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精神科的故事：患者激增選擇心理諮詢還是精神科？

發佈時間：2024-09-20 08:30:00 | 來源：中國網心理中國 | 作者：荷花

2021年9月，中國精神衛生調查成果新聞發佈會在北京召開，會上公佈了我國首次全國成人精神障礙流行病學調查結果。研究顯示，我國成人抑鬱障礙終生患病率為6.8%，41.1%的抑鬱障礙患者共病其他精神障礙。在我國所有類型的抑鬱障礙患者中，僅有0.7%的患者得到了充分治療。

現代社會各種精神疾病的患病率居高不下，常見的除了抑鬱症，還有焦慮症、雙相情感障礙、進食障礙、阿爾茨海默病......但多數患者卻沒有接受過治療。這背後既有精神疾病污名化的問題，也有精神科醫生常被誤解、不受信任的問題。

近幾年，關於心理學、心理諮詢的書籍越來越暢銷，但人們對精神醫學仍所知甚少，對精神科診療過程的想像還停留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當一個人想要尋求精神科的幫助時，他/她能得到怎樣的支援？精神科醫生可以幫上什麼忙？他們如何做出診斷？我們邀請北京大學第六醫院（下稱北大六院）精神科醫生黃澤韜分享當下真實的精神科故事，以及他從醫以來的心路歷程。

以下是他的講述。

求助精神科的人越來越多

我是在疫情下成長起來的一代精神科醫生。入學的時候，當時的導師于欣教授就在組會上説，2020年是我們中國精神醫學的“元年”。當時我對這句話還沒什麼感觸，後來慢慢覺得真是如此。變化是很明顯的，疫情改變了很多事情。

首先是疫情之後患者激增，病房的病人週轉速度快了很多。我剛來北大六院的時候，可能每週也就出一個病人，收一個病人，一個醫生手上最多四個病人。以往的老師同學在他們培訓的時候，大抵也是這個速度。這樣一來，我就有很多時間在病房和我的病人們交流。

北京大學第六醫院精神科醫生黃澤韜。

當時，上級們也有很多時間對年輕醫生進行督導，病人的精神世界我們是有足夠的精力和時間來探索的。2023年開始，患者一下子增加了，就像潮水退去之後浮現出來的暗礁一樣，精神醫療資源供不應求。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2022年年底，我是12月第一批陽的，康復之後就出門診。當時普通門診一個上午總共只有3個醫生出診，我就是其中一個，感覺壓抑了很久的就診需求一下子就涌現了。我們穿著防護服給病人就診、開藥，隔著防護罩需要大聲、長時間説話，門診結束之後就感覺憋悶得不行，飯都吃不下。

後來有一段時間我負責入院病人的評估工作，平均每週候床人數都有大概80個患者。有的病人在外地，這些年已經反覆排隊想要住院，但是很多現實因素限制了他們當時外出就診的可能，入院就更難了。當時每天都要處理很多類似這種需求。病人訴説自己的困難，希望加快排隊進度，我們也很為難，只能一邊共情患者和家屬的不容易，一邊加快週轉的速度。

其次就是大眾對於精神疾病的態度也隨著疫情慢慢改變，開始沒有那麼“聞虎色變”，來看精神科不再是羞于啟齒的事情了。大家在講述自己的精神問題的時候，能夠更加“客體化”看待疾病本身，不會將病和自己本人粗暴地綁定。

相比以前，得了精神心理疾病的人被直接説成“神經病”“瘋子”，被社會污名化和邊緣化，現在的確進步了很多，走進精神科，不過就是代表了“哦，我最近感覺精神狀態不太好，或者壓力感覺有點大，想要檢查一下”。

關愛兒童青少年心理健康微紀錄片《喚醒》畫面。

精神科和心理諮詢的區別

疫情期間接受心理諮詢的人也更多了，但很多人其實分不清精神科和心理諮詢。從根本上説，心理學和精神病學對精神症狀和疾病的理解路徑不一樣。兩者的共同之處在於我們的診斷都是人為建構的，因此我們都是重治療、輕診斷，貼上什麼樣的標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能以什麼方式幫上什麼忙。

