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的情思 世人的心跡——不同境遇中的三位詩人

1934年，文史學家劉大傑在上海的書店偶遇魯迅，向其討教文學史的寫法。當談及陶淵明、李白和杜甫時，魯迅感言：“陶潛站得稍稍遠一點，李白站得稍稍高一點……杜甫似乎不是古人，就好像今天還活在我們堆裏似的。”這番話頗有道理，説出了三位詩人的人生態度、創作特色及其在中國歷史文化傳統中的獨特地位。

陶淵明：自由的離群鳥

陶淵明注重與時代保持距離。東晉政治不清明，社會風氣惡劣，人們“這邊一面清談，那邊一面招權納貨”。陶淵明斥之為“真風告逝，大偽斯興，閭閻懈廉退之節，市朝驅易進之心”。

陶淵明不喜歡這些人和這樣的社會，早年以琴書自娛，“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倒也自由自在。29歲後，他迫於生計，出仕為官。進入封建官場，成為“籠中鳥”，難有作為，他只能高唱“惜哉劍術疏，奇功遂不成”，責問自己“久遊戀所生，如何淹在茲”，甚至“望雲慚歸鳥，臨水愧遊魚”。

41歲時，陶淵明掙脫束縛，歸隱田園，感受“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他接連創作四首《歸鳥》詩，甘處草野，躬耕自食，淺吟“眾鳥欣有托，吾亦愛吾廬”，低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感言“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此時的陶淵明不用再作“羈鳥”，也不用慚愧於歸鳥和遊魚。

他把鳥兒寫進詩篇，自己也活成了自由自在的鳥。孤棲窮巷，偶爾也會感到孤獨。如果有酒，他會安靜地獨酌，而不像杜甫那樣招呼鄰居共飲，更不像李白忙著與月亮以及自己的影子共舞。

微醺之後，有時會想起孤松上的失群鳥，憐憫它“徘徊無定止，夜夜聲轉悲”，慶祝它“因值孤生松，斂翮遙來歸”，稱讚它“托身已得所，千載不相違”。

這種做法得到後人響應。被貶黃州後，蘇軾就以孤鴻自況，直言“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這真是心心相印。

陶淵明之所以選擇離群獨居，是因為不想違心地説話與做事。不違心，原本平和安寧的心態就不會失衡。心態平和，即便遭遇火災、房屋盡毀，也能從容淡定，任由“形跡憑化往”而“靈府長獨閒”。

隱居之初，他生活在柴桑附近，“結廬在人境”，卻“心遠地自偏”。李白理解這種心境，吟唱“道在喧莫染”“道存跡自高，何憚去人近”，也算是他的知音。

陶淵明總是該幹活時幹活，有酒喝時喝酒，酒食空乏則四處討要，活得從容坦蕩。這在那個時代非常“不容易學”。

他的“不容易學”，還表現在詩文創作上。常人大多喜好駢詞儷句，樂於談論玄理，他卻只用平易的語言直抒胸臆。

陶淵明的作品看似平淡無奇，細細品味卻山高水深。比如，他用鳥類意象展現自由意志，表徵理想生活，彰顯恬淡自然的詩歌風格。這種風格不易把握。朱光潛早年只注意到陶淵明的平淡，讚頌他渾身是“靜穆”。後來，朱光潛又稱，陶淵明“打破了現在的界限，也打破了切身利害相關的小天地界限，他的世界中人與物以及人與我的分別都已化除，只是一團和氣，普運周流”。這種看法更趨合理。

陶淵明的作品多數平和恬淡，但也能看出他的“猛志”；少數作品看起來金剛怒目，細讀仍是平和恬淡。平和恬淡與金剛怒目被他做了奇妙無間的綰合。

以前面提到的“形跡憑化往，靈府長獨閒”為例，上句有金剛怒目的決絕，又有平和恬淡的神韻；下句看似恬淡，實則難掩“猛志”。這是獨特的藝術風格，元好問稱之為“豪華落盡見真淳”，畫龍而未點睛。

作為隱士，陶淵明超凡脫俗，已經不容易學；作為詩人，陶淵明大巧若拙，更難企及，甚至難以體察。這樣的詩學高標與人生典範，確實離我們有點兒遠。

李白：縱橫上下的大鵬

陶淵明為了自由自在，願意做任何一種飛鳥；李白是盛唐詩人，身處豐衣足食、激情澎湃的盛世，只願成為鳳鳥、大鵬。

年少時，李白曾作《大鵬遇希有鳥賦》。臨終前，他哀嘆“大鵬飛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濟”。終其一生，李白都以大鵬自比，幻想“大鵬一日同風起，摶搖直上九萬里。假令風歇時下來，猶能簸卻滄溟水”。

