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者的第一視角創作，看見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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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諸如《我在北京送快遞》《趕時間的人》《在菜場，在人間》等勞動者自述式創作成果走進大眾視野。《工人日報》記者採訪了解到，勞動者的自我表達實則並不局限于文字，還有照片、話劇等多種形式，它們共同構成了來自職業主體的創作圖景。

1月27日，回到家已經是晚上9點，收拾完後的張小滿還是打開了母親春香的“保潔日記”，幫她進行修改和謄寫。2023年11月，《我的母親做保潔》一書出版，書中的主人公春香也逐漸有了書寫的慾望，但由於文化水準有限，女兒張小滿承擔了後期工作。

不止于文字的表達

有一位阿姨能説流利的韓語，有一位東北大哥就睡在商場廁所，有的商家會把剩菜送給保潔……2021年春節假期，張小滿終於有時間和在商場做保潔的母親聊聊她的工作，也獲知了原來整潔的城市生活服務背後還有這樣鮮活的人群。

“在我看來，我和母親雖然職業不同，但都是從農村進入城市謀生的女性，在角色上有很多相似點，但這些年都忙著各自的生活和工作，缺乏深入的溝通。”出於這樣的想法，喜愛寫作的張小滿決定將這位50多歲農村母親在大城市做保潔的經歷記錄下來。

為此，母女二人展開了一場合作。張小滿有時間就去幫春香做保潔，觀察她的工作環境、工作方式和身邊的同事；春香下班後就和女兒交流今天發生的故事，在和出版社確定出版計劃後，還負責督促她好好寫作。“母親就像是我的另一雙眼睛，只有用她的視角去寫，才能更真實、平等地表達這個群體的想法。”張小滿説。

對於已經在廣東省東莞市長安鎮定居的農民工攝影師佔有兵而言，鏡頭則是他的“眼睛”。1月15日，第二屆小火球紀實攝影獎獲獎作品公佈，佔有兵的攝影集《東莞製造——轉型》獲得銅球獎，均來自他在這座製造業城市生活20多年來所拍攝的100多萬張攝影作品。

“以前在車站可以看到，工人用化肥袋、膠桶裝行李，看到陌生人笑得比較拘謹，現在的年輕人用專門的行李箱、行李袋，表情很放鬆地打遊戲。”20世紀90年代末，佔有兵從老家湖北襄樊來到長安鎮，從電子廠工人做起，為了幫工廠拍宣傳照拿起了攝影機，沒想到攝影最終成為自己的職業，也記錄了時代的變化。

在創作中“打撈”自己

對佔有兵而言，即便自己已經不是流水線的操作工，但所拍攝的對象都是與自己同時代、同背景的人，“這就是我的生活，是這一代人的共同經歷。”在他看來，一代代的工人來了又走，自己的拍攝就是在“打撈”親身經歷。

“我寫的並不是普遍的快遞員，而是個人的親身經歷，都是真實事件和內心想法。”《我在北京送快遞》的作者胡安焉也向記者表示，是先有個人的創作慾望，後來才有這本記錄他19份工作經歷的非虛構作品集。

在成為快遞員之前，胡安焉的身份是網店店主。出貨量大的時候，自己每晚都要留下來整理髮貨，和一位相對固定的快遞小哥對接。“他總是笑嘻嘻的，無憂無慮，我感覺他比我快樂多了，不像我愁眉苦臉。”胡安焉説，就是這個深刻的印象，讓他離開網店後決定去送快遞。

“快遞員和大家的生活接觸頻次越來越多，但他們並不是投遞機器。這些個體的工作和生活是怎樣的，想法怎麼樣，很少有人知道。”對胡安焉而言，寫作是他得心應手的方式，能夠讓他將這些職業經歷娓娓道來。

去年9月，羅雪芳與其他20多位家政工姐妹們在北京798藝術區的一家畫廊，再次向公眾表演了近百位家政工集體創作的身體劇場《分·身》。來自山西的家政工高冬梅來到北京，僱主和她説話時，她愣在原地沒有回應。那是普通話第一次闖入她的世界，她分不清是電視機裏面的人在説話，還是僱主在説話。這個故事成為《分·身》的創作起點，歷經3年打磨最終完成。

在舞臺上，家政工們要在流動中找到各種不同的相互依靠的方式，有的人在各種交叉的手臂間穿梭，有的原本陌生的手緊緊相握，衣服的胸口處寫著“勞動最光榮”。作為劇場創作的全程參與者之一，羅雪芳認為，在這種設身處地的挑戰中，大家逐漸理解了家政工真實的、勞動的身體究竟是什麼樣的。

被看見的重要性

儘管公開表演的機會不多，《分·身》的每次亮相都能收穫來自觀眾的熱烈掌聲。據該劇場表演發起機構北京鴻雁社工服務中心創始人梅若介紹，這些沒有任何演出經驗的家政工，休息日就帶著自己的經驗走進排練場。她説：“當家政工登上藝術舞臺，同時登上舞臺的還有她們的職業價值和生命尊嚴。”

和表演相比，文字對勞動者而言有更高的門檻，這也是胡安焉認為自己的書能夠受到如此歡迎的原因之一。“計程車司機、快遞員這類勞動者往往被認為沒有文字表達能力，我當時的同行也確實是發語音居多。這樣一來，第一人稱視角的職業寫作是罕見的，具備稀缺性。”胡安焉説。

張小滿也總是提醒自己，要用白描化、場景化的方式去完成寫作，否則仍然是“場外”的視角，而不是勞動者群體自身。她告訴記者，《我的母親做保潔》出版之後，看這本書的保潔員沒有多少，母親的同事知道自己在寫作後，也只是慈愛地對她説：“你寫吧，拿去賣錢！”

然而，對於母親春香來説，她希望保潔員群體的領導能看到這本書，“掙錢和勞動是很光榮的事情，但是保潔員工作中接觸的東西是臟的。希望領導看到書後多一些同理心，改善大家的工作環境。”春香説。

作為《我的母親做保潔》的責任編輯，蘇本坦言，非虛構寫作並不算“新潮”，這幾年的本土紀實作品也在不斷充實，而勞動者自身的創作顯得真實懇切，鮮少矯飾，讀起來令人非常受觸動，也確實更容易引發讀者們的關注和討論。她説：“如今，準作者們有了更多平臺可以展現自己，他們自己和所在的群體，也有更多機會被看見。被看見是很重要的，多多益善。”

劉小燕

(工人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