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為世界貢獻了什麼？ 文物給出鏗鏘回答

西周何尊局部，陜西寶雞青銅器博物院藏

      河北博物院藏西漢長信宮燈，是西漢帝國最有代表性的藝術品之一，飽含著彼時剛剛凝聚起來的漢族的精氣神

     山西博物院藏胡人吃餅騎駝俑，讓人們看到絲綢之路上各民族貿易往來、和諧共處的社會一面

      故宮博物院藏新石器時代C形玉龍，是史前紅山人的神靈崇拜物，也是中華龍文化文明的源泉之一

遼寧省博物館藏遼代三彩貓體現了民族、地域等因素的融合

故宮博物院藏乾隆款“金甌永固”杯寄寓對國家統一、民本邦寧的美好期許

泱泱中華，屹立東方，它在沃土上欣欣向榮，在烈火中熠熠重生，雖歷滄海桑田而亙古綿延、長盛不衰。從週口店到河姆渡，從仰韶聚落到秦漢一統，從晉唐風韻到明清雅趣，神州大地承載人類史上唯一未曾中斷的原生文明。它就像一條奔流不息的大河，始自涓涓細流，沿途融會壯大，滋養了廣闊土地和人民，成為永恒與不朽。

為什麼中華文明的生命如此頑強？為什麼中華文明的內涵如此廣博？何以中國，已成為讓炎黃子孫叩問心靈的宏大命題。正于故宮博物院文華殿舉辦的“何以中國”特展，攜來自全國30家博物館的130余件精美文物對這個命題予以闡釋，從“源”“流”“匯”三個方面解讀中華文明的起源及發展脈絡，展現中華文明的輝煌成就和對人類世界的巨大貢獻。

連日來，“何以中國”特展展廳之內重器雲集，人頭攢動。自開展以來，無數觀眾對此深感興趣，他們在認真欣賞精美文物的同時，或許都在思索“何以中國”這個問題的答案。今天，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值此民族復興的關鍵時期，我輩更當以史為鑒，勇毅向前，為後世中華兒女留下“何以中國”的時代答案。

【溯中國之源】

陜西寶雞青銅器博物院的西周何尊、故宮博物院的新石器時代C形玉龍和浙江省博物館的良渚玉琮，昭示中華文明濫觴之處的天地、圖騰和民族概念

走進文華殿展廳，宮墻紅色襯布襯托的展品分外精緻，暖色調讓觀眾更深切體會到濃郁的中國風。文華殿前殿南端矗立著三台獨立展櫃，它們坐落于方形地臺，與上方挂著的深藍色底天象圖發光燈盤和兩圈半透明紗幔圍合出浩淼星系、天圓地方的意象。背景墻壁設計成橘黃色，象徵日出之前的曙光，墻體裝飾取自春秋時期青銅器上的早期龍紋，古拙而蒼勁，讓人對靈物神話産生無限遐想。這裡展示來自陜西寶雞青銅器博物院的西周何尊、故宮博物院的新石器時代C形玉龍和浙江省博物館的良渚玉琮，昭示中華文明濫觴之處的天地、圖騰和民族概念。

何尊敦實厚重，雷紋、蕉葉紋、獸面紋浮雕佈滿器身，具有商周時期青銅禮器典型特徵。這件泛著深綠銅銹的盛酒器皿，歷經兩千多年歲月而神采依舊，散發著雋永的華貴氣息。它為無價之寶，內壁銘刻的一段文字書寫著重要資訊：“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于天，曰‘余其宅茲中國，自茲乂民’”。意為：武王滅商後告祭于天，以此地作為天下中心，統治民眾。這是122字銘文的一部分，也是目前所知“中國”兩字作為片語的最早見證，彌補了史籍的缺漏。何尊所寫地名，逐漸從一小塊區域成為中華民族聚居地的固定稱號，“中國”概念之源至遲可追溯至此。所以，本次展覽把何尊陳列在顯要位置，用來自上古的文字向觀眾提出“何以中國”之詢問。

