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先生們”的中文課——國際中文教育史上的文化名家

“老舍先生們”的中文課——國際中文教育史上的文化名家

作者：包學菊（中國傳媒大學人文學院教師）

一提到老舍先生，人們往往首先想到的是他的京味小説、幽默格調，似乎很難馬上將“國際”二字與他聯繫起來。實際上，老舍青年時代曾受聘于英國倫敦大學，在執教的五年中不僅教中文、編教材，甚至“跨界”到當時新興的音像和廣播技術中，錄“聲片”、做講座。而現代以來，像他這樣走出國門，走上講臺，執教于域外學府的文化名家還不在少數。

1924年秋開始，老舍在東方學院先後擔任“中文講師”“標準中國官話和中國古典文學講師”，給中國語文係的學生教授漢語口語、翻譯、古文和歷史文選等，還和同事合教過道教佛教文選、寫作課。據學者統計，當時系裏的學生數量平均每年為五六十人，若以五年計算，確有不少的受眾是從老捨得語言、文學課程中了解中國和中國文化的。他的學生有統一編班的軍官、銀行練習生，也有基礎各異、單班上課的老者、少年。而面對各種學習需求，比如“有的學言語，有的唸書，有的要在倫敦大學得學位而來預備論文，有的念元曲，有的念《漢書》，有的要往中國去”，老舍作為系裏唯一的中國教師，“是盡了自己的最大的努力的，開設了學生們所想學的所有課程”。他的責任感和專業態度贏得了院方的肯定，在續約時，得到的評價是“舒先生在這裡工作得非常令人滿意”。

老捨得中文教學情況除了寫進散文《東方學院》，更多的成果已經凝結在他與英方教師合編的教材《言語聲片》裏。這套書是作為靈格風東方語言叢書之一齣版的，涵蓋三十課內容，分英文、中文兩卷，可對照使用，另配十六張唱片，錄製了漢語語音基礎示範和每課對應內容。老舍除了負責編寫近半數專題的對話和課文，還以清亮的京音灌錄了全部唱片，而且全書展示的漢字也是依照他的毛筆手書製版印行。

也正因為“典型的老舍式的語言”，《言語聲片》滲透著濃郁的生活氣息、人文情懷和文人意趣。老舍編寫的部分有火車站、郵政局、洋服莊等場景，也有打電話、遇友、賀友人結婚等話題，一詞一句間營造出真實的語言運用情境，現實感、代入感極強，又顯示了中國特有的世態風貌。例如“我在正陽門大街買東西呢”，“請問到北京去的掛號信要多少錢？”再如《看小説》一課中，課文角色“甲”有如是表達：“説真的，近來出版的小説實在比從前好得多。因為新小説是用全力描寫一段事，有情有景，又有主義。舊小説是又長又沉悶，一點活氣沒有。況且現在用白話寫，寫得生動有趣，你説是不是？”讀來宛如一位文學青年的經驗之談，或老捨得“夫子自道”。課文帶著學習者貼近現代中國的脈搏，的確能像課本推介所言：“引導學生學習現代中國人的思考方式和語言表達方式。”而通過十幾篇中文對話就能將語言學習由思維層面引向文化的核心，似乎也正預示了一位“語言大師”未來的實力。

作為國際中文教育史上首部系統的有聲教材，《言語聲片》出版後，因其內容實用，體例科學，而被沿用了三十年。可以想像，老舍年輕時的聲音曾無數次在留聲機中響起，幫助英國及其他地區的中文學習者，也不斷將他們對漢語、對中國的認知整合進C.C.Shu（舒慶春英文署名）的聲音、字跡乃至視角中。

幾乎是與編錄教材同時，老舍還“觸電”了新興的廣播技術，當過一次電臺嘉賓。1926年，他受英國廣播公司（BBC）遠東部之邀，做了簡短的中文知識廣播講座，內容涉及漢語聲調、中文書寫和文學引語。雖因資料有限，老舍9月29日這次講座的情況只能從相關信件中略窺一二，但他不僅使英國普通民眾有機會接觸到中國語言文學的基本知識，也很可能是首次推動北京官話走向了高效、廣泛的大眾傳播平臺。