在醫院的精神科，我們作為醫生更多是在臨床的框架內診斷。從精神病理學的角度出發，醫生要摒棄自我，儘量用客觀的標準去評估病人的精神行為症狀，達到不同評估者間的一致性。從個體的症狀，到數個症狀構築的綜合徵，最後構築成為一個疾病，這中間是一個嚴謹的過程。

這種客觀性對患者也是一種保護，不能説換個大夫或者換家醫院，判斷就完全不一樣了，那樣診斷的一致性太差。醫生不能自大到憑感覺，看你像抑鬱就診斷為抑鬱，看你像焦慮就説你是焦慮。

有人説精神疾病的診斷很虛無縹緲，上網一搜，對著診斷條目自己都可以判斷，其實這是很大的誤解。例如抑鬱症的症狀裏，有一條是“情緒低落”。但什麼叫“情緒低落”？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理解，而且這個理解肯定不盡相同。

精神科醫生的專業在於，對“情緒低落”的判斷是通過培訓一點點建立和校正起來的，像機器一樣調整到一個標準上。具體來説，例如今天一個病人來門診，説自己情緒低落，我們就會進一步問：你所理解的“情緒低落”是什麼樣子？一天中有多少比例的時間是這種狀態？有沒有變化或者起伏？最糟糕的時候是什麼樣子的？一條簡單的“情緒低落”，背後的內涵是由大量問題支撐的。

當然，這樣問下來，精神科醫生有時候會顯得冷冰冰的，感覺沒有把病人當成一個人，一個跟自己一樣的人，更像是面對一個“壞掉的機器”。以我自己的工作體會，有時候我會把對方拆散、解構去看，看他具體的思維、情緒、行為、感知覺。病人説一句話，包含什麼內容，是怎麼説的，以及前後附帶的一些行為症狀，都會被逐個拆解開來。這個對於精神科醫生的印象我們可以理解，但這就是我們的訓練，需要我們做到“庖丁解牛”般的精確。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需要心理學的視角，“描述”是精神病理學的優勢，“理解和解釋”是心理學的優勢。如果放到心理學的框架裏，我剛才説的這種診斷過程可以説是一種靜力學的理解，就是把精神狀態當成一個靜態的事物去拆解看待。心理學相對來説更傾向於動態地理解一個人。在心理學的知識體系裏，我不能摒棄自己，要通過我和病人的關係去治療，治療師要成為來訪者的一面鏡子。

《精神分析引論》，[奧]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著，高覺敷譯，商務印書館，1984年。

歷史上精神病學和心理學一直在“打架”。心理學最開始成體系是在弗洛伊德的時代，1895年弗洛伊德通過《癔症研究》這本書提出了“精神分析”的概念，帶出了一些基礎的技術方法，其中包含一個叫“移情”的概念。弗洛伊德認為來訪者會把早年一些情感、情結投射到治療師身上，而治療師也會對來訪者反移情，就是將自己對於他人的情感、情結投射到來訪者身上。移情和反移情是心理治療工作的基礎。所以治療師的自我需要時刻在場，如果拋棄了自我，就無法開展心理治療了。

我們醫院的很多老師同學接受的都是比較新興的系統式心理治療，這是一個強調“整體觀”的心理治療流派，將患者和他所處的環境、人際關係視作一個整體的“系統”。系統式心理治療也會指出，治療者並不能“置身事外”，在我們觀察系統的時候，我們也就成了系統的一部分。所以即使心理治療已經發展了這麼多年，傳播到了世界各地，也發展出了不同流派，移情和反移情的影子還是在的。

在精神科，心理治療還是一種必須的治療手段，尤其是成人患者，我們可以選擇的治療方式更多，例如認知行為治療，成人相對兒童、青少年而言，在覺察自身歪曲、不合理信念方面可能更加快，更能配合治療師的心理處方去執行。不過説到底，語言其實也只是心理治療的一種載體而已。現在還有音樂治療、藝術治療等等，心理治療方法的發展很豐富。

還要注意的是，在精神科進行的談話治療和一般的心理諮詢不太一樣。今年引進出版的《我能幫上什麼忙？一位資深精神科醫生的現場醫療記錄》（下稱《我能幫上什麼忙？》）這本書就很真實地反映了精神科的情況，是加拿大的頂級精神科醫師戈德布盧姆教授寫的。

