杜牧。羅文角度新穎，給人以啟迪，然而百密一疏，尚有可商榷之處。

羅文首先論證唐人寒食與清明並重，將“《清明》理解為專咏‘清明節’甚至是掃墓歸途或見人掃墓而傷感的詩篇，都是學術史以及接受史上一個長期未曾覺察的極大誤會”，從而推斷《清明》不是宋詩。《禮記·王制》曰：“陳詩以觀民風。”但由民風習俗來反推詩歌的寫作年代，是一種看似可行但並不可靠的方法。因為百里不同俗，千里不同風，更不用説跨越數百年時間的兩個朝代，從民俗的異同來反推作者的歸屬並不存在必然的因果關係。不論是唐人雙節並重，還是宋人偏重清明，都不能據此推斷出《清明》作者的唯一性和必然性。順帶插一句，繆鉞《關於杜牧〈清明〉詩的兩個問題》（《文史知識》1983年第12期）質疑《清明》作者歸屬的兩大理由之一，是“文”韻的“紛”與“魂”韻的“魂”、“村”通押，不合唐人用韻習慣。從用韻來反證與從民俗來反推，二者在邏輯上犯了同樣的錯誤。王力説，“宋人的首句用鄰韻似乎是有意的，幾乎可説是一種時髦”，但這種風氣“中晚唐漸多”（《王力文集》第十四卷《漢語詩律學（上）》），並列舉中晚唐張籍《寄李渤》、韓偓《題宮門》等七絕為證。

羅文又緊扣宋初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九十昇州所記“杏花村在（江寧）縣理西，相傳為杜牧之沽酒處”，引劉學鍇《唐詩選注評鑒》之説，“可證此前已有杜牧沽酒于杏花村之傳説，則此詩傳為杜牧作在五代時或五代前即已如此”，認為杜牧沽酒江寧杏花村，“在沒有出現顛覆性證據之前是可以信從的”。這也並非無懈可擊，因為杏花村的屬地與《清明》必為杜牧所作，二者不存在因果邏輯關係。假設《太平寰宇記》所載為真，也只是記錄杜牧沽酒杏花村，而未引用《清明》詩。所以連劉學鍇也説此詩著作權“尚有爭議”。劉永翔《〈千家詩〉七言絕句校議》（《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6年第6期）也承認《太平寰宇記》有此傳説，但稱《清明》詩“由於書闕有間，至今作者未能考定”。據郎永清《“杏花村”地望之爭辨析》（《中國地方誌》2003年第3期）所考，遍檢劉永翔、劉學鍇所説的樂史《太平寰宇記》四庫全書本及古南京地方誌，均無“杏花村”和“杜牧沽酒處”的記載，此傳説當源於清嘉慶十六年（1811）《新修江寧府志》上“《寰宇記》謂即杜牧沽酒處”的訛傳。筆者查核中華書局1999年影印《宋本太平寰宇記》和中華書局2007年王文楚點校本《太平寰宇記》，亦一無所獲。不知二劉所據何本？可見，羅文以樂史《太平寰宇記》來推定北宋初年已將《清明》歸於杜牧，難以令人信服。

羅文最重要的力證是宋初宋祁《錦纏道》詞對《清明》的化用，然該説實也存疑。卞東波《〈清明〉是杜牧所作嗎？》（《文史知識》2006年第4期）認為，《錦纏道》為“宋祁受杜牧詩影響而成”，“目前在文獻上還沒有找到依據”。更有甚者，《錦纏道》是否為宋祁所作亦未成定論。紀永貴《重審杜牧〈清明〉詩案》（《池州學院學報》2010年第2期）詳考出“宋祁對這首詞的著作權是明末才被提出來的”。向以精審著稱的唐圭璋也不屬之於宋祁名下，中華書局1965年出版經王仲聞補訂的《全宋詞》，將《錦纏道》列為“存目詞”，附注：“無名氏作，見《草堂詩余》前集卷上。”（第117頁）若《錦纏道》為宋祁所作，情理上也講不通，因為宋祁于1061年去世，田槩熙寧六年（1073）三月編定《樊川別集》，如果宋祁見過《清明》，而于《錦纏道》下闋化用為：“問牧童、遙指孤村道：‘杏花深處，那裏人家有。’”同樣博聞強識且編有《京兆金石錄》的田槩焉能不知？

