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建築中尋找歷史迴響 走近修復古建築的青年人

【到新時代新天地中去·青年就業之古建修復】  

有人説，建築是凝固的音樂。

 而一群人在歷史長河中，尋找一個個散佚的音符，繪製成譜，讓古老樂章復現于當代。他們是從事古代建築修繕、復原的研究者和實踐者。在這個隊伍中，青春的色彩格外亮眼。去遠山、進村落，蒐集數據，推敲細節，用腳步、用知識、用執著留住鄉愁……在新一代青年古建修復工作者的努力下，越來越多的古代建築遺跡正在被發現、修繕、復原。

反覆推敲，找回原貌

2022年11月18日，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佈了2020年9月以來對武當山五龍宮遺址進行考古發掘的成果。

早在2年多前，已有古建築修復團隊抵達這裡。

2020年6月，武漢大學城市與設計學院博士研究生陳牧跟隨導師王炎松，來到湖北武當山五龍宮調研。自明代大修武當山以來，五龍宮歷經毀建。曾經的建築群只剩下主軸線上兩座近年重建的宮殿，其他區域斷井頹垣，幾近荒蕪。作為中國古代建築規劃修編與復原的研究者，陳牧不禁好奇：當年房屋錯落、香客盈門的五龍宮究竟原貌如何？

離開武當山，陳牧一直忘不了五龍宮。他沒想到的是，其後三個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開始對武當山五龍宮進行系統考古發掘。而他所在的團隊，也接到了對其建築遺跡進行數字化復原研究的課題。

隨著考古工作的推進，五龍宮遺址逐漸清晰。2021年，陳牧和團隊與考古人員一起，幾度再臨五龍宮，對現場臺基、宮墻等遺跡，和出土的地磚、瓦件等建築構件進行測量記錄。同時，他們還對武當山地區同時期的建築進行了調研，以備復原研究參考。“除了現場的遺留和當地同時期的建築，做復原研究還有一項重要參考，就是相關文獻，例如山誌、輿圖等。”陳牧介紹。

然而，文獻資料也不可盡信。在敲定考古發掘區建築群的結構細節時，屋頂形制的溯源讓他犯難。“屋頂在遺址中是無法直接觀察到的，需要我們多方考證。”陳牧説。

一張由北京白雲觀收藏的“武當祥瑞圖”給陳牧和團隊出了難題。這張平面地圖記錄了武當山建築群的基本位置和樣式資訊，為明永樂年間宮廷畫師繪製，有較高可信度。該圖顯示，五龍宮考古發掘區建築群的屋頂為廡殿頂，但位於主軸線上的拜殿屋頂卻是歇山頂。

“根據考古發現，考古發掘區的建築主要是配殿和用於生活起居的房屋，等級肯定低於拜殿。但是一般而言，廡殿頂的等級比歇山頂高，這就是矛盾的地方。”陳牧説。對此，陳牧和團隊成員們大膽猜測：圖示資訊有誤。

反覆觀察，他們希望能在圖中找到蛛絲馬跡。很快，第一個能佐證他們猜想的證據浮出水面：圖中其他建築群的附屬建築屋頂全部被繪製成廡殿頂，這顯然是不符合等級規定的。陳牧和團隊沿著猜想往前進了一步。

接著，他們又把目光投向了出土文物。在對出土的瓦片、琉璃等建築構件進行研究時，他們沒有找到屬於廡殿頂結構的構件，沒有能證明廡殿頂存在的直接證據。但，“也許相關的構件已經不復存在或未被發現？”陳牧覺得，這張地圖畢竟是官方繪製，若要完全推翻還需要“實錘”。

隨著復原研究的進行，考古發掘區建築的數字化模型逐步建立。在這個過程中，陳牧和團隊又發現：考古發掘區南道院西側房屋的山墻和崇臺距離狹窄，如果把屋頂繪製成廡殿頂，那屋檐和崇臺就會碰撞。“兩面墻壁太近了，沒有空間容納廡殿頂的出檐。據此，我們推斷圖中的廡殿頂有誤。”陳牧和團隊最終推測五龍宮考古發掘區建築的屋頂形制為懸山頂，而不是武當祥瑞圖所示的廡殿頂。

像這樣的反覆推敲，在陳牧十餘年的從業生涯裏進行過無數次。2018年，工作了數年的陳牧回到武漢大學教授王炎松門下繼續從事古建築研究。“工作後我一直懷念跟著王老師調研古建築的日子。有時，我們會因為發現了一處古代建築興奮、狂喜。”回到校園的陳牧希望發掘更多祖先營造人居環境的智慧，讓古代建築之美被更多人看到。

