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朔門古港遺址：天下龍泉的起點

【考古中國】

作者：梁岩華（溫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考古領隊）

龍泉青瓷被譽為“天下龍泉”“青瓷之最”，從南宋開始一直到明代中期，始終是我國海外貿易的最大宗，是海上絲綢之路的使者和見證。榮獲“2022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的溫州朔門古港遺址，以其豐富的文化內涵、完整的航運體系及獨特的節點位置，有望為我們還原龍泉窯紮根處州、暢銷天下的諸多細節。

瓷器是中華民族的經典文化符號和對世界文明的巨大貢獻。我國陶瓷史上，最具世界影響力的是龍泉青瓷和景德鎮青花瓷。龍泉窯是中國古代青瓷工藝發展的集大成者，其生産規模宏大，深受海內外各國人民喜愛。從南宋開始一直到明代中期，龍泉青瓷在我國海外貿易中始終佔據著主導地位，對世界文明産生過廣泛而深遠的影響，成為海上絲綢之路商貿往來和文化交流的見證。2018年，中國陶瓷界泰斗耿寶昌先生為“天下龍泉——龍泉青瓷與全球化特展”題詞：“天下龍泉”“青瓷之最”，這是對龍泉青瓷最精準的定位，也是最高的讚譽。

1.龍泉窯為何紮根深山？

近百年來，隨著國內外學者對龍泉窯的考古研究不斷深入和拓展，龍泉青瓷的面貌日漸清晰起來，但尚待解決的問題仍然不少。譬如，龍泉窯為何選址于浙西南的僻遠深山？它又是通過什麼途徑運出大山，駛向藍海的？地處龍泉溪下游、甌江河口的溫州朔門古港遺址的發現，為解答此疑問提供了一個新的契機。

2022年，浙江省、溫州市文物部門聯合組隊，在配合望江路下穿工程建設的考古前置工作中發現了朔門古港遺址。朔門古港南靠溫州古城北城墻、北鄰甌江南岸，東靠海壇山，隔江與著名的江心嶼雙塔遙相呼應。

遺址包括古城的水、陸城門相關建築遺跡、8座碼頭、磚鋪道路、官用棧道、幹欄式建築、水井等重要遺跡，還出土了兩艘沉船，以及數以十噸計的宋元瓷片堆積、漆木器、琉璃器、貝殼、植物標本等豐富遺物，年代自北宋延續至民國時期，尤以宋元為主。遺址出土的瓷片，九成以上為龍泉青瓷，涵蓋了龍泉南區、東區及下游永嘉境內諸窯場産品。系列遺跡遺物生動勾勒出溫州古港的宏闊場景，重現了宋元時期溫州港“海舶雲集”“帆若垂天之雲”的繁華景象。置身古港之中，仿佛可以看見一葉葉運送青瓷的舟筏穿梭如織，海量青瓷産品由此駛向藍海，梯航萬國，呈現出“天下龍泉”的曠世盛景。

龍泉窯的技術源頭，主要出自越窯。北宋中期，浙東以上林湖為中心的越窯逐漸走向衰落。北宋晚期，浙西南以金村、大窯為核心的龍泉窯開始興起。而地處二者中間地帶的北宋中晚期黃岩沙埠窯，在燒造技藝上，以越窯為基礎，吸納北方定窯、耀州窯的長處，裝飾紋樣豐富，刻劃技藝精湛，産品面貌向龍泉窯過渡。該窯北宋中期晚段生産的雙面刻劃花青瓷成為稍後一段時期龍泉窯的主流産品。

那麼，這顆博采南北技藝之長、已經呈現創新發展態勢的窯業新星，為什麼僅在沙埠作短暫停留，最終選擇了偏遠山區的處州龍泉紮根呢？除了龍泉腹地更為廣闊，林木、水力資源更加豐富，更能滿足龍泉窯海內外擴張的雄心以外，甌江便利的航運條件、溫州港的獨特優勢應是關鍵。

北宋中期開始，越窯在與國內眾多名窯的激烈競爭中逐漸失去優勢，貢禦身份的喪失，核心産區資源漸趨枯竭，窯業生存壓力增大，部分不甘窘迫的窯工率先出走他鄉，向生産成本較低、民間貿易素來活躍的浙南轉移生産，拓展東南沿海及海外市場，以期挽回國內市場失去的份額。他們積極吸納處於鼎盛期的北方定窯、耀州窯所長，推動窯業技術革新，以名品闖市場，逐漸形成一個龐大的窯業體系，甚至影響了世界各國的社會、經濟生活。在這一過程中，溫州港的江海聯運通道及民間海上貿易力量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成為龍泉窯“撬動”世界市場的支點。