《我能幫上什麼忙？一位資深精神科醫生的現場醫療記錄》， [加]戴維·戈德布盧姆 / [加]皮爾·布萊登著，廖偉翔譯，萬鏡MirrorForest|上海教育出版社，2024年4月。

我也是看了這本書才確認，精神科的談話治療跟心理諮詢室裏發生的談話本來就不應該一樣。在精神科，醫院的場地、醫患雙方的身份都限制了談話。首先，我們作為醫生相對於病人是更有權威性的，醫生的白大褂無論如何都會讓病人天然有一些敬畏感。病人可能想去反抗這種權威，又或者兼而有之，總之，這個“白大褂”是讓人無法忽視的。

醫患之間的資訊差也非常明顯，更多時候患者是抱著求助的態度來的，姿態低於醫生。但心理諮詢師和來訪者之間，應該是非常平等的狀態，彼此的信任是相互流動的，需要慢慢去建立。我們病房其實也設有心理諮詢師，有些話病人更願意跟治療師們説，而不願意跟醫生説。而且在院外，心理諮詢師你可以自己選擇；但是在醫院，特別是需要住院的話，遇到哪位大夫一般是你控制不了的。這是場地設置決定的。

還有一點不同的是，很多精神科的病人是被強制送來住院的，或者是自己覺得不得不來住院的。可能別人看他們還能正常工作、社交，但實際上他自己的體驗是快撐不住了。別人花五十分的精力就能完成一百分的工作，而他需要花一百分的精力才能完成。這背後有可能是因為他情緒狀態波動太大，很勉強才能維持日常功能。在這種情況下，可能優先或者首選的，應該是藥物和物理治療，而不是心理治療。

紀錄片《人間世》第二季第六集“籠中鳥”畫面。

疫情期間我也接診過特別多這種表面風平浪靜，但實際內心已經波濤洶湧的情況。比如失業、破産、跟親人分隔兩地，這些誘因嚴重刺激了他們。他們不得不來精神科開藥，但是他們又不太想做心理治療。醫院以外的心理治療首先要求來訪者自己是有動力的，有求助的動機和意願，然後治療師才好開展工作，需要雙方合作。如果一個人就是衝著開藥來的，需要快速緩解一些軀體症狀，他就不想揭自己的傷疤去做心理治療，而是更願意吃藥。這也是一個很大的差別。

精神疾病是如何被診斷的？

精神科比其他專科問診時間長，這也是特別消耗大夫的一個事情。其他科室的醫生同樣時段的門診，可能可以看三四十個病例，有的科室比如皮膚科，甚至可以在一個單元（4小時）看上百個病號，因為他們很多病變就在體表。

精神症狀看不見摸不著，只能通過詳細訪談向患者本人、知情者——包括伴侶、家屬、一些學校的輔導員等——提供的病史資料了解情況。有時候我們工作真的就像偵探似的，特別是在一些情況下，患者本人和知情人給的病史資料自相矛盾，我們還需要借助不同工具、資訊，作出自己的判斷。

韓劇《精神病房也會迎來清晨》（2023）劇照。

在精神科，量表和物理檢查都屬於輔助檢查，這些只能為醫生的判斷提供依據，並不是完全可靠的，我相信，在當前以及未來很長的一段時間裏，醫生的訪談判斷仍然是精神疾病診斷最有價值的判斷。

真正涉及理論層面，量表測試和物理檢查確實也有用，不過因為人腦還是一個很神秘的“黑匣子”，我們一定要謹慎解讀檢查的結果。比如今天一個人做漢密爾頓抑鬱量表得了17分，這代表什麼？這只是個理論數據，是通過大樣本的研究人為構建的截斷值，沒有意義。它唯一有意義的是縱向比較。病人得定期做一次，比如第一次是17分，一個月後10分，兩個月後只有3分，減分值顯著，就説明抑鬱症在不斷減輕。