精巧匠心，溯本追源

雨後，天門嶺上雲霧氤氳。山下，黃墻青瓦。群山之中，一片“世外桃源”。若不是幾輛不時駛過的汽車，踏入何源村的人們，可能會誤以為步入了一座明代小鎮。

80後返鄉青年南宮琦，一襲漢服、氣質儒雅，好似山中隱士。他的父親是一名木匠，手藝遠近聞名。在兒時記憶裏“叮叮噹當”的聲響中，南宮琦很早便熟悉了贛派古建築的木質結構，伴著家鄉的山溪、翠竹、奇石、古建，他的志趣逐漸向古建築保護靠攏。

2017年，建築專業畢業的他回到故鄉何源村，通過修復當地古建民居建造了自己夢想中的古典園林——南園小隱，並結合自己專業所學，投身當地古建保護工作。

撫州金溪縣下轄的幾個自然村落，原本有千余座明代建築。早年間，村民們對古建的價值知之甚少，不少外地商人用很低的價格從村民手中買下民居，拆散後運到大城市，作為建築裝飾之用。説到這，南宮琦不免感到心痛：“要是大家早點知道這些古建築的價值，就不會有這麼多好東西白白流失了！”後來，當地政府進行古建築文物認證，制止私人買賣，這種局面才得以改變。

此外，村民私自修繕寓所，也有可能“好心辦壞事”。“現在生活條件都好了，村民紛紛重修房屋。贛派建築和徽派建築外形有些相似，不少村民不懂其中分別，就按照徽派民居的樣子重修古宅，結果弄得‘四不像’。”南宮琦難掩心痛。

為此，向村民普及古建知識，成了南宮琦的重要任務。年復一年，他手不釋卷、孜孜以求，研究贛派古建築特色，挖掘出了不少古建背後的歷史故事。他把自己的所學所知講給鄉親們，潛移默化地改變著大家的認識。

人人參與，古建新生。從“拯救老屋行動”到“古村活化利用”，在許多同南宮琦一樣的青年人推動下，何源村成了流光溢彩的網紅旅遊地，一個個“沉睡”數百年的古建築，在看得見的變化裏漸次“甦醒”。

數字畫筆，重繪記憶

近年來，全世界時有發生歷史古建毀於災害的事件，這為我們敲響了的警鐘——古建文物保護不易，對於以純木、磚木、土木結構為主的中國古建築而言更是如此。面對文物的脆弱性和不可再生性，如何用更先進的手段、更智慧的途徑加以呵護？

用數字“畫筆”留下古建神采，是一些研究者的嘗試。

“對於現存的古建築，數字檔案可以記錄其建造細節和工藝工法，為研究修繕提供指引，對抗時間的侵蝕或意外損壞；對於已消失的古建築，數字復原往往能夠再現一段歷史，復現其背後珍貴的文化記憶。”從事古建築保護規劃研究的北京林業大學博士研究生白雪悅説。

一年多前，白雪悅在北方工業大學副教授袁琳的帶領下，參與了大明宮研究院委託相關公司開展的“大明宮數字化復原”項目，基於唐大明宮遺址考古研究成果，運用數字化建模手段，對大明宮進行虛擬復原。

即便有過不少古建規劃設計及倣古建築設計經驗，復原大明宮建築對白雪悅來説仍是很大的挑戰。

就麟德殿而言，整個宮殿面積達五千多平方米，建造它用了192根柱子，是故宮太和殿的3倍。但如今麟德殿已不復存在，甚至整個盛唐時期遺留下來的古建築都屈指可數，研究者們沒法直觀地走近它們，唯有如偵探一般，撥開歲月塵埃，尋找線索，方能稍微窺見其原貌。

白雪悅透過大量的數據和資料，嘗試感知麟德殿所呈現的盛唐氣息。從歷年大明宮考古研究成果到最新國內外同時期或同類型遺址考古發現，從唐朝詩人的描述到傅熹年、楊鴻勳等前輩的復原研究成果……每發現可參考的資料，白雪悅就把它們整理到一個文件夾裏，到最後竟攢了169份文件。

感知只是第一步。繪製復原模型圖不是簡單地畫平面圖，而是在科研基礎上，完全用三維的辦法來“表達”建築。

“你看屋檐的這條曲線，它就不是‘畫’出來的，是‘算’出來的。”由於唐代屋檐制式已不可考，白雪悅在導師的幫助下，通過宋代《營造法式》記載的古建技法推算麟德殿“舉折”，讓一根根椽子折出一條緩和的弧線，再論證這條弧線是否符合唐代建築舒展、大氣的風格。