2.龍泉青瓷如何運出深山？

甌江為東南沿海地區第四大河流，其徑流量是甬江和晉江的數倍，具備水力和航運資源的明顯優勢。甌江上下游航路的開拓，當始於溫州發達的造船業。溫州古稱“東甌”，是古代百越的一支，以善於用舟、習于航海著稱，至遲在商周時期已實現與中原的海路交往。三國東吳時期設置的橫嶼船屯，是當時江南三大造船基地之一。唐代溫州是全國主要造船基地之一。貞觀二十一年（647年），杭、越、臺、婺、括州等江南十二州，造大船數百艘以徵高麗，括州的造船基地即設在永嘉縣城北沿江一帶。

北宋元祐五年（1090年），全國官營造船場年造船額2900多艘，詔“溫州、明州歲造船以600隻為額”。擁有豐富林木資源的浙西南山區，一直是溫州船用木料的主要來源地。造船用的大木料，多出自龍泉，故溫州民間有“龍泉料”之説。南宋溫州知州樓鑰在《乞罷溫州船場》中雲：“良材興販，自處過溫，以入于海者眾。”甌江水道自古以來一直是木材運輸的通道，時至今天，浙南最大的溫州木材市場仍位於古城西側甌江邊上。

北宋晚期，為擴大龍泉瓷的外運，甌江上游河灘還進行了大規模整治。北宋元祐七年（1092年），處州官民合力修治甌江上游險灘，此後，險灘成安流，“可筏可舟”。龍泉青瓷乘筏或舟順流而下，可直抵溫州港。試想，瓷器如能搭乘木材商販的木筏（木材水路運輸通常都扎成木筏）順江而下，是不是可以大幅節省運輸成本呢？這也許正是龍泉窯能安處僻遠深山的重要原因吧。也因此，甌江成了當時最繁忙的貿易航道之一，呈現出“甌江兩岸，瓷窯林立，煙火相望，江上運瓷船舶來往如織”的空前盛況。

3.龍泉青瓷何以走向世界？

溫州港選址于甌江下游江海交匯的優良港灣，既得交通之便利又可避海潮、颱風之侵擾，依託甌江流域豐富的林木、水力、瓷土資源，形成了支撐港口貿易的經濟生態系統，由此而成為我國海上絲綢之路興盛時期的著名港口。

溫州自古以來就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節點。2018年，永嘉甌北丁山東晉鹹康二年（336年）墓出土了一隻磨花玻璃碗，它原産于古代波斯薩珊王朝，是溫州較早參與海上絲綢之路貿易的重要物證。唐武宗會昌二年（842年），中國商人李處人在日本建造了一艘海船，由日本值嘉島啟航，直達溫州，成為史料記載的首次兩地直航。唐代晚期，溫州成為日本商船停泊的十余個港口之一。五代時，吳越國在溫州設博易務；南宋至元，溫州分別設有市舶務和市舶司，管理對外貿易。

北宋晚期至元代，龍泉窯技術不斷創新；溫州港作為海內外航路的起點和樞紐，為其産品享譽全球發揮了關鍵作用，港口由此邁入鼎盛時期。北宋名臣趙抃晚年站在朔門城樓上寫下“城腳千傢具舟楫，江心雙塔壓濤波”詩句，形象地描繪出朔門古港的繁華景象。

龍泉青瓷走向世界，更要仰賴溫州港串聯南北的節點地位和異常活躍的民間海上貿易力量。溫州港地處我國東南沿海黃金海岸線的中部，剛好處於寧波、泉州中間位置，海路往北至寧波約300公里，往南至泉州400多公里，貿易往來十分密切。當政府加強市舶監管和海上禁防，溫州失去發舶港地位時，貨物依然能通過寧波港暢達日本、南韓，通過泉州港銷往東南亞、南亞、中東、東非直至歐洲地區。加之浙南、福建沿海地區，政府對民間貿易活動的監管相對鬆弛，民間海上貿易歷來十分活躍，商賈冒禁事件也時有發生。

經濟結構上，溫州地形“七山二水一分田”，導致“海育多於地産”，糧食不能完全自給，需以漁鹽及手工業製品換購糧食，故海上貿易於古代溫州社會實不可或缺。宋元時期溫州不乏海商巨賈。宋代的洪邁在其《夷堅志》中就記載了南宋初年的“溫州巨商張願，世為海賈，往來數十年”。可以説，古代溫州活躍的民間海上貿易力量，是龍泉青瓷走向藍海、梯航萬國的生力軍。

回溯過往，當不甘窘迫的越窯匠人出走故鄉，將目光瞄向南方溫、臺之地時，就註定龍泉青瓷與海上絲綢之路將結下不解之緣。而最終，溫州港連同甌江流域腹地成為其紮根的不二之選。二者的結盟，促成了甌江流域産業生態系統優質資源要素的系統整合，不僅實現了復興青瓷祖業的夙願，而且成就了海上絲綢之路上的一顆璀璨明珠和中華民族與世界交往、交融的一位文化使者！

《光明日報》（ 2023年04月16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