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畫解讀：《秋庭嬰戲圖》中的童趣與深意

秋庭戲嬰圖（國畫） 197.5×108.7釐米

蘇漢臣 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每個人都有忘不掉的童年，但童年的快樂，常常要到中年才會懂得。

古人也愛童年。他們的世界沒有手機，也沒有電腦，把回憶藏在畫裏是最浪漫的選擇，而承載這些回憶的千古傑作也在畫史上構成了一個獨特的畫科——嬰戲圖。

中國繪畫的經典傳統一向以山水為大宗，人物、花鳥、犬馬次之，嬰戲圖是畫史上典型的“小眾題材”，但這類作品卻也因其“多子多福”的吉祥寓意而在宮廷和民間受到相當的歡迎。北宋時期，嬰戲圖的創作已經蔚為大觀，這其中最著名者當數宮廷畫家蘇漢臣。

蘇漢臣所畫的嬰戲圖數量眾多、類型豐富，有以端午節為主題的《重午嬰戲圖》、以宗教習俗為主題的《灌佛戲嬰圖》、以“推棗磨”這種兒童遊戲為主題的《秋庭嬰戲圖》等，不論主題如何，蘇漢臣都以其古雅高妙的藝術造詣創造了嬰戲圖的經典樣式，不僅在北宋時享譽朝野，還影響了南宋的李嵩、元代的韓晟、明代的仇英、清代的冷枚等歷代名家，使嬰戲圖成為職業畫家群體中傳續不衰的一種藝術傳統。不僅如此，蘇漢臣所創造的嬰戲圖樣式還在緙絲、陶瓷、木版年畫等工藝美術和民間藝術中備受青睞，成為中國吉祥藝術和裝飾藝術的常見主題，比如台北故宮博物院所藏的宋代緙絲《上元嬰戲圖》、北京故宮博物院所藏的宋代磁州窯白地黑花嬰戲紋腰圓枕和明代青花嬰戲圖圓盒等，都可看作是以蘇漢臣嬰戲圖樣式為基礎而發展出來的傑作。

由於蘇漢臣在北宋已名滿天下，而宋以前的此類畫作又罕有真跡傳世，所以北宋及後世畫家們常有託名蘇漢臣而造的“偽作”，比如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傳為蘇漢臣所作的《貨郎圖》以及同樣以《秋庭嬰戲圖》為名的另外兩件小幅作品。

蘇漢臣的嬰戲圖中流傳有序且品相精良的真跡已不多見，其中最為人稱道的要數現藏于台北故宮博物院的《秋庭嬰戲圖》。這件作品描繪了秋日花園中姐弟二人一起玩“推棗磨”的遊戲場景，是宋代繪畫中將季節感、日常生活和文化隱喻結合表現的典範。

“推棗磨”是一種樸素而歷史悠久的“益智遊戲”，在今天的中原地區仍廣為流行。每到秋天大棗成熟的時候，這種應季的遊戲最能博得孩子們的歡心。他們把撿來的紅棗串在小竹籤的兩端做成“紅棗扁擔”，再拿另一個紅棗切去一半，底部插上三個短簽作為磨盤的底座，而裸露出來的半個棗核就成了推磨的支點，然後再把“紅棗扁擔”輕巧地搭在棗核尖上，這樣就做成了一個可以推著玩的“棗磨”。這個遊戲的難點和樂趣在於“推”——推的時候“紅棗扁擔”必須持續旋轉而不掉落，一旦掉落，“推棗磨”的孩子就要認輸。這種樸素的遊戲看起來簡單，卻是孩子們心中值得耗費半天光陰的樂趣。

