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龍|中華“龍”的傳承之協和與融通：龍文化的統一與認同

龍是中華民族的圖騰和象徵。

中國人自古以來就以龍為傲、認同自己是人文意義上龍的傳人。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龍已滲入到中華民族始祖崇拜的文化脈絡裏，貫穿于中華文明發展的湯湯長河間。

協和與融通：龍文化的統一與認同

夏商時期龍進一步成為國家形成的標誌。大約在西元前21世紀，盤踞于中原的夏后氏雄霸而起，開啟了全新的國家政權。夏人是一個開放、包容的族群，在物質與精神文化上兼收並蓄，博採眾長。在文化基因上，不僅認為龍是自己的神祖，而且認為龍與自身族群的存亡聯繫緊密。《歸藏啟筮》雲：“鯀（禹之父）死……化為黃龍。”《山海經·大荒西經》：“有人珥兩龍，乘兩龍，名曰夏后開（啟）。開（啟）上三嬪于天。”《史記·五帝本紀》書：“夏后氏德衰，諸候畔之。天降龍二，有雌雄。孔甲不能食，未得豢龍氏。陶唐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孔甲賜之曰禦龍氏，受豕韋之後。龍一雌死，以食夏后。夏后使求，懼而遷去。”這段話雖講的是夏室衰微與孔甲淫亂食龍有關，卻道出了夏人尊龍、養龍的傳統，並專設養龍的官職。

綠松石龍紋（作者供圖）

二里頭文化發現了大量的龍紋，可分為陶塑、雕刻、綠松石粘嵌三大類。陶塑類龍紋是以堆塑的方法在陶器外壁表現龍的半立體形象；雕刻類龍紋是在陶器表面線刻出龍的平面形象，有的一首雙身，有的二首一身；綠松石粘嵌類龍紋是用綠松石片粘嵌在漆器或銅器之上。

綠松石龍頭（作者供圖）

2002年二里頭遺址宮殿區墓葬（編號02VM3)遺址發現了一件用2000余片各種形狀的綠松石片組合而成的龍形器，由龍頭和龍身二部分組成。龍頭為方形，臣形雙目；眼為圓餅形白玉，鼻以蒜頭形綠松石粘嵌，鼻梁和額面中脊用青、白相間的玉柱排列成縱長條形。龍頭之外又見用綠松石片表現的捲曲弧線。龍身捲曲，呈波狀起伏，象徵鱗紋的菱形綠松石片分佈全身（圖四，5）。就形體特徵而言，二里頭文化的龍紋繼承了龍山及新寨文化時代以鱷和蛇為主體的余續，其文化來源應是新砦期文化，而新砦文化龍紋又是承續陶寺文化龍紋並創新發展的産物。與龍山時代的龍紋相比，二里頭文化的龍紋更加抽象化、圖案化，且拼合了更豐富的動物特徵，如鱷魚、虎、魚等，已經是典型的成熟龍紋了。

二里頭遺址中發現的大量與龍相關的遺存尤其引人注目，這些龍遺存多出土于墓葬、宮殿區及和祭祀有關的遺跡中。考古發現在龍形陶器殘片多出土在宮殿區附近的出土地層之中，如地層發現帶龍爪陶片，發現帶刻劃蛇龍紋陶片。此外還有灰溝、灰坑中陶片。如灰溝為一魚龍紋陶盆，盆口沿內側有一條蛇形龍盤踞，另有六條魚紋，刻在蛇龍紋的一旁，呈現出龍魚相組合；此外龍紋圖案多出土于大中型墓葬之中，二里頭遺址已有不下10座墓出土了各種鑲嵌的龍牌飾。以鑲嵌于漆木器上的綠松石龍形器和鑲嵌龍紋銅牌飾為代表，且隨葬有龍紋遺物墓葬表明墓主的身份地位較高。隨葬品除綠松石銅牌飾外,還有銅器、玉器、陶器和漆器等。如V區M4中出土3件綠松石銅牌飾，平面均呈長圓形似盾,中部呈弧形束腰狀，兩側各有二穿孔鈕，凸面(正面)上由許多不同形狀的綠松石片鑲嵌組成變形“龍”紋。銅牌正面浮雕式的獸面紋用綠松石片鑲嵌而成。2002年在二里頭遺址宮殿區墓葬（編號02VM3)清理出一龍形器，係用2000余片各種形狀的綠松石片組合而成，分龍頭和龍身兩部分。龍頭為方形，臣形雙目，龍眼用圓餅形白玉做成，龍鼻用蒜頭形綠松石粘嵌，龍身捲曲呈波狀起伏形狀，象徵鱗紋的綠松石片分佈全身。清理時整個龍形器及其近旁發現多處紅色漆痕，因而發掘者推測綠松石龍形器與其所依附的有機質物體應為一體。