所以精神科的檢查和其他科室很不一樣，在精神科是不存在一套絕對意義上的標準指標，能讓醫生一眼就看出一個病人是否正常。不可能説我一看你這個腦成像，就知道你精神不正常。沒有這樣的檢查結果。在《我能幫上什麼忙？》那本書裏，也提到了這一點。所有檢查結果，我們精神科醫生都知道沒有那麼大的解釋力度。只有連續做，才能體現變化。我們也會跟老患者科普這個情況。

電影《一念無明》（2016）劇照。

在診療訪談中，我們不太關心“客觀事實”，而是更關注患者的“主觀事實”。所以即使有人跟我説謊，極端的情況下例如詐病，那我也是不知道的，我不是患者肚子裏的蛔蟲。我的角色是幫助走進精神科的每個人，而不是判斷來人説話的真偽。我關注的是此時此刻，他的內心體驗如何，他感知到的外部世界是什麼樣的等等。

但那些來門診想要獲得某種診斷，然後另有他用的人，一般也很難達到目的。我們只能判斷精神疾病的有無、嚴重程度、需要什麼進一步的檢查和治療，而在現有制度下，例如患者要打官司説某個人某個事件害他得了抑鬱症，如何證明這個人或事件是患者目前狀態的“原因”，就是他自己的事情了。另外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精神科的門診是不做確診的，這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上面説的這些情況。

如果是第一次來看精神專科門診，一般都需要30分鐘左右。但實際經常會縮短到20分鐘，在目前的醫療環境下，有時候甚至12分鐘就要結束了。為什麼是12分鐘？其實這是我們普通門診的設置，因為一個大夫門診的一個單元是4小時。上午8點到12點，我們一般要看20個左右的病人。這樣的話，一個小時就得看5個病人，每個病人分到的時間就只有12分鐘了。這還是不吃不喝不上廁所的情況，所以我覺得有時候，醫生真的需要是個六邊形戰士，體力、精力、智力，一樣都不能落下。

關愛兒童青少年心理健康微紀錄片《喚醒》畫面。

一天當中要是能碰上一個典型的病人，就算運氣很好了。所謂典型就是症狀典型、單純，強烈指向某一疾病，比如只有驚恐發作的相關症狀。單一病症是很罕見的，很少有這麼簡單的病例。比如廣泛性焦慮障礙的典型症狀是，持續六個月以上存在過分的、與事件和情境不相稱的擔心，經常想到一些事情的極端災難性的結果，也會伴有一些像是顫抖、失眠、坐立不安等症狀。

但是當焦慮持續了一定時間，就可能出現強迫的表現、抑鬱的表現，甚至可能出現一些感知覺的歪曲，敏感多疑，或者出現幻聽等等，這都需要我們抽絲剝繭般去詳細追問的。所以只用12分鐘就把這個事情做好，其實是一個極具挑戰性的事情。

但我其實也不是那麼悲觀，作為門診大夫，我會預設，今天就只能問清楚一件事，所以我只對當前能澄清的部分做處理。弄清楚所有症狀對單次門診來説是不現實的。但我會把風險寫清楚，下一步該怎麼辦，患者有這個預案之後也不會慌。

在病房問診時間會長一些，大概半小時到一小時。（我們查房也是做訪談，都得坐著進行，如果一直站著真的很累。）因為既然要住院，情況要麼比較危急，要麼比較嚴重，要麼就是病程很長，已經病了好多年了一直不痊癒，是過來調藥的。相對其他科室，我們科的病歷特別長，厚厚一摞，寫兩三頁。

紀錄片《人間世》第二季第六集“籠中鳥”畫面。

我們還要給病人做精神檢查，就是和門診一樣的專業性的半結構式訪談，更細緻地做，可能一個大夫主問，上級在旁邊看著，幾個大夫交替進行提問，把大家視野中的盲點補全、澄清。結束訪談之後回到辦公室，我們再討論這個病人的情況。

在住院部能觀察到各種類型的病人，有些病從早到晚情況很多變。比如內源性抑鬱的病人可能存在生物節律變化規律，叫“晨重暮輕”。早上起床是這類病人一天當中抑鬱情緒最嚴重的時候，這就使得我們可能清晨會需要應對很多病人的進食、生活自理困難的護理問題。再比如神經性厭食的病人，最容易出問題是在吃飯的時候。嚴重的時候，患者每一頓飯都會和醫生護士鬥智鬥勇，將食物藏在各種地方，就是不進肚子；或者想出各種理由拒絕進食。作為醫生，我們得跟患者“週旋”。

