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開鑿于2500年前大運河,今天扮演什麼角色?
《中國新聞週刊》記者 張馨予
縱貫中國東中部地區的大運河,是世界上沿用時間最久、規模最大的人工運河。從古至今,這條貫通南北的運河,從來不只是扮演運輸物資的角色,圍繞它還形成了獨特的運河文化。
從2014年大運河申遺成功,到2019年大運河文化帶、大運河國家文化公園的提出和建設,無論是大運河、運河沿線城市,還是沿線人們的生活,都發生了極大改變。
被遺忘的運河
大運河由隋唐大運河、京杭大運河、浙東運河三條運河組成,最早的河段開鑿于2500年前,全長3200公里,沿經北京、天津、河北、山東、安徽、河南、江蘇、浙江8個省級行政區,溝通了五大水系。
作為中華文明的標誌性工程,對大運河的保護和運河文化傳承,如今已成共識。但事實上,大運河曾在很長一段時間裏被埋進了歷史的縫隙。
明清時期是中國古代漕運的輝煌時刻,運河對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的影響力持續增強。但到了清朝末年,漕運和運河雙雙走向沒落。
聊城大學運河學研究院副院長鄭民德認為,清朝末年,黃河對運河的衝擊不斷加大,但清政府沒有足夠資金進行整頓,運河衰敗嚴重。隨著津浦鐵路修建、西方輪船傳入和北京地區商品糧市場的發展,從遙遠江南運糧到北京顯得不再必要,中國傳統漕運走向沒落,特別是光緒末年運河管理由國家管理變為地方管理,運河的國家性和政治性被削弱。
上海交通大學城市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士林在《六千里運河 二十一座城》一書中提到,如韓愈所説“駢死於槽櫪之間”,大運河在20世紀日益式微,甚至走向了遺忘。
這一過程,一定程度上是歷史發展演變中的無可奈何。但自21世紀以來,借助世界文化遺産申報與保護,及大運河文化帶、大運河國家文化公園的提出和建設,這條千年運河重新煥發生機。
從被遺忘到被擦亮
揚州市文聯黨組書記、主席姜師立曾任大運河聯合申遺辦副主任,參與大運河申遺全過程。他談起2006年、2007年參與大運河考察的經歷時表示,在不通航的運河河段,出現了對河道的佔用和破壞,文化遺址被挖掘,生態環境也出現嚴重污染,而通航的河段雖然總體保存好一些,但因過度開發造成了對文化遺産的破壞。
2014年,大運河列入《世界遺産名錄》。2019年2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大運河文化保護傳承利用規劃綱要》(以下簡稱《規劃綱要》),強化了大運河文化保護和傳承的頂層設計。
2019年12月,北京市委宣傳部、浙江省委宣傳部、杭州市政府、中國新聞社共同創建“京杭對話系列活動”,推動大運河沿岸城市建設,助推包括金融、文化旅遊在內的多領域、多項産業成果落地。次年,世界運河歷史文化城市合作組織(WCCO)加入,活動從四方參與升級為五方合作機制。
鄭民德指出,過去對大運河的保護、傳承、利用沒有整體規劃和設計,也沒有相應文件和規章制度。現在有了《規劃綱要》以及相關法律法規政策,各地對於運河的重視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制度和管理程式也更加完善。
如今,運河沿線的景觀已與20年前大不相同。
位於揚州市區南部古運河畔的三灣片區,20世紀八九十年代時生態環境曾遭受較大破壞。2010年初,揚州市將規劃建設三灣濕地公園工程確定為重要民生工程。2017年,三灣生態文化公園建成並對外開放,從“臟亂差”地塊成為“城市之腎”,也成為大運河國家文化公園重要地標工程——中國大運河博物館館址所在地。
大運河北京通州段同樣發生了巨變。2022年,大運河全線水流貫通、京冀段62公里全線通航。“河道有水,才能叫運河”,坐在運河遊船上,通州區文物管理所工會主席、北京大運河文化研究會會員任德永感受到了和古人的連接,想到清代詩人王維珍所寫的那句“無恙蒲帆新雨後,一枝塔影認通州”。
大運河,融入生活
圍繞著運河,還形成了獨特的運河生活方式和獨特的運河文化,影響著運河邊生活的人們。
姜師立認為,大運河是國家的精神紐帶。“我們的國土被自然河流分割成一塊一塊的,這種地理特性,很容易造成地方劃河而治、劃江而治。正是因為運河的開鑿,聯繫了不同地區的人民,除了帶來經濟的交流,更重要的是帶來了文化的交流。”
大運河對沿線城市文化的溝通和交流作用,體現在許多方面,如中國古代社會的戲曲、文學、飲食、民風民俗等。
飲食文化交流是運河文化交流的重要部分。姜師立説,很長一段時間裏,南方人的主食是水稻,北方人的主食是小麥。隋唐到宋代,因為運河的開通,小麥在南方廣泛種植,北方人食用稻米也越來越普遍。到了元大都時期,大米經由運河從江南入京,在大都居民的食物構成中佔有較大比例。
在聊城大學運河學研究院副教授胡夢飛看來,北京是運河沿線遺産保護工作開展得很好的城市之一,“主要是文化挖掘和文旅融合做得好,把運河文化融入到沿線經濟社會發展和百姓的日常生活”。
其中,考古調查與文物保護工作,是文化挖掘的基礎。北京市文物局提供數據顯示,2020年以來,北京市文物局組織在大運河沿線七區共開展考古勘探項目669項,勘探面積約4754萬平方米,並實施祿米倉修繕、萬寧橋“減負”等文物保護工程229項,總投入達12.7億元人民幣。
博物館作為人類文明的高度濃縮,也是大運河文化展示與傳播的重要載體。目前,北京大運河沿線七區共有備案博物館169家。2023年年底,北京大運河博物館對公眾開放,上展文物約6000件套。
挖掘文化IP對於傳播大運河文化同樣重要。如杭州第19屆亞運會上,原型為杭州拱宸橋的吉祥物“宸宸”,展現了中國的運河美學,成為中國與世界交流的符號;北京(通州)大運河文化旅遊景區,邀請高校團隊組建了囊括1000多個圖譜的“靈感庫”,並選擇將中國的鎮水獸作為IP形象,以文創産品、景觀小品的形式呈現于景區中。
此外,運河沿線也推出更多讓遊客“身處其中”的文化體驗。大運河北京通州段上的運河遊船夜航就在年輕人中“火”了一把。景區共規劃有8條航線,航線最長為12公里,從原先的一天4班增至7班,其中晚上增加了3班夜航。據北京大運河文化旅遊發展有限公司總經理欒笑天介紹,遊船日航的受眾主要是老年人和家庭遊客,開設常態化夜航以及增加劇場、遊船音樂會場後,滿足了年輕人需要。
“歷史上,大運河沿線城市多因運河暢通而繁榮,也因運河斷流而衰落。”胡夢飛説,天津、臨清、濟寧、淮安、揚州等城市,都是在元明清時期京杭大運河全線暢通時迅速發展,形成中國東部經濟發達的城市群。到了現代,大運河對沿線城市仍持續産生不可低估的影響。(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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