在何尊定名“中國”之前，華夏大地早已閃現綺麗的文明曙光。仰韶、紅山、大汶口、龍山、馬家窯、良渚、屈家嶺、陶寺、二里頭等文化層層疊疊、遍地開花，像夜空裏的繁星，發出點點光芒。為適應這片土地複雜的氣候和地理環境，各地先民們創造出獨具特色的生活、生産和精神工具。“何以中國”展覽第一單元“源”用三星堆太陽形器、太陽神鳥、玉圭、玉璋、玉璧、四神瓦當等文物揭示祖先的宇宙觀；用人頭形器口彩陶瓶、龍山蛋殼黑陶、玉蠶、黃玉鷹攫人首佩、皿方罍等展現先民制陶、作玉、織縷、冶金的技術和審美。這些物質與精神結晶塑造出中華文明最初的多元風格和整體走向，為“中國”之所以為中國夯下了堅實基礎。

在生産力滋養下，文字、城市和邦國的出現意味著文明的晉級，進入王朝階段的中華文明愈加璀璨奪目，亦為後世奠定思想與制度之源，樹立起不朽典範。殷墟甲骨文印證了商代後期的史實，鳳翔石鼓大篆記載著秦君畋獵的事跡，鄂君啟金節上秀麗的書體是秦始皇之前另一種漢字的規範。編鐘、追簋和小克鼎背後的禮樂制度、宗法制度乃至以孔老為代表的諸子學説成為統治早期國家的手段，雲夢睡虎地秦簡是法治思想的具體實踐。上海博物館藏商鞅方升是戰國時期商鞅為秦國變法統一度量衡時監製的長方形標準量器，除了帶有柄的一側，其餘三側及底面皆刻有銘文，它預示了一種不可阻擋的趨勢，變法成功的秦國走上富國強兵之路，舉起了兼併六國、橫掃天下的大旗，將中國推進到帝制時代。

歷經數百年離亂紛爭和思潮碰撞後，中華文明各個分支就像小溪一樣彼此凝聚，漸成洪流，最終走向統一，一個民族共同體就此脫胎成型。強大的文明洪流裹挾著不同顏色泥沙，它從源頭那裏就被賦予了多元一體的特徵。而這股洪流繼續奔涌向前，一路上穿越高山峽谷，不斷匯入新的水源，形成波濤滾滾、氣勢磅薄的大河。

【循大河之流】

河北博物院的西漢長信宮燈，飽含著彼時剛剛凝聚起來的漢族的精氣神；唐代流光溢彩的金器或鎏金銀器，不少受到拜佔庭、薩珊波斯和粟特金銀器風格影響

中華文明之流，延綿不絕。無論是秦漢隋唐大一統，還是魏晉宋遼裂土治，不同時期都在發生著域內各民族間的融合碰撞，這種交流又逐漸延伸到域外文明。兩千年來，中華民族的範疇可謂在不斷豐富與發展。

來自河北博物院的長信宮燈無疑是西漢帝國最有代表性的藝術品之一，飽含著彼時剛剛凝聚起來的漢族的精氣神。它被放置在文華殿後殿中心，設計者于展櫃上方吊挂了一簾倣華蓋形狀的橘紅色紗幔，內部接上燈光，遠遠看去光彩奪目像一盞明燈，與下方金燦燦的長信宮燈彼此呼應，凸顯文物的尊貴和韻味。長信宮燈出土于河北滿城中山靖王劉勝墓，設計十分巧妙，因曾放置於漢文帝皇后（劉勝祖母竇氏）所居長信宮而得名。燈身為跽坐宮女，神態恬靜優雅，兩撇蹙眉暗含深意，將遙遠的漢宮往事塞進時間膠囊一直穿越到今天。