門診一般是一個醫生看一個病人，但初診和復診的大夫可能不是同一個人。對患者來説，當然希望醫生都是同一個人，但很多現實因素影響下很難保證這一點。例如輪轉制度，我們醫院有兩個院區，年輕大夫會在不同院區輪轉，三個月在這兒，三個月在那兒。同時我們的出診時間即使在同一個院區也會不停地調整。比如這個月我是週四，下個月我又變成週一了。經常有老患者來找不到我了。只有特需的專家號門診時間基本固定，年輕大夫經常變。但是專家號一號難求，無法保證同一個患者都是固定的醫生在跟進。

其實對於醫生來講，能夠縱向觀察一個病人也很重要。這樣關於一個病人我腦子裏可以形成像底片一樣的印象，能更好地追蹤和比較病人每一次的精神狀態，包括對藥物的反應。同一個患者來復診我更加有的放矢，效率就更高了。對患者來説他也更信任我。如果不停地換大夫，他也不舒服，産生很多不必要的疑問。

韓劇《精神病房也會迎來清晨》（2023）劇照。

之前有一位阿姨從東北來，她得了焦慮障礙，家裏經濟條件也不太好，女兒在老家和她一起生活，兒子在北京工作。每次都是女兒陪她坐火車來看病。焦慮障礙雖然大部分情況不是那麼凶險，但患者痛苦起來也非常煎熬。這個阿姨第一次看完病、吃了藥，症狀就得到了很大緩解。後來她的病情比較穩定，為了復診每次大老遠坐火車來北京，可能我剛好換了門診時間或者去其他院區，我就特別心疼她。終於有一次好不容易又見到我了，她也很激動，拉著我説了很多話。

對於我們這些年輕大夫來説，患者永遠都是最好的老師。年資比較低的時候做住院醫師，只管住院部的工作。患者呈現給我們的，是他們穿著病號服的狀態，而非他們作為“人”真實、鮮活的表現。但是在門診就可以持續地觀察到一個患者更長時間的變化。錯失了這個機會是很可惜的。

診斷是標簽，人才是根本

我們科有個特點就是重治療，輕診斷，這個很重要。診斷對於我們來説只是個標簽，是人為構建的。現實情況裏，病人需要先貼上一個診斷的標簽才能開展治療。

不過雖然精神疾病的診斷是人為建構的，但是生病的體驗是實實在在的。我們是要對這些痛苦的體驗做工作，而不是對那些自己建構的標簽做工作。診斷標簽只是方便我們同行之間對話，它是一種語言，但它不是我們工作的對象。最重要的工作對象始終是具體的人，他們才需要我們幫助。

即使兩個同樣被診斷為抑鬱症的人，他們的情況也完全不同，有的社會心理因素為主，抑鬱只是他的臨床表現，抑鬱背後充滿了心理衝突，對藥物反應一般，對心理治療反應更為明顯。有的生物因素為主，沒有具體的生活事件作為誘因，臨床表現比較典型，對藥物和物理治療反應就比對心理治療更好。

電影《一念無明》（2016）劇照。

近年來我們收治的病人當中社會、心理因素主導的比例更大了，一些生物性因素佔比為主的疾病例如軀體疾病所致的精神障礙少了，精神分裂症見到的也少了。精神疾病的主要成因有生物、心理、社會、文化這四類。

文化因素導致的病以前很常見，比如有一陣流行練氣功，有人練到“走火入魔”，感知覺層面都能受到影響，覺得體內有“氣流翻涌停不下來”等體驗，這就屬於文化造就的疾病。

心理因素方面，可能更多是與成長環境、既往經歷相關的，在這個基礎上出現的精神心理問題。社會因素是跟整體大環境有關的，社會變革、政治事件、戰爭都會對群體産生影響。比如心理學家卡倫·霍尼有一本書叫《我們時代的神經症人格》，講的就是在當前社會影響下，一些被早早塑形的神經症人格。

