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場展出的玉琮,左側那件出土于晉侯墓,右側的出土于瑤山遺址。 童笑雨 攝
一件良渚時期的玉琮,跨越長江與黃河,出現在2000年後的西周墓中,你能想像嗎?
12月6日,“鬱鬱乎文哉”西周晉國玉器精品展在浙江杭州良渚博物院開幕,現場展出170余件(組)文物,包含玉器、青銅器和金器,且大多來自西周的晉侯墓地。
這件“穿越”的玉琮,就在展出之列。只見展櫃中並排放著兩件形制極其相似的玉琮。
一件出土于良渚瑤山遺址,因5000多年來都深埋地下,質地受沁,通體呈雞骨白色,棱角分明;另一件出土于晉侯墓地,呈黃褐色,器體稍顯圓潤。
徐天進手繪玉琮紋樣。 徐天進 供圖
良渚博物院(良渚研究院)執行院長馬東峰説,兩者埋藏時代雖相隔2000多年,出土地點也不同,但經科學鑒定,它們都産自5000多年前的良渚。“就像是失散了幾千年的兄弟,現在終於相遇了。”
這件玉琮為何“背井離鄉”?“失散”的2000多年,它經歷了什麼?為何出現在西周墓中?馬東峰坦言,因為沒有任何文字記載,這個問題,無法給出確切答案。
良渚博物院院長徐天進認為,這件玉琮肯定不是從良渚直接“流浪”到西周的,應該是經歷了夏商兩個王朝之後的傳世玉器。
從歷史的角度而言,良渚和西周之間隔著夏商兩個王朝,玉琮可能在這幾千年中,經了若干代人之手。作為良渚文化的標誌性器物,玉琮具有廣泛的傳播和影響。良渚玉琮還曾在中國西南的成都金沙遺址出土,玉琮這一形制也在齊家文化、山西陶寺文化中出現,可見良渚文化影響範圍之廣。
這件玉琮在夏商這兩個朝代經歷了什麼不得而知,徐天進推測,晉侯墓地出土的玉琮有可能來自周王的賞賜。
文獻記載,周武王伐商時,曾俘獲“舊寶玉萬四千,佩玉億有八萬。”如此數量龐大的前朝舊玉,通過“分寶玉于伯叔之國”的形式,賞賜給了宗族功臣。晉侯墓地是晉國早期國君埋葬地,墓主人或其祖先,應在受賞賜之列。
晉侯墓地出土的五璜玉組佩。 童笑雨 攝
其實,不止這件玉琮,展廳裏還有多件來自距今4000多年的石家河文化、齊家文化的文物,它們都出土于晉侯墓中。這説明,玉琮的傳世,不是個例。
從文物改制角度來看,這件玉琮有著後加工的痕跡。徐天進給記者展示了兩件玉琮的紋樣繪圖,一些在文物上難以看清的細節,此刻變得清晰了起來。
如瑤山遺址出土的“原裝”玉琮,神人獸面紋的刻畫線條略顯澀、鈍,欠流暢,這和當時的加工技術相關。晉侯墓地出土玉琮的紋樣則明顯線條圓潤、流暢。
最大的變化在於,工匠將良渚玉琮上神人獸面紋的一些螺旋紋樣磨去,改成了商代青銅器上的常見紋飾——雲雷紋。
馬東峰表示,玉琮上紋樣的改變,雖然表明良渚先民和商周時期人信仰的不是同一個神,但他們對玉的認識,對玉文化崇拜的源頭,是可以追溯到良渚時期的。
現場展出的玉璧。 童笑雨 攝
一件玉琮的出現,或許是巧合,但展覽現場,更多出自晉侯墓、帶有良渚特色的玉器,如玉璧、玉鉞、玉璜等的展出,則證明了這個結論,這也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體現。
如玉琮、玉鉞、玉璧,在後來商周的玉禮器中也經常見到,而它們最早成體系地出現就是在良渚文化時期。
記者在現場看到,在形制和功能上,西周和良渚的玉璧相差無幾。《周禮》曰“蒼璧禮天,黃琮禮地”,説的就是玉璧和玉琮的祭祀功能。良渚時期,玉琮的地位比玉璧高,更多時候出現在高等級墓葬中,是良渚先民用來通天的。
展櫃內有一件銅琮形器,是完全倣照齊家式玉琮樣式鑄造的,徐天進説“這可能是最早的文創。”其功能和玉琮最初的祭祀功能當然已經完全不同了。
宋代的龍泉窯也燒制過玉琮樣式的青瓷,被當作容器。
但無論用途怎麼改變,可以看到的是良渚文明對中華文明的影響,良渚的玉文化對中華民族的影響。如良渚時期王的權杖——玉鉞也成為西周時期權力的象徵,最後因為材料的改進,升級為銅鉞;代表良渚貴族女性身份的玉璜也出現在晉侯墓地中,在西周那時,璜是代表禮制的六器之一。
或許,這也是徐天進將展覽取名為“鬱鬱乎文哉”的原因。這取自孔子的一句名言:“周監于二代,鬱鬱乎文哉,吾從周”。周代借鋻於夏、商二代的不僅是政治、禮儀制度,還有豐富、多彩的物質文化成就。中華文明也因源遠而流長,在繼承中不斷發展而始終擁有活力。(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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