蘇漢臣的這件《秋庭嬰戲圖》就是以“推棗磨”為主要內容而創作的巨軸，畫面中最為傳神的部分也正是對姐弟倆推棗磨時神情和動態的刻畫。在畫幅的左下方，姐弟二人把黑漆螺鈿的圓凳當作遊戲的臺面，右側白衣紅帶的姐姐專注地盯著旋轉的棗磨，雙手不自覺地左右護持，生怕扁擔突然掉落。而左側穿紅衣的弟弟則悄悄將手伸向棗磨，似乎正打算出其不意地把扁擔打落，他瞪大眼睛，嘴角上揚，一臉調皮的壞笑，仿佛搞破壞的詭計馬上就要得逞。

在畫面的右側，圓凳上放著紅佛塔、人馬轉輪盤兒、棋盒、陀螺等精美的玩具，一對小巧的銅鐃鈸散落在地上，而姐弟二人卻完全沉浸在“推棗磨”的緊張氣氛中，對這些精巧的玩具視而不見。畫家把左右兩個圍繞“圓凳”展開的場景並置描繪，一邊是樸素的自製玩具，一邊是精緻的名貴玩具，但姐弟倆顯然對兩類玩具的態度迥然不同，這似乎是在暗示，在孩子的世界中，玩具的精糙貴賤並不重要，樸素的遊戲反而可能更富創造的樂趣。

除了精彩的情節刻畫，《秋庭嬰戲圖》的成功之處還在於匠心獨具的構圖。如果我們把湖石花木視作“自然之趣”的象徵，把兒童遊戲視作“人間之趣”的象徵，兩種象徵所構成的意象對照似乎另有深意。

畫面背景中一通筆直的湖石巋然而立，周圍有芙蓉和雛菊陪襯，與前景中的姐弟遊戲相比，顯得格外高大挺拔。在高約2米的大畫幅中，這樣的構圖一方面強調了前景中孩子們身形的嬌小，點明瞭“嬰戲”的主題；另一方面又借用了北宋時期“頂天立地”的山水畫法，用湖石撐起畫面整體上“豐亨豫大”的美學氣度，將嬰戲圖這種“小畫題”的作品處理成如山水畫一樣具有“紀念碑式”精神意義的鴻篇巨制，通過大與小、疏與密、概括與精描的對比，使畫面顯得張弛有度、繁簡分明，既有可以“遠望”的花石，又有可以“近觀”的嬰戲，形成一種帶有劇場感的視覺張力，創造了嬰戲圖“小題大做”的典範。

再進一步，如果從文化隱喻的角度來看，湖石花木在此處的運用，似乎與中國園林藝術中“疊石為山”的營造美學有著某種內在的關聯。畫家以湖石比附山嶽，將自然山水的意象引入世俗生活的庭院，使“庭院”成為隱逸文化傳統中“桃源”意象的現實投射，而姐弟二人圍繞圓凳“推棗磨”的場景，也與《水經注·爛柯山傳説》中“仙人對弈”的典故遙相呼應。由此，畫家將日常生活的花石秋園轉化為仙家“洞天福地”的理想世界，也將山水漁樵的“出世之樂”轉譯成秋庭嬰戲的“人間之樂”，在“忘我”和“自得”的意義上實現了對古代隱逸文化的援引和活用，使嬰戲圖這樣的世俗題材産生了某種超越性的出世意味，並以此為基點為北宋畫院的嬰戲圖創作注入了別樣的文化內涵，也對中國繪畫史傳統和山水畫思想做出了回應。

由此可見，蘇漢臣的《秋庭嬰戲圖》成功地將庭院、孩童、玩具、遊戲等要素統合起來，通過華麗的色彩、老到的筆墨和傳神的人物創造了表現童年歡樂的經典圖像，並在作品的意義結構中巧妙地嵌入關於中國人生命哲學的隱喻，塑造了後世畫家們爭相效倣的藝術範式。同時，也正是借由蘇漢臣的創作，千年前那個姐弟遊戲的秋日庭院，得以化生為一種蘊含快樂寶藏和文化密碼的藝術符號，在與後世觀者的一次次相遇中，使忘我、無邪、自在、樸素的赤子天趣穿越千年而依然飽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