鵬是道家的創造，鳳是儒家的圖騰，李白兼收並蓄、氣象獨特。

24歲那年，李白出川求仕，自認“懷經濟之才，抗巢由之節”，夢想“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憧憬“事君之道成，榮親之義畢，然後與陶朱、留侯，浮五湖，戲滄洲”，還相信自己能夠像魯仲連那樣功成身退。

這樣的自信與豪氣，給了李白無窮的力量。他傲視一切、不屈膝事人，在求見地方官時只行長揖之禮，“高冠佩雄劍，長揖韓荊州”“出山揖牧伯，長嘯輕衣簪”。得到朝廷徵詔後更加狂傲，“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直呼“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任職翰林供奉後，儼然成為酒仙，“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

後來，李白被賜金放還，仍舊豪氣不減。天寶六載，李邕、裴敦復慘遭杖斃。別人噤若寒蟬，他卻挺出抗議。晚年，因誤投叛軍而被捕，向人求救時仍然“不屈古松姿”，高呼“毛遂不墮井，曾參寧殺人”。

這只高傲的大鵬不願意受束縛。他的作品也如同大鵬，縱橫上下，視通萬里，想落天外。如描寫廬山瀑布的“疑是銀河落九天”，仿佛把橫亙于天的銀河豎立到香爐峰邊；如“隱若白虹起”，化用沈約的“奔飛似白虹”，又能點鐵成金，把瀑布想像成從山下升起的“白虹”。這完全是逆向思維，最能製造想落天外的藝術效果。

類似的例子，還有“狂風吹我心，西挂咸陽樹”以及“我寄愁心與明月，隨風直到夜郎西”。狂風居然可以把愁心吹到咸陽的樹上或夜郎國西邊，這種詩思足以溫暖好友韋八和王昌齡；那顆愁心被李白自己用風一吹，便幻化成月亮，靈動而飄逸，亦能打動其他讀者。

想落天外的詩句多，詩篇也不少。李白的《古風五十九首》其十一與唐詩《登鸛雀樓》相比，就有不同的觀察與想像。

《登鸛雀樓》由下而上，先寫“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説明平地上已經沒有可觀的風景；要想追逐落日與黃河，就只能登樓遠眺。再寫“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順勢道來，由下而上，以虛寫實，創造出多重意趣。

李白與之不同，他採用“先由上到下，再由下而上”的寫法。開篇“黃河走東溟，白日落西海”完全是俯瞰視角。奔流的黃河與西落的白日盡收眼底，卻引發愁思。詩人感嘆“逝川與流光，飄忽不相待。春容舍我去，秋發已衰改。人生非寒松，年貌豈常在”，宛如跌落人間的大鵬。

這種感嘆並不奇特。在抄寫于唐中宗景龍年間的出土文獻中，已有類似之作：“日落西山下，黃河東海流。”不過，李白沒有落入俗套，也沒有在人間做過多的停留，緊接著寫出“吾當乘雲螭，吸景駐光彩”，又回到了天上。隨著視角的調整，整首詩一波三折，意態靈動。

學者評析，李白不屑于細微的雕琢與對偶的安排，“他用著大刀闊斧粗枝大葉的手法與線條，去涂寫他心目中的印象和情感”。他的創作如同大鵬展翅，體現盛唐氣象。即使是關懷現實之作，如“俯視洛陽川，茫茫走胡兵”，也多采用俯瞰視角與寫意手法，不做細膩描摹與直接控訴。

他“塊視三山，杯觀五湖”，關注整體中的部分而不只是局部，思考歷史長河中的段落而不只是當下。他就像大鵬那樣上下縱橫，做人與寫詩都不拘常格，時而把天地攏入筆下，時而把愁心擲向雲端。

杜甫：多情的鄰家翁

杜甫比李白小10余歲。在由盛轉衰的時代沉浮，他充分體驗到時代的衰變與人生的艱難。

杜甫不熱衷李白式的訪道求仙，也沒有成為陶淵明式的隱士。家世崇儒的他畢生欽敬稷與契，立志“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居處廟堂時敢於犯顏直諫，流落江湖後以現實主義詩歌來報國濟民。

30歲以前，杜甫生活富足，裘馬清狂，漫遊吳越齊趙。35歲至45歲間，家道與世道急遽衰落，他“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羹與冷炙，到處潛非辛”。安史之亂爆發後，攜妻將雛，四處漂泊，後病逝于小舟。由富轉貧，杜甫沒有自怨自艾；半生漂泊，仍然初心不改，“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

杜甫用詩歌記錄歷史，“上憫國難，下痛民窮，隨意立題，盡脫前人窠臼”。為了寫好詩，他勤學苦練，自言“語不驚人死不休”，經常“新詩改罷自長吟”“頗學陰何苦用心”，還總結出經驗，稱“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別裁偽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