中原文明向四週輻射，仿佛融化了偏遠地區的“冰川”，匯成支流向幹流湧來。戰國至漢代古滇國的牛虎銅案用青銅鑄造，應是受中原青銅技術影響，又融入當地藝術風格。一隻猛虎騎在大牛尾部兇狠撕咬，小牛躲在大牛腹下，絲毫沒有感到危機的存在，牛虎銅案的生動性與中原大多數青銅器的規範性形成鮮明反差。在魏晉南北朝這個離亂時代，匈奴、鮮卑、羯、氐、羌等部族紛紛逐鹿中原，卻都受漢文化感召，慢慢融合成為中華民族的一員，同時以自身血脈和傳統讓中華文明更加多姿多彩。西元四世紀起，佛教藝術開始發軔，沿著絲綢之路上的足跡一途蓬勃而生，作為中西文化交流的樞紐，敦煌在大漠中成為佛教藝術寶庫，西域文明與中華文明在此匯流。“何以中國”展出的《鹿王本生故事圖》（複製品）呈現出佛教藝術本土化的傾向。隨後，吐蕃、契丹、党項、女真、蒙古等族又掀起幾波潮流，讓中華文明進一步豐富壯大。來自內蒙古博物院的遼代鹿銜草紋鎏金銀馬飾與唐代馬具如出一轍，工藝極為精湛，在表現遊牧民族藝術風格的同時也繼承併發揚了中原地區傳統圖案特色。

漢唐以降，受益於海陸貿易線路的開闢，中華文明同域外文明有了更廣闊的對話。華夏民族摒棄偏見，兼收並蓄，以敞亮胸懷擁抱世界，在吸收外民族文化的同時也向世界貢獻了深刻的思想體系、豐富的科技文化藝術成果和獨特的制度創造，深刻影響了世界歷史進程。以本次展出的遼寧省博物館藏十六國之前燕慕容鮮卑花樹狀金步搖為例，它是以花樹狀枝幹上纏繞桃形金葉為形，不同於中原流行的垂珠步搖。這種發飾起源於西亞，通過草原絲綢之路隨北方遊牧民族南下傳入，流行于遼西地區，繼而傳播到朝鮮半島。南韓國立慶州博物館藏的一件新羅金冠，就帶有花樹狀金步搖的特點，中華文明對域外文明的吸納、消化和再次傳播可見一斑。除此之外，還有很多中國文物帶有外來印記，唐代流光溢彩的金器或鎏金銀器，不少受到拜佔庭、薩珊波斯和粟特金銀器風格影響，不但其裝飾和造型含有異域元素，連製作工藝都採用外國做法。隨著海上絲綢之路的興起，更多類型國産商品遠銷海外。長沙窯、龍泉窯等窯口開始生産專門用於外銷的陶瓷，南韓新安沉船打撈出水的文物中，就有許多品質精湛的元代龍泉窯青釉瓷器。福建博物院藏的波斯孔雀藍釉陶瓶早在五代時期已來到中國，是我國最早發現的孔雀藍釉器物，明清時期景德鎮禦窯生産的孔雀藍釉陶瓷精美絕倫，想必其工藝可追溯至此。

中華文明這條大河，儘管一路奔涌，萬流注入，卻始終不急不緩，與自然萬物平和共存。中國古語曰：“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體現的便是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思想精髓。幾件唐代銅鏡背面紋飾特別能反映這種思維，其中故宮博物院藏侯瑾之方鏡在鏡鈕上方裝飾祥雲托月，下方裝飾山石池水，左右畫面內容為“敲竹喚龜”“鼓琴招鳳”，表達了古人超脫的精神追求。另有金代青玉鏤雕春水圖嵌飾，刻畫猛禽啄咬天鵝景象，是契丹、女真少數民族狩獵生活的再現。總之，中華文明善於順應四時物候等自然規律，與山川草木建立深厚感情，對自然之美進行藝術加工，形成中華文明獨一無二的美學觀念。

【覽文明之匯】

來自孔子博物館的商周十供，由鼎、甗、簋、尊、簠、豆等傳世青銅器構成，讓人看到哲學精粹的一脈相承；故宮樣式雷長春宮燙樣，展現出中國古代建築學的工巧

大河奔淌不息，終究要匯萬流於一處，福澤廣布，濟世安民。縱觀世界古代文明，埃及也好、亞述也好、印度也好，無一不受大河或海洋之滋養，在滿足衣食住行基礎上由人民創造出非凡的技術、文化和思想。中華文明亦不例外，它憑藉以和為貴的民族性格、海納百川的包容特質、天下一家的雍容氣度，崇尚民本，惠顧民生，聚攏民智，在鞏固家國統一穩定，促進技藝發展創新，編纂典籍傳承文化等方面都堪稱表率。