繆鉞、羅時進、陳尚君等學者從音韻學、文獻學、詩歌風格學等角度質疑甚至判定《清明》非杜牧所作，緣由便是杜牧外甥裴延翰編的《樊川文集》和宋人輯的《別集》《外集》及清人整理的《全唐詩》、馮集梧的《樊川詩注》，均未收錄此詩。羅文也坦稱“僅僅從文獻角度來看，《清明》確實來路不明”，在討論《清明》的詩題由來、詩選收錄時，于文獻上、學理上也有可議之處。

羅文以為“詩題《清明》可能是由首句的前二字‘清明’摘錄而成”，“也許正是《清明》詩與清明節全無關聯，《錦繡萬花谷》的編者，才會一方面將《清明》稱為‘唐詩’，一方面又將《清明》的詩題改作《杏花村》。”眾所週知，唐代詩人對詩題擬定已有高度自覺，更不用説宋人。作為類書的《錦繡萬花谷》《分門纂類唐宋時賢千家詩選》，均以類相從，絕不能將“類名”完全等同於“詩題”。《錦繡萬花谷》後集卷二十六“村”類，下列花柳村、浣花村、杏花村、朱陳村、客愁村、江村、孤村等，名下再選錄詩句。“杏花村”實際上是按內容而標設的類別名。《錦繡萬花谷》的編者事實上並未將“《清明》的詩題改作《杏花村》”。首次題名“清明”且置於杜牧名下的，是成書于宋元之際的《分門纂類唐宋時賢千家詩選》，而第一次收錄該詩的《錦繡萬花谷》後整合書于孝宗淳熙十五年（1188）至南宋末年之間，哪有前人依據後人“將《清明》的詩題改作《杏花村》”之理？

羅文又稱：“《錦繡萬花谷》不會無緣無故稱《清明》（《杏花村》）為‘唐詩’，來路不明並不直接等於或者完全等於其詩不真。”從詩選文獻學的角度來推導出《清明》的作者歸屬，無疑是最令人信服的正道。據陳尚君、卞東波稱，目前所見最早收錄《清明》的，是南宋佚名編的《錦繡萬花谷》後集和稍後成于理宗寶祐五年（1257）謝維新編選的《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前者標“出唐詩”，後者標“古選詩”，均未署作者名。二書徵引雖廣，但出處標注不夠嚴謹。羅文説“《錦繡萬花谷》不會無緣無故”，言下之意署記“唐詩”極為可信且可靠。據覆核，《錦繡萬花谷》有6處署“唐詩”，其中本屬宋詩的就有3處，如與《清明》同卷的“春水（雨）斷橋人不渡，小舟撐出柳陰來”，實則出自徐俯的《春日遊湖上》。選家之粗疏可見一斑，故《錦繡萬花谷》所標出處絕不可全信。

杜牧先前自焚詩稿十之七八，病重時委託裴延翰編集。裴氏窮搜冥討二十年，“比校焚外，十多七八”（《樊川詩集注》卷首裴延翰《樊川文集序》），也未收錄此詩。北宋初的田槩亦未得見。從南宋初期洪邁的《萬首唐人絕句》到之後林清之的《唐絕句選》、柯夢得的《唐賢絕句》，均無《清明》的身影。一次次落單，是無法都用偶然性來解釋《清明》突然來路光明正大的。若《清明》是杜牧所作，則無法解釋《錦繡萬花谷》7次未署“出杜牧”卻標此詩“出唐詩”，更無法解釋署“杜牧”多達140多處的《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偏署此詩出於“古選詩”。《錦繡萬花谷》《古今合璧事類備要》確有粗劣之處，而《分門纂類唐宋時賢千家詩選》更是一部書坊造假偽托之作。三書在文獻來源上錯亂較多，在《清明》的出處標注上卻呈現三種不同指向。偏信最晚出“甚至連詩作者的姓名也常常張冠李戴”（見劉永翔一文）的《千家詩選》，這在邏輯上也講不通。即便如羅文所言，存在像韋莊《秦婦吟》因某種機遇而重見天日的可能性，但不能忘了，王國維是因為熟稔韋詩名句“天街踏盡公卿骨，內庫燒為錦繡灰”而覓得真經。《清明》朗朗上口、雅俗共賞，想一一避開裴延翰、田槩、洪邁等一系列“尋寶人”的火眼金睛，談何容易？

（作者：謝海林，係福建師範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