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樊錦詩向北大捐贈1000萬,用以支援北大敦煌學研究”的新聞標題,我心裏先是一陣溫暖和敬佩,進而也閃過一絲驚訝:這位質樸的“敦煌女兒”,何來如此鉅款?
哦,原來她捐出的,是2019和2020年獲得的兩筆獎金,還有自己多年的積蓄。這也不是她第一次捐贈了。工作時,她就每年捐1萬元給中國敦煌石窟保護研究基金會,堅持了近三十年。2014年退休時,又把45萬元公積金一次性捐出。
探尋答案的過程,也是好奇慢慢轉化為溫暖和敬佩、溫暖和敬佩越積越濃厚的過程。一個物質條件優渥的人,尚且不一定能做到如此長時間跨度、高額、徹底的捐贈,何況大半輩子都在清苦和寂寞中度過的樊錦詩?非心中無小我有大愛,不能如此。
“做人不能只為自己打算,這份獎金應該‘取之有道’,更要‘用之有道’,一定要使所得獎金用在有益於社會發展的事業上。”這是樊錦詩的肺腑之言,但于我們看來,卻也屬實是自謙之語。身居大漠半個多世紀,為敦煌石窟的保護、研究、弘揚和管理事業貢獻畢生心血、作出突出貢獻的她,擔得起那些榮譽、褒獎,也配得上各種獎勵、獎金。
已經高齡過80的她,本可以心安理得地接受這些名利,讓晚年生活更加安逸舒適,但她沒有,而是選擇全部捐出,讓獎金流向更需要的地方,去發揮更大的用處。這是一種超脫的價值觀,更是一種崇高的人生觀。
而如果稍微熟悉樊錦詩的事跡,了解她之前做過的那些讓人動容的點點滴滴,你又會對她“捐贈1000萬”的舉動並不意外,只會再次讚嘆一句:可以,這很“樊錦詩”。
那些事跡,包括她職業生涯中一些被反覆提及的“名場面”,比如頂著北大畢業生的光環,遠赴條件艱苦的敦煌莫高窟工作;耐得住工作環境惡劣、與丈夫分居19年,在敦煌一幹就是40多年;帶領團隊開啟構建“數字敦煌”,歷經30多年探索,讓敦煌文化與藝術走出洞窟、走向世界;擔任敦煌研究院院長期間,從職工住宿條件,到食堂飯菜口味,她都要操心……
也包括她對於母校的赤子之心,對於文物保護人才培養的重視。最著名的一個案例是,2020年,湖南留守女孩鐘芳蓉以高分報考北大考古專業,引發熱議。樊錦詩送給她口述自傳《我心歸處是敦煌:樊錦詩自述》,鼓勵她“不忘初心,堅守自己的理想”。
有趣的是,很多人是從這件事中,第一次知道樊錦詩,進而去了解她的故事的。這是一個外人走近樊錦詩的契機,也像一條紐帶,開啟了一個平凡而偉大的靈魂與廣闊社會更深層次的連結和共振。
一邊,是樊錦詩正影響到越來越多的人,不僅是北大學子,還有更多在人生道路面前迷茫徘徊的年輕人,聽從心中理想的召喚,獲得了奮勇前行的力量;不僅讓文保行業更接近一門“顯學”,讓文保從業者的生存現狀更被看到、更具自我認同感,也讓更多圈外人對於我國文保事業傾注更多關注,凝聚合力推動我國文保工作的發展進步。
另一邊,是社會對樊錦詩奉獻精神的肯定和褒揚。從《我心歸處是敦煌:樊錦詩自述》入選“五個一工程”獲獎名單,到今年3月8日滬劇電影《敦煌女兒》上映,講好樊錦詩的故事、弘揚“莫高窟人”精神,正如春風化雨,滋潤億萬國人的心田,鼓舞更多人在價值觀多元、個人選擇豐富的當下,撇開喧囂與浮華,去發掘屬於自己的那一份“寶藏”。
1963年,樊錦詩大學畢業,到莫高窟工作,到如今整整60年過去了。今天,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水準、人們的生活工作情狀,乃至文保事業的開展局面,與樊錦詩剛參加工作時,早已不可同日而語。
但無可置疑的是,身處新時代,我們仍然需要樊錦詩,而且需要千千萬萬個“樊錦詩”。有理想、有信念,耐得住寂寞、坐得了“冷板凳”,“一生做一事,一事終一生”式的孤勇,是完善個人人格應有的終身追求,也是一個國家和社會持續向上、永遠向前的必備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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