孔夫子弘揚仁德，文從周禮，儒家學説自從被漢武帝尊崇以來，一直都在中華大地居於思想主導地位，約束著中國人的行為，浸潤著中國人的心靈。展覽中的商周十供來自孔子博物館，原為清宮舊藏。乾隆帝于1771年親臨曲阜祭孔時將它們頒賜給孔廟，以示對孔子和儒學的敬重。這組由鼎、甗、簋、尊、簠、豆等傳世青銅器構成的供奉禮器于200餘年後重回故宮。它們泛著古拙且亮澤的綠銹，積澱了兩千餘年的厚重，被乾隆帝命人配上紫檀木蓋及底座，蓋鈕為精細玉雕，讓人一眼看到古代與近世的對話，也看到哲學精粹的一脈相承。儒學框架下，人們依照完備的道德體系行事，上及廟堂，下及家府。全民的制度化在有效範圍內讓社會有條不紊地運轉，也增強了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清代中期，于明末遠走俄羅斯草原的蒙古族土爾扈特部重歸祖國，正是家國情懷和民族意識的體現。乾隆帝熱情歡迎渥巴錫汗歸順，把土爾扈特部安置在巴州和額濟納一帶，併為此事跡御書《優恤土爾扈特部眾記》。展覽所示青玉劉秉恬書禦制《優恤土爾扈特部眾記》恰恰是民族團結、邊疆安定的實證。此時的中華，疆域遼闊、家國一統、經濟繁榮，前所未有達到昌隆盛世。乾隆款“金甌永固”杯既是對這盛世的讚譽，也是對國家統一、民本邦寧的美好期許。

中華大河波濤滾滾、巨浪淘沙，在對規律的歸納和技藝鑽研中，中華民族展現出非凡的創新精神和創造能力，其天工開物、格物維新，用十分具有個性化的方法營造出世界上獨特的科技和技巧。四大發明、傢具設計、建築園林、醫藥針灸、天文地理，無不滲透著順應自然、精益求精、尋道問奇的開拓精神。故宮樣式雷長春宮燙樣展現出中國古代建築學的工巧，陳列在旁邊的一套蘇州明代木傢具模型雖然很迷你，卻細緻入微，也明證了榫卯結構的實際應用。

漫長的旅程讓中華文明之河所經之處泥土肥沃、花海遍野，成就斐然，厚重的積累號稱博大精深。乾隆帝感嘆文脈幽遠、紙櫝浩瀚，遂命紀曉嵐為總纂官，蒐集天下之遺文，經十年編修乃成《四庫全書》。該叢書分經、史、子、集四部，約9億9千7百萬字，是中華古典文化知識最全面、系統的總結歸納。乾隆帝命人手抄7部，分藏于紫禁城文淵閣、遼寧瀋陽文溯閣、圓明園文源閣、河北承德文津閣、揚州文匯閣、杭州文瀾閣、鎮江文宗閣。時至今日，文源閣本、文宗閣本和文溯閣本在戰亂中已蕩然無存，文淵閣本遠走台灣省。乾隆皇帝對《四庫全書》情有獨鍾，不但在文淵閣旁立碑刊刻禦題楷書《文淵閣記》，還命人雕玉為璽，曰：“文淵閣寶”，專門用來在所覽文淵閣本《四庫全書》上鈐蓋。本次展覽結尾部分重點講述了《四庫全書》和文淵閣的歷史，設計者參照文淵閣內紫檀木書架在展廳出口處搭建了復原景觀，讓觀眾體會書卷之浩瀚。

“匯流澄鑒”是位於文華殿後身的文淵閣匾額，短短四字也把中國文化比作水流，寓意《四庫全書》收納概括了五千年文明精華，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因而，“何以中國”展覽選定在文華殿舉辦，乃與文淵閣前後呼應，是對文化大成的隆重致敬。

（作者為故宮博物院副研究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