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流浪地球2》如何生長出想像力
硬科幻能給孩子帶來什麼
一部硬科幻作品會給青少年帶來什麼?
截至2月9日0點,《流浪地球2》這部國産科幻片上映19天后,國內累計票房34.71億元。
四川高中生張佳怡從電影院出來,覺得這部片子最吸引她的是震撼的視聽體驗,以及對未來世界的構想,“好像我們能看到自己的未來”。
用這部科幻電影世界觀執筆、科學製片駱翼雲的話説,團隊創造了一個橫跨半個世紀的“近未來編年史”,以原著小説和《流浪地球》第一部電影的世界觀為“終點”。沿著電影鋪設的科幻路線仔細遊覽,一個科技進展和想像力相互攀緣著向上生長的思維樣本,緩緩展現在人們眼前。
把孩子引到“科學大廈”的門口
最近,該影片製片人、編劇龔格爾隨同主創團隊在全國各地路演,穿著印有“流浪地球”字樣的衣服每天穿梭于不同的城市。從廣州到西安的飛機上,龔格爾身邊坐著一個13歲的少年,禮貌地詢問龔格爾的工種後,男孩就影片中的科學設定向他提出兩個不同意見。
“我聽到之後心中充滿惶恐和感動。”龔格爾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青少年是該片重要的目標受眾,影片資訊密度如此之大,很大程度上正是考慮到,現在的年輕人是“兩倍速看視頻同時還能發彈幕”的一代人,不過青少年所表現出的理解能力和表達能力,還是超出了他們的想像,讓主創們感到“瞠目結舌”。
駱翼雲在一次點映場看電影時,旁邊坐著一個看上去二年級左右的小學生,“全程炯炯有神地盯著螢幕”。
看到一處炸月球倒計時的相關情節時,小男孩的媽媽低聲向問孩子:“為什麼200多個小時是4天?”男孩淡定回答:他們改了設定,地球停轉之後一天有60個小時。
按照想像的架構,晝夜節律變化是地球停轉的重要結果之一,同時也意味著與時間計算相關的幾乎所有科學設定都需要進行重新推演。這個過程複雜到讓駱翼雲一度想打退堂鼓,她沒想到,經過科學顧問大量計算得出的瑣碎細節,一名小學生竟然能夠精準捕捉到其中的關竅。
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副研究員韓桂來是影片的科學顧問之一,同時也是一個北京三年級小學生的爸爸,他和孩子一起看完電影后,驚訝地發現影片裏提到的太空電梯、火箭、發動機、機器人、核聚變、量子電腦等概念孩子都能理解。
談到當下青少年的科學素養,駱翼雲感嘆,90後的自己上初中時,熟悉的物理實驗還是重力加速度打孔計時器,而現在,量子力學領域著名的雙縫干涉實驗已經走進了中學實驗室。她説:“‘遇事不決,量子力學’可能對我們來説是一種調侃,但是對於下一代的孩子來説,他們真的能理解這個東西。”
面對這樣一群孩子,龔格爾認為,好的科幻作品,應該要把他們招攬到科學這座“摩天大廈”的“門口”。
想像力的挖掘又“爽”又“絕望”
這部硬科幻電影有一個科學顧問團隊,由來自物理、天文、人工智慧、地球科學等不同領域的專家組成,他們負責保障科幻電影的藝術性不過分脫離現實基礎。
許多人試圖用科幻進行科普,熱衷分析其中的科學設定是否能實現。《流浪地球2》的科學顧問牽頭人、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員魏紅祥鼓勵多元化的思考,但從一個科學家的角度,他深知科幻的“幻”字就是“不合理”的代名詞。因此,他認為激發想像力,或許更應該成為科幻的追求。
作為一名90後,中國電腦學會科學普及工作委員會主任助理崔原豪是本片的科學顧問之一。推演“數字生命”條線的進展,讓他感覺很“爽”。
“科研邁一小步,科幻邁一大步。”崔原豪説,在現實世界裏,科學家需要謹小慎微地遵循“提問-假設-實驗-驗證-論文”等一系列步驟,才可能取得一點點進展,而做科幻推演,他可以任由想像力一往無前。如果説科研是“創造知識”,科幻更接近於“造夢”。
影片預告片中出現的印地語“數字生命研究所”字樣,由北京外國語大學印地語專業大四學生李晨曦翻譯而來。她相信未來這種技術路線很有可能會顛覆人類的生存方式。
事實上,電影的“近未來”時間設定主要是出於劇情的需要,但推演出“數字永生”的結局,卻是基於現有科學基礎。
駱翼雲説,人工智慧條線的世界觀設計始於1950年圖靈第一次發表關於圖靈測試的論文,到近年來元宇宙概念的走紅,再結合21世紀腦機介面研究的突破性進展和大腦掃描的可能,推演出未來可以通過腦機介面將大腦掃描的數據轉移到“數字空間”裏,最後生成影片中“數字生命”的形態。
“數字生命”這條生存出路,只是該片超十萬字世界觀推演的冰山一角。面對“氦閃”這個災難設定,整個推演過程對世界觀團隊來説是“絕望”的——宇宙大尺度的變化對於個體産生影響,人類真的可以應對嗎?
