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説中華文明的演進離不開“認同”？

中新社重慶12月4日電 題：為何説中華文明的演進離不開“認同”？

——專訪重慶師範大學歷史與社會學院二級教授李禹階

中新社記者 鐘旖

在世界文明史上，綿延五千多年的中華文明具有顯著的統一性、連續性等特徵，並以獨有的民族、國家、文化的“三位一體”認同模式建構了中華民族的深層價值理念，形成了獨特的歷史演進道路。

在浩蕩歷史進程中，華夏民族與國家認同意識的演進有何關聯？民族、國家、文化“三位一體”的認同模式發揮著怎樣的關鍵作用？在世界大變局中，中華文明又有何新挑戰？重慶師範大學歷史與社會學院二級教授、博士生導師李禹階近日就此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從歷史變遷角度，如何認識華夏民族和國家認同的演進？

李禹階：首先我們要明確，“國家”與“民族”在概念上具有較大區別。

國家是階級統治的工具，具有社會整合等功能，它的規範性與制度化特徵十分鮮明。民族是在一定的歷史發展階段形成的穩定的人們共同體。一般説來，民族在歷史淵源、生産方式、語言、文化、風俗習慣以及心理認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徵。有的民族在形成和發展過程中，宗教起著重要作用。

在中國，民族的文化及心理特點十分突出，在內涵上比外顯的國家制度化特點具有更多內在的、“軟”性的思想意識上的特徵，即民族成員表現在民族意識上的自覺認同以及這種文化、心理認同的深沉性、繼承性和強大性。

在人類社會初期，民族認同主要憑藉以血緣、宗親等生物學因素為基礎的社會關係。隨著社會發展，民族在演進中逐步形成為一個穩定的社會群體，並且與地緣構成發生新的交叉和整合，形成一種社會關係。在人類歷史發展中，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既相互聯繫，又常常出現差異。

可是，在中華文明史上，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常常是空前一致的。例如春秋時期的內外交患，其時代主題交叉點的坐標為“尊王攘夷”，既鮮明地體現了時代政治與民族的大主題，也是華夏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向新時期轉化的旗幟。從政治意義上説，“尊王”凸顯了華夏政治國家的主權理念，以周天子的旗幟作為華夏政治共同體最高權力的象徵，從而希望通過“尊王”而循守華夏政治國家的制度秩序。從民族意義看，“攘夷”則突出了華夏民族自覺的族別認知和自我認同意識。這些意識在春秋戰國的歷史發展中，逐漸構成華夏民族、國家一體化的文明特質。

秦統一中國以後，隨著中央集權政治制度的確立，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更加呈現出一致性。同時，華夏民族在秦以前的多元一體格局仍繼承下來，並且在民族融合與同化中，一方面不斷擴大華夏民族隊伍，使它成為當今一個人口眾多的民族；另一方面東亞大陸的地理生態環境和華夏民族先進文化，又不斷吸附許多新的民族，形成新的多元一體的民族格局。華夏民族正是在這種多元一體的轉化中發展壯大，成為世界上一種特殊的民族現象。

中新社記者：中國朝代歷經數千年，既有大一統也有分裂，為何“文明”始終保持持續發展的演進歷程？

李禹階：在中國古代，分與合、衝突與融合常常相伴而行。但是每一次衝突的結果，總是更高層次、更大規模的民族關係和生産關係的新調整，並導致更加強大、繁盛的統一國家和民族共同體的出現，使中華文明更加繁榮絢爛。

而由衝突向融合轉化的必然性背後，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在於我們民族、國家意識中所積澱的深層文化價值理念，即以文化認同為基礎的民族、國家認同的“三位一體”的一致性，沒有自我封閉，而是表現出一種開放、相容、內聚、禮義的形式與特點。

其一，從文化的開放性看，華夏民族的文化觀念常常有著超越種族、文化差異的巨大的互融性、包容性。例如在秦漢大一統時代，其關東、關中文化的匯集，長江、黃河流域楚、漢文化的交融，後至魏晉時期，各民族文化的大融合等，使古代中國文化呈現開放而繁榮的狀態。只要承認華夏文化的道德觀念、價值理念，就可被華夏文明所接納，各種文明成果都可以交融、匯集其中。

其二，從種族、民族的相容性看，從春秋到明清，華夏周邊的許多不同族群、民族，通過生業、文化、婚姻等方面的融合，逐漸匯入華夏(漢)民族大家庭。尤其是魏晉、宋元、明清的幾次大的民族衝突與融匯，加速了民族大融合的進程。大漢、盛唐之所以被人久久稱頌，正是因為有著春秋戰國、秦漢魏晉的民族融合、胡漢夾雜的基礎。