在英執教兩年後，東方學院這所著名的亞非研究中心也向老舍敞開了學術平臺，邀請他在當年的系列講座中負責講一次“唐代愛情小説”。1926年11月17日，老舍如期在學院發表了公開演講，介紹了小説在中國文學中的地位和發展概況，著重從倫理、宗教、遊俠和民間故事幾個角度分析了唐代的愛情小説，還講到了唐代愛情小説的語言特點以及對元、明戲劇形成的影響。雖然是學術演講，受眾群體有限，但老舍還是以小説為載體，力求溝通中西思維方式、愛情觀和價值觀，生動呈現了若干探究中國和中國人的角度。後來，他又把所寫英文講稿帶回國，將修訂版用在1932年于華北協和語言學校的一次演講中。而這所學校正是其時享譽世界的漢語教育和中國學研究機構，也是哈佛燕京學社的源頭。在老舍進行現場講演時，在校生就有後來成為著名漢學家的費正清，該校著名校友還有約瑟夫·史迪威將軍、恒安石大使等。

1929年夏季，從倫敦大學離任後，老舍又在新加坡的華僑中學做過一學期的國文教員，“教的學生差不多都是十五六歲的小人兒們”。在《我怎樣寫〈小坡的生日〉》中，他還拿這些華裔少年和倫敦大學的學生做了一番比較，而且“開始覺到新的思想是在東方，不是在西方”。從青年到而立，從漢語作為外語的教學到華文傳承的教育，老舍在海外中文教育的道路上一直未曾離開。

像老舍先生這樣的文化名家常是以多元身份活躍在教育、藝術等不同領域，跨文化交流也讓他們的筆墨與才華更多展現在世界面前。與老舍先生一樣，將中國語言和文學傳授給異國學子的還有著名翻譯家、散文家曹靖華先生。

三十歲時，曹靖華回到了他曾求學的蘇聯，從1928年起，受聘于列寧格勒大學，開始了五年的執教生涯。他所在的東方語言係開設有中國哲學、中國近現代史、中國造型藝術等課程，系裏的領導者阿列克謝耶夫被視為蘇聯漢學創始人和領袖之一，其理想的課程體系是要多增加現代漢語和介紹現代中國的內容。但俄方教師有些還是沙俄時代被派到中國學漢語的，師從的是清朝翰林，誦讀幾年古文，再到大學裏教書。所以，漢俄語言修養深厚又有翻譯經驗的曹靖華便成了教學新體系建設的“外援”。

實際上，曹靖華也的確讓自己的工作在這所漢學重鎮裏綻放了異彩。他在一、二年級的教學大綱中規定，學生要朗讀報紙和文章，著力練習發音和理解課文內容。二年級加入課文的復述和自由討論，三、四年級在教材和詞彙方面適當加深難度。各年級的學生都要持續練習楷書，還可選擇行書，以便正確掌握書寫規則和漢字的比例關係。他們還閱讀用不同字體寫的漢語信札，魯迅先生的親筆書信也成了教學素材……即便時隔近一個世紀，我們再看曹靖華的方法，也不禁要讚其科學、實用，甚至頗具前瞻性，與今日奉行的漢語教學思路猶可比肩。

這樣一來，曹靖華就改變了系裏只教文言的局面，使得課程中古代漢語和現代漢語並行，而後者又逐漸轉為重點方向。由此，中國古典文學與現代文學的交匯也得以在學生面前展開。他們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從魯迅的著作學起，整體接觸了國內的五四新文學。這在當年的蘇聯不但開了風氣之先，而且長遠的效果是讓列寧格勒大學走出了專門翻譯、研究魯迅等中國現代作家作品的新一代漢學家，而這代漢學家則成了後來蘇中兩國文化交流的中堅。

抗戰期間，曹靖華曾長居重慶，又作為蘇聯使館漢語學習班的教員，回到了教學一線。當時大使館秘書對他的回憶是“穿著垂到腳面的藍色中國傳統長衫，一手拿著竹柄黃油紙傘，一手拿著用一塊藍布包著的書，登上我們使館所在的枇杷山”。這時的曹教授已步入中年，以“一種特殊的魅力與和善”成了“學員們的偶像”，外交官和參贊們也在中文方面向他請教。如此時光，又是四載。

在國際中文教育的歷史道路上，回望二十世紀，我們還能看到，老捨身後是同一教職的繼任者蕭乾先生，與曹靖華執教時長相當的是在美國的梅光迪，馮友蘭在前文提到的華北協和語言學校也講授過一年《莊子》，而關係到祖語傳承的海外華文教育領域，還留下了許地山、艾蕪等人年輕時的身影……雖然漢語教學從漢學研究中分離出來，是新中國成立後才實現的，這裡説到的文化名家還不能被定義為職業化的中文教師，但這些從語言到文學的通才，在“育人”與“為文”之間，為一個新興的學科積蓄下了智慧和經驗。隨著中國走向世界的中央，漢語成為民心相通的語言，先輩的實踐更加值得我們追尋和重溫，而回顧那些遙遠時空下的風采，也有助於我們堅定文化自信。

《光明日報》（ 2023年02月10日 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