回到現實,崔原豪坦言,當下對於數字生命研究的科技水準,和數字永生的距離,大致相當於寒武紀生命大爆發與現代社會的距離。
當下科學界對於數字生命的研究僅限于諸如遺傳、變異等極其基礎的“行為”,人類尚不清楚意識到底是如何形成的,更遑論意識上傳,但從小愛看科幻的崔原豪依舊相信,想像力是推動人類發展的根基之一。
魏紅祥認為,科幻的魅力並不在於是否一定能實現,而在於:給你展現一個比你所能想到的還宏大的東西,激勵你拿起接力棒往前走。
科幻和青少年教育不謀而合
完成科學製片的工作後,駱翼雲深深感覺到,團隊與科學顧問們搭建科幻世界觀的過程,實際上是一個深刻挖掘自身想像力、不斷學習成長的過程。
而這個思維過程,和“科幻教育”的內涵不謀而合。
科幻作家、南方科技大學教授兼科學與人類想像力研究中心主任吳岩是科幻教育領域的探索者之一,他注意到一個有趣的事實:在最近10年,科幻教學逐漸成為一個獨特的話題,出現在少數教育工作者的話語之中。
在吳岩看來,中國當下已經邁入“想像力教育”階段,“我們現在已經在不少方面走在前列了,前面沒有路了,怎麼辦?要靠想像力”。科幻教育是通過對科幻涉及的想像力、虛構等內容進行提取並進行教學的一種新的教育形式。
他認為,科幻教學本質上是未來教育的一部分,這種教育是期望將固有的知識從學科封閉中釋放出來,對學科進行廣義融合,將單方向的傳授轉向雙向震蕩拓展,將過去教師不太關心、不想關心或者無法關心的想像力、直覺、美感等內容置於合理的地位,而這些是更好地提升自主創新能力必不可少的部分。
吳岩的學生陳發祥博士,分享了一個在廣東省廣州市第五中學開展的科幻教學的場景:學者和跟學生討論《三體》,學生很快圍繞“黑暗森林”假説和眾多小説中的問題踴躍發言,為自己的觀點辯護,跟同伴爭論,爭論很快超越小説,進入到生物倫理、物種倫理等方面。
這個思辨的過程,其實和駱翼雲搭建科幻電影世界觀的過程異曲同工。陳發祥認為,諸如此類的思維過程,對提升想像力有幫助。
北京市三十五中科技老師杜春燕在教學實踐中觀察到,科幻教育在引起同學們對前沿科技關注的同時,還有很強的人文價值,能夠激發孩子對科技、生存、情感等問題的思考,培養思辨思維,也能幫學生樹立解決現實問題、創造美好生活的責任感。她説,剛剛過去的這個寒假,學校給同學們留的一項寒假作業就是科幻寫作。
如果讓孩子們續寫《流浪地球3》,會得到怎樣的答案?
杜春燕的學生孫厚澤希望,影片中能出現直接布在視網膜上的腦機介面,這時可以把人腦看成一個電腦,可以直接保存、讀取腦內資訊,直接與電腦進行數據交換,同時可以通過意念控制外骨骼、無人機等設備的操作。
高中生張佳怡説,Moss代表了高度智慧,如果它在下一部科幻電影中盡一切力量去毀滅人類,利用人類對科技的高度依賴作為它最有利的武器,來抨擊“有人類的人類文明”。那麼此時人類在努力反擊的同時,也能深刻意識到人類最終不能高度依賴科技,應適當開發科技。
大學生李晨曦則提出,想讓地球在“流浪”的路上,碰到正在趕往地球的三體人,然後出現一些關於兩個不同文明的碰撞。
《流浪地球2》的科學顧問、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研究員王元卓對於青少年的想像力並不感到意外。他從該系列電影的第一部起就一直堅持手繪科普,在不斷和小朋友的互動中,得出了由科幻到教育的“四步走”理論:
首先,科幻讓科學被更多人看見;之後,對於科幻的討論激發更多人進行思考和想像;然後,抓住被激起的科學興趣火花,迅速開展初步科學普及;最後,引導青少年進行成體系的、正確的科學探索。
這部電影的另一位科學顧問、中國科學院國家天文臺研究員茍利軍記得,電影《星際迷航》裏的角色在太空穿梭時沒戴氧氣罩,但這並不妨礙它成為啟迪一代人想像力、甚至投身科學的經典科幻作品。
他認為,從科幻到教育,再到科技創新的過程,應該像從種下一粒“種子”到“開花”“結果”的過程。
中青報·中青網 記者 張茜 來源:中國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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