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漢學家吳芳思：中英只是文化不同，理解與共情是人類的相處之道

中新網北京11月28日電 法國《歐洲時報》近日刊發題為《對話英國漢學家吳芳思：學中文讓我接觸到一個令人神往的國度》報道，講述記者與年逾七旬的英國漢學家、大英圖書館中國館原館長吳芳思(Frances Wood)在今年舉行的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上相處一天中獲得的“驚喜”。

理性的“挑戰者”

“敦煌的美都是在內裏，我非常想再次回到那裏。”年逾七旬的吳芳思是大英圖書館中國館原館長，她曾和全世界三分之一的敦煌經卷相伴了36年。在關於她的文章中，被引用頻率最高的一句話是，“有時候，你輕輕抖動這些紙頁，聽到那迷人的聲響，就像是聽見歷史的聲音。” 這句話是記者在見到吳芳思之前，查閱關於她的報道看到的。在拜讀了她所著的幾本書籍後，記者發現，她的經歷與學識廣闊得驚人。吳芳思出生於一個“書香門第”，母親是法語教師，父親在大英博物館圖書館工作，在家庭的熏陶下，吳芳思每日與書香和老物件為伴，並樂在其中。

大多數中國讀者熟悉吳芳思是因為她1995年出版的《馬可·波羅到過中國嗎？》(Did Marco Polo Go to China?)。該書在全球也引起很大反響。吳芳思根據其對歷史文獻的分析和理解，質疑馬克·波羅是否真的到過中國，因為《馬克·波羅遊記》中並沒有提到喝茶、筷子、纏足和長城等事物，且遊記內容在馬可·波羅去世後仍有大量更新。吳芳思曾説，她想通過這本書提醒人們重視材料、證據的可靠性，以批判性的眼光看待它們，敢於提出不同的設想。

在她撰寫的10多本關於中國的書籍中，有不少“挑戰”中西方歷史“通識”的內容。例如在談到她1998年出版的《口岸往事：海外僑民在中國的迷夢與生活1843-1943》(No Dogs and Not Many Chinese: Treaty Port Life in China1843-1943)一書時，她告訴記者“上海租界的很多公園都會有各式各樣的規定，如果一個人不會騎自行車，可能也會被一些公園拒之門外。”2008年，在《秦始皇傳》(China's First Emperor and His Terracotta Warriors)中，吳芳思介紹，在西方人眼裏，秦始皇是與孔子、老子齊肩的千年偉人，他是一個倡導法制、標準化治國的君主，焚書坑儒也另有隱情，這為中國讀者認識秦始皇提供了不同的角度。2016年，吳芳思出版了《誰背叛了中國：中國與一戰》(The Betrayed Alley, China in the Great War)一書。那段時間，無論是參加BBC的訪談還是在英國各大學做中國文化講座，她都會用“一些外國居民和外交官眼裏的中國一戰經歷”等史料來回顧中國對一戰的貢獻。

正是這份不斷挑戰的勇氣讓吳芳思與中國結緣，並且改變了她的人生道路。“我學習中文可能是受了潛意識的影響。因為之前在學校已經學過了法語和西班牙語，而且達到了很高的水準，我就想再選一門和這兩種語言截然不同且具有挑戰性的語言，越難越好。”於是，吳芳思選擇了中文，她曾言，“我很慶倖當時的選擇，學中文讓我有機會接觸到一個驚奇而又令人神往的國度。”

熱情的“行動派”

“因為我學過中文，所以得到了來中國的機會。”吳芳思回憶道，1971年，英中了解協會(Society for Anglo-Chinese Understanding)組織工人交流團去中國一個月，“但是‘有錢有閒’的年輕工人並不好找，所以他們決定招幾位懂中文的人。”吳芳思説，“那年夏天我剛從康橋畢業，過世的祖母留給我大概250英鎊，足夠我加入交流團。於是，我有了那趟記憶深刻的旅行。”

1975年，想要練習中文口語的吳芳思，報名參加了英國文化委員會(The British Council)組織的英中學生交流項目。行動力極強的她時隔3年再次到中國，並在北京學習了一年。

“當時我住在25樓，好像在北大東南門那邊”，吳芳思回憶説，因為當時想留在北京，所以她選擇了進修中國歷史，“那時的北京和現在很不一樣，買褲子只有兩個顏色可以選擇。人們做飯也很不方便，好幾家都要在一起做。”吳芳思感嘆，現在北京的發展“太快了”，很高興能夠看到人們過的越來越好。

1977年，從中國回到英國的吳芳思入職了大英圖書館。那時，館內的敦煌藏品處於亟需修復的狀態，“行動派”吳芳思負責為修繕工作尋找資金和幫助，“大約有5年時間，我們邀請了中國文物修復專家來幫忙。通過不斷努力，我們修復了包括《金剛經》在內的1.4萬件藏品。這是我最引以為傲的事情。”

談起工作，吳芳思是個“務實派”，她説，“我總是説自己算不上圖書館館長，我從未參加過任何圖書館方面的考試，因為我認為那些考試沒什麼意義。從管理中文藏書的角度出發，跟學習一些令人費解的、可能以後永遠都不會使用的編目系統相比，我認為，努力保持較高的中文水準要重要得多。”

不倦的“懷古者”

吳芳思與記者分享了她為大英圖書館“買書”的經歷。中國館的職責之一是購入關於中國的圖書，除純科學話題的圖書，還涉及了很多領域，比如人文學科。“1977年，中國出版物還不多，只能通過幾個書店購買關於中國的出版物。上世紀80年代，我們有更多的出版社可以選擇。”她説這也是她成為中國文化“粉絲”的過程。大英圖書館中文部不僅有珍貴館藏，還有一些較為罕見的古書。例如，一本介紹普陀山遊覽路線的古書，雖不算知名，也稱不上精緻，但在吳芳思眼中“獨具魅力”。

吳芳思從小就愛書，尤其愛真實的歷史故事，而不是小説。不過她對《紅樓夢》英國譯者大衛·霍克斯曾經説過的一句話記憶深刻：研究中國，難就難在要區分真實歷史與虛構故事，因為常常“歷史講成了故事，故事寫成了歷史”。

這些年，吳芳思走了中國不少城市，但是她最愛的還是記憶中的老北京城，懷念“騎自行車走在衚同裏”的感覺。“我在中國北方農村與當地人聊天，他們會説‘你的中文説的比我都好’。”出於對中文的熱愛，一頭銀發的吳芳思在和記者的交流中堅持用中文表達，當了解到記者很遺憾沒有買到她的英文書籍時，她拿出自己隨身攜帶的小本記下地址。分別後不久，記者便收到了她從倫敦家中寄來的《秦始皇傳》。手握著這本書，記者想起她曾説過的一句話：“語言是溝通的工具，越溝通越會發現，中英只是文化不同，理解與共情是人類的相處之道。”(文/李璟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