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和陶貧士》“織烏”考辨

蘇軾晚年遍和陶詩，創作出了眾多既仿佛淵明風神，又帶有東坡氣質的名篇。宋哲宗紹聖二年（1095）重陽節前夕，他在惠州貶所作《和陶貧士》七首，其中第一首是：“長庚與殘月，耿耿如相依。以我旦暮心，惜此須臾暉。青天無今古，誰知織烏∕鳥飛。我欲作九原，獨與淵明歸。俗子不自悼，顧憂斯人饑。堂堂誰有此，千駟良可悲。”此詩開宗明義，發端驚警，表達了自己在困境中的思考與堅持，紀昀評曰“似陶語”，又評曰“意深至而氣渾成”，洵為佳作。然而此詩第六句，卻存在“誰知織烏飛”“誰知織鳥飛”兩種異文，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讀者對此詩的順暢理解。向來學界對此只是偶有考證，而終未嘗深究。實際上，這兩處看似簡單的異文背後，還能折射出文獻流傳與典故運用過程中某些有趣現象，併為我們校釋古典文學作品提供有益啟示。謹略陳己見，以就正方家。

一

“織鳥”“織烏”都有版本依據，宋刊《東坡先生和陶淵明詩》四卷本與明成化刊《東坡七集》本均作“織鳥”，施注本系統則作“織烏”。施注本指宋代施元之、顧禧、施宿的蘇詩注本。由於施注本在元明兩代流傳不廣，直到清康熙時，才由宋犖尋得三十卷殘帙，並延請邵長衡等刪補刊刻，這就是《四庫全書》所收的《施注蘇詩》本。後來，查慎行在施注本的基礎上作《補注東坡先生編年詩》，馮應榴在查注本的基礎上作《蘇文忠公詩合注》，王文誥又在查、馮注本的基礎上作《蘇文忠公詩編注整合》。此數本校證水準既高，傳播範圍亦廣，清代以來，甚為通行。我們發現，無論是存世宋刻施注本，還是宋犖補刻本，還是查慎行、王文誥、馮應榴的註釋本，《和陶貧士》這一句都以“誰知織烏飛”為是。代表當代蘇詩註釋最高水準的張志烈、馬德富、周裕鍇《蘇軾全集校注》也取“織烏”而不取同樣有版本依據的“織鳥”。他們的理由是什麼呢？

清代馮應榴《蘇文忠公詩合注》與當代《蘇軾全集校注》於此句之下，都徵引了宋人趙令畤《侯鯖錄》卷二的這樣一則掌故：“東坡嘗言鬼詩有佳者，誦一篇雲：‘流水涓涓芥吐芽，織烏西飛客還家。深村無人作寒食，殯宮空對棠梨花。’嘗不解‘織烏’義。王性之少年博學，問之，乃雲：織烏，日也，往來如梭之織。”（孔凡禮點校，中華書局2002年版）趙令畤的反應，説明“織烏”一詞確實費解。而王性之把“織”這個單字，解釋成“往來如梭之織”這麼複雜的含義，不免有“增字為訓”之嫌，若從訓詁學角度看，這一解釋未必妥帖。但由於趙令畤與蘇軾從元祐六年（1091）起，就在潁州任上相識共事，並保持密切交往，所以他對蘇軾言行本身的記載還是可靠的。這條材料也確實能夠説明，蘇軾在惠州作《和陶貧士》之前，就已經熟知作為“太陽”含義的“織烏”一詞了。注家們正是基於對這條材料的信任，才不覺得蘇詩“誰知織烏飛”有什麼問題，以至於有意無意忽略了同樣有宋刊本為據的“知鳥”異文及其背後的資訊。

二

蘇軾所念的那一首“鬼詩”，其實是唐人所作。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前集卷一三《冥跡》記載：

于襄陽頔在鎮時，選人劉某人入京，逢一舉人，年二十許，言語明晤。同行數裏，意甚相得，因藉草，劉有酒，傾數杯。日暮，舉人指支徑曰：“某弊止從此數裏，能左顧乎？”劉辭以程期，舉人因賦詩曰：“流水涓涓芹努牙，織烏雙飛客還家。荒村無人作寒食，殯宮空對棠梨花。”至明旦，劉歸襄州，尋訪舉人，殯宮存焉。（許逸民校箋，中華書局2015年版）