由此可見二里頭文化陶器上的龍紋，多出土于遺址宮殿附近的遺跡中，與王室祭祀有關，另一些青銅牌飾和綠松石鑲嵌龍紋出土于大墓中與王權和神權（巫師）有關。綠松石龍顯然已是身份、地位的象徵，代表了王權。

龍是夏代王權的象徵，具有天神的標誌，龍象徵著王者的尊嚴和權力王室和貴族為了彰顯自己的尊貴和權威，所以夏代的貴族用龍的形象作為自己的標誌和象徵，龍是王權的代表，在以後的商周秦漢一直到清代，代代相傳，從而形成了與君主權力緊密相關的正統觀念。

透底器（作者供圖）

宮殿與祭祀區出土的龍形陶器，説明龍具有通天地的超凡能力。二里頭遺址出土專門用於祭祀的透底器（一種上下透氣的陶器）的龍紋可分為陶塑、雕刻兩類。不少專家認為陶透底器是巫師在祭祀場合使用專門工具，龍作為巫師作法的助手。上古時期動物為人類通天的助手，生動的龍蛇龜紋，無不表現其神秘色彩。正如張光直所説“動物的確有一種令人生畏的感覺，顯然具有由神話中得來的大力量。商周青銅器上的動物紋樣也扮演了溝通人神世界的使者的角色。”夏族尤崇拜龍蛇以為圖騰，二里頭遺址中就出土有大量的龍紋遺物，包括青銅器、陶器、漆木器和玉器等。

透底器（作者供圖）

繼夏代之後，商人對龍的信仰抱有更大的熱忱，鑄形以象物，在祭祀坑及墓葬中埋藏數量驚人的青銅器。匠人們夜以繼日，鏗鏘捶打著件件祭器，以滿足商人永不停息的宗教熱情。與前代相比，商代的物質與精神文明都有了長足發展。商人的宗教虔誠與文化自信推動著藝術創作在形式和內容上形成突破與創新。這一時期的龍紋在繼承蛇龍、鱷龍等原始龍紋的基礎之上，又具有了鳥、象、鹿、馬等動物的特點，形象上更為怪異神秘、絢爛瑰麗。商代龍紋是青銅器裝飾圖案中最優秀的作品之一，代表了時代鑄銅工藝的最高水準。它涵容化用“百物”特點，奠立了後世龍形象的基本特徵，體現了中華文明協和萬邦、海納百川的博大胸懷。隨著華夏民族和中國概念的確立，龍的形象更趨成熟化與格套化，最終成為中國的象徵和代表。

綜上，考古學視野下中華龍的起源與演變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仰韶時代以單一動物為原形的龍紋；龍山時代以鱷魚、蛇紋為主體兼取一兩中動物特徵的龍紋；夏商時期以鱷、蛇為主體，相容魚、虎、鹿、鳥等多種動物特徵的龍紋。龍紋從孕育到濫觴，經過仰韶和龍山時代的發展傳承，夏商時期的協和融通，最終風馳雷動、孕育成形，奠立起後世龍的基本格制。中華龍的形象，是擷取拼合多種動物交融的神物，其形成與演變過程正是中華文明不斷發展的真實寫照：從仰韶時代以中原為主星，帶動周邊滿天星斗；到龍山時代的逐漸融合，最終形成夏商時期多元一體的格局。經歷數千年的創造、演進、融合與涵育，龍最終昇華為中華民族的精神象徵、文化標誌、信仰載體和情感紐帶。

作者：袁廣闊，首都師範大學歷史學院教授、考古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