和不同的病人溝通要注意調整自己的邊界感。比如對待有邊緣型人格特質的患者，要保持好距離。我們説邊緣型人格特質的人就像“沒有皮膚的人”，他們的價值判斷是兩極的，非善即惡、非好即壞，沒有中間地帶。這種思維模式就是精神心理疾病滋生的土壤。

紀錄片《人間世》第二季第六集“籠中鳥”畫面。

曾經我有一個因為抑鬱入院的患者就是這種情況，當時跟他的接觸對我的打擊還是蠻大的。第一天見面時他非常喜歡我、信任我，毫不吝嗇溢美之詞，覺得我對他非常認真負責。住院不到一週，他因為患上中耳炎，體格檢查耳後淋巴結已經腫了，伴有發熱、疼痛。因為當時是疫情期間，我們對所有的發熱都是比較謹慎的，我就説我們這邊是專科醫院，你得出院到隔壁的綜合醫院看一下，他也答應了。

但是因為疫情，出去之後再住進來，需要重新做核酸檢測，還要重新隔離的，有一套流程，相當於要辦一個出院再入院，到時候可能會換一個主管大夫。他就覺得我拋棄了他，情緒波動特別大，説我做錯了什麼，你要這樣對我。

當時主任查房，我們整個組的病人、醫生都在大廳裏，我們一起看他，他就拍桌子、摔椅子離場了。我當時對工作捲入個人情感的程度還是蠻高的，也沒怎麼經歷過這種“滑鐵盧”，甚至對他的這種反應都有點嚇到。不過後來逐漸增長了經驗，就能慢慢習慣、能預判到了，溝通也就更加注意了。

精神科的低齡患者

在大學，我讀了臨床醫學和心理學雙學位，其實精神科醫生當中有心理學雙學位的並不多，能堅持讀下來的每一屆也就幾個人到十幾個人。學習心理學對我影響最大的其實是觀念，而非具體的理論。

比如很早的時候，早在上精神科臨床以前，我就已經樹立了“反線性因果”的觀念，就是説個人的行為並不都是以“某個原因”作驅動的。在真實世界裏，更大的可能是個人的行為有某種“作用”。

例如自殘的孩子，家長難以理解孩子為什麼用這麼極端的方式表達自己，要麼指責孩子，要麼過度反思自己。但要從心理學的角度理解，這個孩子的自殘就是有功能的，它是用於解決某些情緒問題的“出口”。

電影《年少日記》（2023）劇照。

我博士的時候負責過一個病人，是個小女孩，她有5年的寄養史，親生父母因為計劃生育把她送到別人家寄養，一送就是5年，其實就是藏起來。等到她弟弟出生，上了戶口，她才被接回來。

在寄養家庭，養父母因為受人之托，所以非常寵溺她，無拘無束。所以她回來之後突然面對弟弟跟她競爭，在一個重男輕女的家庭裏，她感覺一落千丈，一下子覺得自己什麼都沒有了。我能共情她的處境。長此以往，她就開始出現一些帶有“功能”的“病症”，例如反覆説自己身體不舒服、自傷、過量服藥等等。她會説因為生病家裏人才對自己好一些。

我問她想不想治病？她説不想。因為一旦好了可能生活待遇就不一樣了。所以她會説：“大夫，你不是我，你怎麼知道我病好之後我的人生會更好？”這句話聽著很叫人心酸，説的話意思就是，“病”好像是她僅有的“好東西”似的，雖然病給她帶來負面影響，但是同時也讓她收穫了家人的愛和關注（哪怕這只是她的感受，而不是事實）。所以從這個角度出發，疾病就已經不是她當前最重要的問題了，或者説，病只是一個標誌，標誌著這個家庭出了問題。

還有的青少年已經心理上很痛苦了，但父母並不覺得問題很嚴重，甚至認為青春期都這樣。但坦白説，我們和家長溝通的時候也只是提供意見和判斷而已，並不構成説服和被説服的關係。醫生提供了幫助，但病人家屬不接受這個幫助，承擔後果的人是病人和他們的家庭，而非醫生。在這樣的一段就診經歷裏面，我們只能説，雙方沒有緣分而已。