按于頔字允元，唐貞元中為襄州刺史。在這則故事中，舉人邀請劉某隨自己回“家”一顧而不得，遂賦此詩。顯而易見，蘇軾誦讀不疑的“織烏西飛客還家”，在唐人記載中，恰恰就是“織鳥雙飛客還家”。由於此詩並非一首格律標準的七言絕句，所以我們已無法通過平仄規範來判斷“鳥”“烏”何者為是了。但是“織烏”這個詞本身就是費解不甚通順的，在唐代文獻中也是罕見的。而“織鳥”一詞在唐詩中則時有出現。所謂織鳥，就是戴勝鳥。唐人張何作有省試詩《織鳥》：“季春三月裏，戴勝下桑來。映日華冠動，迎風繡羽開。候驚蠶事晚，織向女工裁。旅宿依花定，輕飛繞樹回。欲過高閣柳，更拂小庭梅。所寄一枝在，寧憂弋者猜。”此詩就是通篇題咏戴勝形容，兼寫暮春風景的，可證織鳥即戴勝。且此詩為《文苑英華》等多部詩文總集收錄，均無異文。清人《鳥譜》卷五亦載：“戴勝……一名織鳥。”據《禮記·月令》記載，戴勝鳥每于季春三月開始活動，所謂“季春之月……戴勝降于桑”是也。唐代那位舉人的鬼詩，描寫清明寒食暮春風景，作“織鳥雙飛”，于情于景，都十分合理。明代唐詩學學者胡應麟曾有詩句曰“殯宮對棠梨，織鳥伴于邑”，顯然也是化用了舉人鬼詩之語，他取“織鳥”而非“織烏”入詩，可見對唐詩文獻的精熟。凡此種種，都可以説明“織鳥雙飛客還家”才是正確的唐詩文本。當然，後代有些文獻引錄此事此詩，也偶有作“織烏”者，如明刻本《太平廣記》卷三四四、清修《全唐詩》“襄陽旅殯舉人”名下詩即作“織烏”，這實在是由於輾轉傳抄所致，而且版本晚出，並不足據。——那麼，這是否就能説明蘇軾《和陶貧士》也應該寫作“誰知織鳥飛”呢？

三

現在讓我們回歸蘇軾這首詩的文本。蘇詩前半篇説：“長庚與殘月，耿耿如相依。以我旦暮心，惜此須臾暉。青天無今古，誰知織烏飛。”這分明描寫的是淩晨時分天地之間的情景。天邊的金星與殘月還清晰可見，但秋夜將曉，這星月的光輝，也只剩須臾時刻了。青天是永恒的，無始無終，無今無古，日月運作，輪迴往返，同樣無休無止。蘇詩下面接著説：“我欲作九原，獨與淵明歸。”意謂我多麼想起淵明于地下而從之。不難發現，如果“誰知織×飛”這一句是寫太陽的話，那麼無論是秋夜將曉的情景，還是日月星辰的意象，也無論是莽莽蒼蒼的意境，還是穿越古今的思索，都將十分渾融和諧，一氣呵成。相反，如果“誰知織×飛”是寫一隻戴勝鳥，不僅意境突兀，而且違背物理。因為暮春時節活動的戴勝，怎麼會出現在九月重陽前夕呢？蘇軾恐怕不會有這樣的詩思，他選用代表“太陽”含義的“織烏”一詞入詩，這一點應無疑問——當然，他本人可能並不知道“織烏”這個詞其實來源於子虛烏有的誤解。

謎底由此解開：唐人描寫春景的“織鳥雙飛客還家”流傳到宋代，訛誤為“織烏西飛客還家”。蘇軾博聞強識，但他不慎記誦了訛誤之後的版本，他身邊的趙令畤自然不解“織烏”何意，於是王性之“以意逆志”，給“織烏”安排了“往來如梭的太陽”這樣一個貌似合理的解釋。蘇軾想必也認同此説，於是就在幾年之後和陶淵明《貧士》時，把“織烏”當作“太陽”寫進了詩中。由於《侯鯖錄》那煞有介事的解説，再加上蘇軾和陶詩影響深遠的宣傳，“織烏”二字儼然變成了一個語典為後人所沿用，如明人咏夕照則曰“織烏沈處晴霞斂”，清人咏炎熱則曰“織烏當空恣騰擲”，當代《漢語大詞典》也收錄了“織烏”的詞條。窮其源頭，實不過王性之、趙令畤的郢書燕説而已。宋刊《東坡先生和陶詩》與明刊《東坡七集》之作“鳥”者，大概是注意到了唐人原詩而徑改所致，但這一改，無疑也就破壞了蘇詩原貌，更破壞了蘇軾于陰差陽錯中營造出來的蒼茫詩境。就文獻而言，蘇軾確實錯了。但就文學而言，蘇軾錯得精彩而有趣。校勘的任務是恢復古書原貌，而不是動手替古人修改文章。所以我們在校釋古代經典詩歌作品時，當然不必也不能因為“燕説”的誤解就去改動“郢書”的原文；但作為註釋者，卻不妨把典故之所以誤用的來龍去脈考辨清晰；同時，這一類典故誤用的案例也能為我們更深入地理解古代經典詩歌作品提供別樣的新鮮角度。

（作者：童仁亮，係山東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