實際繪製中，白雪悅有時會發現依靠前人記載繪出的模型並不合理。她得想像自己“在現場”，走進親手繪製的大殿之中，觀察每一處細節，運用科研人自身的邏輯、經驗和審美去考量。

“繪製過程中，大明宮建築的龐大、複雜超乎了我的想像。但我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收穫，具象地領略到了盛唐時期博大精深的建築文化。”白雪悅説，“復原建築本身不是目的，探尋古建築承載的文化，復現一個民族不可替代的文化記憶，才是。”

今年11月，“雲上宮闕”——大明宮數字化復原成果展亮相，白雪悅繪製的復原模型圖，經過相關團隊的3D模型搭建和虛擬現實技術呈現，再現了大明宮的雄偉風貌。

“我遊覽過唐大明宮遺址，覺得有些遺憾，若大明宮還在，得多好啊。今天看到數字還原的大明宮，有種願望成真的歡喜，這是歷史的另一種演繹！”一位參觀者感慨道。（本報記者 殷澤昊 李丹陽 范天培）

       【青春之我】  在圖紙上“修復”京西名園勝跡

       北京農學院風景園林係教師、“三山五園”研究團隊創始人 朱強

在北京，位於西郊海淀的“三山五園”是承載了特殊記憶的園林文化遺産。“三山五園”是以圓明園、暢春園、萬壽山·頤和園、玉泉山·靜明園和香山·靜宜園為核心的清代皇家園林群，是山、林、水、園、田、村、寺、營、路交織的古代人居環境的典範。它曾借助傳教士的書信在歐洲名聲大噪，也在清末毀於侵略者的野蠻劫掠，沒有人不會對它遠逝的輝煌和民族的屈辱而唏噓。從風景園林專業角度來看，這些園林還有太多的歷史文化有待發掘。

在我看來，“三山五園”最重要、最基礎的一項研究正是復原。但這裡的“復原”不是要在廢墟上重建，而是基於史料分析與繪圖手段，來精確呈現它在各個歷史時期的面貌，並以此為基礎開展理論研究。在圖紙上“修復”古今巨變的“三山五園”，對於今後的遺産保護與發展來説意義重大。

我所要“修復”的既不是單體古建築，也不是藝術珍玩，而是城市中佔地約100平方公里的遺址保護區。

為了實現這個目標，大量古代的輿圖、宮廷檔案與繪畫、近現代測繪及衛星圖、老照片等是我案頭的常備資料，書籍、網路、講座和展覽都是資料的來源，反覆實地考察更是家常便飯。在我的著作《今日宜逛園——圖解皇家園林美學與生活》中，總面積約合17.8個故宮的12座禦園和11座賜園及整個“三山五園”地區的歷史格局集中呈現。

其中，暢春園的復原最令人難忘。2018年我在一場學術論壇上結識了地理專家岳升陽老師，他提供了一張1957年的遺址測繪圖。在當時，“五園”之暢春園是個冷門話題，原因是史料稀缺並且其舊址幾乎被城市取代，連準確邊界都無從尋覓。這張測繪圖可以説是幫助我破解暢春園難題的關鍵！

雖然圖上幾乎全是農田，但殘存的高地與溝渠仍蘊藏有珍貴資訊，更重要的是，將它與清代圖檔和現狀格局比對，就能較為精確地復原出園林邊界和內外空間。於是我帶領課題組借助6類20余份史料，推測出了乾隆和道光兩個時期暢春園的歷史格局，測量出其總面積約87公頃，連續發表了3篇相關論文。

時間來到2020年，我們又在另一位前輩的指點下修正了復原圖，特別是曾作為皇子居所的西花園。年近90歲的“三山五園”研究專家張寶章先生早就得知我們團隊的工作並給予很大支援，曾欣然幫我們的新書審稿作序。在聽取了先生關於查閱西花園“樣式雷”地盤圖的建議後，我們深入鑽研抽象的圖形與“蘇州碼子”，幾乎推翻了前一版方案，較大地提升了復原嚴謹度。

這件事啟發我的是：隨著資料和方法的完善，“三山五園”的復原研究沒有止境。同時我也意識到，一方面要在復原基礎上花大力氣挖掘古代優秀的造園技藝和思想，另一方面要加強研究成果的應用轉化，服務於遺産保護、城市規劃與公眾科普，讓它的價值得到最大化發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