其三，從國家對民族的安全性義務看，在華夏(漢)民族的意識中，作為主權的“中國”與作為中華民族主體的華夏(漢)民族等的不可分割性也成為人們的共識。例如自秦、漢以來，北防、南征、西通域外就成為歷代國家最重要的政治、軍事、外交的要務。秦代修長城、漢武帝大規模出擊匈奴等，均為國家安全性義務的表現。

世界歷史上不乏一個民族長久地分為多個國家的情形，但是在中國，人們往往將國家作為民族的象徵，以民族作為國家的基石，甚至將國家、民族的雙重統一看作實現人生生命價值的崇高目標。民族危機即是國家危難，在民族與國家危難中，國家與民族之間的認同常會達成空前的一致，並成為人們願為之赴湯蹈火的生命價值取向。這種價值取向與民族集體理性涉及方方面面的人物。即使是懷抱不平的韜晦之士，只要觸及國家與民族這一主題，也會憂憤酣歌、視死如歸。故每當民族危機來臨時，人們往往將“救亡”(民族、文化)、“救國”(政治國家)聯繫起來，並將這種拯救民族危亡的期望寄託于國家，期望統治者能擔負起救亡、救國的責任。這在中國的歷史長河中，有無數例子可以證明。

中新社記者：您如何看待“三位一體”認同模式的重要性？

李禹階：我認為，它在構成中華文明統一性的深層價值理念的同時，形成了中華民族的特有情懷。

具體表現在，不論地主階級的代表人物還是封建知識分子(包括農民階級的代言人)，往往把民族與國家統一視為其政治、軍事的天然使命和最高目標，甚至一些深受漢文化熏陶的少數民族君主亦將一統宇內作為畢生大業和目標。時至近代，在鴉片戰爭之後，面對民族、國家的危亡和近、現代化發展的任務，近代愛國志士積極探索民族和國家的復興路徑，他們在中華文明統一性的深層價值理念支配下，創造性地提出了政治革命與民族革命相統一的思想，並以此為核心構建新的中華民族國家，這就從根本上消除了多元一體的民族與國家在認同之間的張力，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所以，從歷史上看，當日益腐朽的羅馬帝國被四面八方涌入的“野蠻民族”所侵擾並阻斷其國家、民族的文明發展進程時，中國則在民族與階級矛盾的危境中生存自救。這説明，中國內部有著十分強大的自我調節和應付挑戰的機制。而這種自我調節的基礎，就是在中華文明統一性基石上建立的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的深層價值理念。

中新社記者：在全球化進程中，中華文明的發展還將面臨何種挑戰？

李禹階：自二十世紀下半葉以來，伴隨著現代化、全球化進程，世界文明及經濟秩序在進入新世紀時出現了諸多新問題。它表現為在一些非西方國家、民族在現代化與本土化的矛盾中顯得無所適從，常常墮入文明失衡的陷阱，並由此産生文化的矛盾與文明的衝突。

中國在全球化浪潮中也面臨著一個新、舊過渡的階段，但中華文明固有的特徵將促使國家在全球化進程中加速發展。這些特徵表現為：中華文化的開放性、包容性使中國人易於克服傳統性與現代性的不適；中華民族的相容性使中國人易於跨越宗教與種族的溝壑；務實致用的入世精神使中國人普遍具有吃苦耐勞的品質；國家在文明大變局中具有強大的後盾作用；中華文明在構建人類文明新形態中能夠産生出巨大的活力。

綜合來看，前述特徵使中華文明的底色在全球化進程中鮮明展現，在現代化與本土化的發展中相得益彰，而沒有表現出徬徨、矛盾的群體社會心理，也沒有出現中華文明和其他文明之間的衝突。

人們有理由相信，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中，中國可根據中華文明獨特的文化傳統、歷史命運、基本國情，走上適合自己特點的發展道路，並在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崛起中展現出極大活力。(完)

受訪者簡介：

李禹階，重慶師範大學歷史與社會學院二級教授，博士生導師，兼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博士生導師。先後擔任重慶市社科聯副主席、中國社會史學會(國家一級學會)副會長、中國歷史學會理事、國際儒學聯合會理事等。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思想史、社會史、人類學。代表性著作有《中國文明起源中的巫及其角色演變》《政統與道統：中國傳統文化與政治倫理思想研究》《中國古代外戚政治》，主編有《中國經學史》《秦漢社會控制思想史》《重慶移民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