萬般的努力，造就詩史“集大成”者。學界公認，杜甫全面繼承了前代詩歌的題材走向，從朝政國事到百姓生計，從山川雲物到草木蟲魚，幾乎涵蓋了包括社會與自然的整個外部世界，並與自身的內心情思結合無間。他能寫王維、孟浩然擅長的山水田園詩，能寫高適、岑參擅長的邊塞詩，也能寫李白擅長的浪漫飄逸之作。無論哪類作品，都有極強的現實關懷。

為了關注國家前途和人民悲苦，杜甫自覺發揚國風與樂府精神，創作出《兵車行》《麗人行》《羌村》和“三吏”“三別”等名篇，號為“詩史”。

臨終前一年，他看到湖南農民大量逃亡而“農器尚牢固”，哀嘆“誰能叩君門，下令減徵賦”。他同情水深火熱中的百姓，把他們比作羅網中的鳥，表示“願分竹實及螻蟻，盡使鴟鸮相怒號”。

與陶淵明、李白相比，杜甫詩中的鳥類意象更具現實關懷。他以鳥喻人，不是高高在上的憐憫，而是設身處地的關愛。杜甫多情，被梁啟超稱作“情聖”。這位情聖愛妻兒、愛鄰人、愛百姓，甚至愛一切生靈。

杜甫寫了大量的贈內詩。流傳於世的有20余首，寫出了妻子“賢惠而生動的形象”。反觀李白，存世的贈內詩數量不及杜甫，而且多“熱衷於浪漫地遐想妻子是如何思念愛慕他的”。

杜甫愛家，常常推己及人。幼子挨餓夭折，他“撫跡猶酸辛”，想到“失業徒”和“遠戍卒”；家中茅屋被風吹走頂蓋，夜半濕冷難眠，他想的是“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

仁者愛人。杜甫愛人的直接表現是愛鄰居。他自稱“布衣”或“野老”，總能與各地的鄰居打成一片。自家來了客人，菜少酒薄，卻要詢問客人是否“肯與鄰翁相對飲”。鄉親來邀請或有饋贈，他也從不拒絕。

在鄜州探親時，他與前來慰問的鄰居吃淡飯、飲薄酒，其樂融融。當此之際，他仿佛不是名門之後，也不曾有錦衣玉食的體驗。

但是，當他準備為百姓鼓與呼時，又總是能夠喚起曾經的記憶，並利用它們大做文章。所謂“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所謂“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供城闕”，突出封建時代不同階層的生活差異，形成藝術張力，提升批判效果。

陶淵明、李白也愛鄰居，但範圍與程度不及杜甫。陶淵明只愛“素心人”，僅與他們“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他沒有杜甫“大庇天下寒士”的抱負，只是力圖在“淳風日盡”的世道守護人的真性。李白略好，有平民朋友，卻不太關心個體冷暖。

比如，杜甫哀憐百姓，反對戰爭，祈求“盡凈甲兵長不用”，希望“牛盡耕，蠶亦成，不勞烈士淚滂沱，男谷女絲行復歌”；李白也同情陣亡將士，但主張以個體犧牲“為君掃兇頑”，換取家國安寧，還規勸“少婦莫長嗟”。

在對待普通人和弱小生靈方面，杜甫更加多情。坐騎老了，他寫詩相吊，稱“塵中老盡力，歲晚病傷心”；修建打稻場，他“築場憐穴蟻”；為了把飯食“分減及溪魚”，他寧肯少吃；到梓州避亂後，難以忘懷成都的草堂，“尚念四小松，蔓草易拘纏”。

這些情思平凡瑣屑，向來難登大雅之堂，杜甫卻把它們寫進詩歌。閱讀這樣的詩句，普通讀者會感到無比親切。它們記錄的是杜甫的情思，也是我們的心跡。魯迅稱“杜甫似乎不是古人”，真的沒錯！

詩歌是人類最珍貴的文化和語言表達形式之一。1999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確定每年的3月21日為世界詩歌日，以支援詩人通過詩歌表達語言的多樣性，鼓勵詩歌閱讀、寫作和教學，培育詩歌與戲劇、舞蹈、音樂、繪畫等藝術之間的對話。

詩歌貫穿人類整個歷史。不論是何種文化、不論在哪一片大陸，詩歌都在傳誦共同的人性和共有的價值觀念。透過魯迅的一番感言，我們得以親近杜甫，也景仰李白和陶淵明。

三位詩人在不同境遇中開拓出各不相同的詩學與人生境界，堪為後世典範。認識他們的差異，不是為了品評優劣，而是為了汲取智慧，為自己的人生增添詩意。

（作者為華東師範大學教育學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