如果家長堅持認為孩子就是青春期的問題而已，那就按青春期的方式去對待他，很大概率是孩子情況惡化，行為更極端，家長自己也遭了罪。經過這一系列後果的教訓之後，家長才會發現自己原來的想法是錯的。這個時候他帶著孩子重新回診室，我覺得才是治療真正的開始。而且，這樣的情況屢見不鮮。

電影《年少日記》（2023）劇照。

在我們醫院，青少年患者的病種特別豐富，五花八門。常見的一些情緒問題當然是最主流的。對待成年患者和兒童患者，區別還是挺大的，主要是溝通用到的語言不一樣。同樣一個症狀的描述，不能用成人的語言跟孩子説。尤其是年紀小的孩子，他們説不清，甚至感覺不到什麼叫“情緒低落”？什麼叫開心不起來？什麼叫沒有興趣？這些概念太抽象了。

所以我們一般會問他們能聽懂的，比如：你喜歡什麼呀？現在還愛不愛玩這些？稍微大一點可能會問：你有沒有覺得一天當中腦子裏面就像坐過山車一樣，一會兒轉得快，一會兒特別慢？要用他們的語言去描述：你有沒有覺得有的時候自己就像個小機器人，什麼都感覺不到，有沒有覺得自己好像一個被操控的小木偶？要用很多比喻和遊戲化的語言。

關愛兒童青少年心理健康微紀錄片《喚醒》畫面。

更多醫學生願意選擇精神科

我從小就對“人”感興趣，喜歡看故事，也喜歡看心理方面的書，初中的時候接觸到了畢淑敏老師的一些散文和小説，才真正點燃了我對人精神心理的好奇。畢淑敏老師曾做過軍醫，後來學習心理學，又去香港進修了文學。豐富的經歷和跨界的知識給她的文字注入了很多魅力。後來我考上北京大學醫學院，確定了要走臨床醫學這條路之後，一度就是以她為榜樣。經過很多選擇的節點，我慢慢接近精神醫學、心理學，包括帶有一些科普性質的文學創作這條路。

我們臨床醫學的本科生大四需要去醫院各科室實習，內科、外科、婦科、兒科、影像科、神經科、皮膚科......也包括精神科。做實習大夫的時候我就發現，病房的週轉率特別快。一個病人到我手上，可能臉還沒認熟就出院了。比如在外科，前一天晚上病人做好檢查進來，確定手術方案，第二天就做完手術，然後觀察兩三天，沒事的話就出院了。

我更好奇的始終是“人”，“病”只是附加物，而在這些見習、實習的過程中，我發現很少有機會搞清楚面對的是一個什麼樣的人——他面對疾病的態度是什麼？生病到底給他帶來了什麼影響？這些我都無從得知。這跟我預想的臨床醫學很不一樣。我希望能更了解患者，面對具體的人。

所以這樣輪轉一圈之後，我發現最適合自己的是精神科。畢業前我還Gap了一年（間隔年），離開學校去一家人工智慧公司研發影像産品。這段經歷和心理學的雙學位，都在面試精神科的時候成了加分項。就這樣，我成了一名精神科醫生。

在過去，精神科醫生受到的歧視並不會比精神病人少，身邊很多人的邏輯是“沒有問題怎麼會選擇整天和精神病待在一起”。一般跟別人初次見面，對方知道我學醫，問我是什麼科的醫生，我就説神經科醫生，反正他們也分不清楚。我不是有恥感，只是覺得要跟別人解釋很麻煩。現在大家聽到精神科醫生，雖然仍然會有各種猜測，但是更多是好奇和感嘆，比如：“哎呀，這個行業不錯啊，但是精神壓力估計挺大的吧。”

從我這幾年的觀察來看，其實選精神科的人越來越多了。精神科的分數線真的是水漲船高，並不比其他科室低。我們的收入依然是比較低的，而且收入的天花板也很有限。所以如果以世俗的標準來看，精神科依然沒有什麼吸引力。但是現在大家對於自己的職業發展、人生追求的評判標準更多元化了，收入其實不見得是主要的考量標準，差不多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