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力近半世紀，只為一部更接近曹雪芹原著的《紅樓夢》

“從來沒有那麼多紅學家為一部書的校注聚在一起！”1975年至1982年，先後有20位紅學領域的專家參與校注，共整理校記6000多條，實際採用1000多條，撰寫註釋3500多條，實際採用2300多條

1982年，新校本《紅樓夢》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之後的40年裏，校注組專家又對其進行了三次全面修訂，分別在1996年、2008年、2022年出版了第二版、第三版、第四版。如今，當年參與校注的大多數專家都已去世，在出版40週年紀念會上，呂啟祥説，繼續修訂是對這份事業的傳承和延續，也是對他們的告慰和最好的紀念。

“要校勘出一部接近曹雪芹原著面貌的《紅樓夢》。”今年是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校注的《紅樓夢》（簡稱“紅研所校注本《紅樓夢》”，又稱“新校本《紅樓夢》”）出版40週年。在出版40週年紀念暨2022年修訂新版發佈會上，86歲的校注組成員、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呂啟祥講述了校注出版這部《紅樓夢》的初衷。

作為中國古典小説的巔峰，《紅樓夢》是文學史上最偉大的作品之一，也是最複雜的作品之一。多年來，圍繞曹雪芹原著面貌、書中人物命運與故事結局，無數學者展開討論，各類學術專著與通俗解説也不斷問世，但很多問題至今沒有定論。

但探尋曹雪芹原著面貌一直是千萬讀者與相關學者的心願。1975年至今，呂啟祥參與了新校本《紅樓夢》的校注與歷次修訂，“一部接近曹雪芹原著的《紅樓夢》”，是她和所有參與專家的共同心願。

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至今仍在進行中。“來之不易，來日方長”——呂啟祥用8個字概括了這項工作的過去與未來。

紅學史上的第一次

曹雪芹生前，《紅樓夢》只是以手抄本的形式流傳，手抄本極為耗費人工，價格昂貴，傳播範圍有限。這一時期的《紅樓夢》版本被稱為早期抄本，因其中有脂硯齋等人批註，又稱脂本。

直到曹雪芹去世20多年後，在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程偉元和高鶚經過蒐集、整理，用木活字排印的方式將《紅樓夢》刊印出來。首次刊印版本為程甲本，第二年重新整理刊印的版本為程乙本，通稱程高本，共120回。程高本的出現，讓《紅樓夢》由手抄時代步入刊印時代，傳播數量和速度都大幅提升。

之後的100多年裏，程高本及其翻刻本、評點本流行於世，廣為傳播。而更早的那些手抄本一直流落民間，不為人所重視，直到二十世紀20年代，才陸續被研究紅樓夢的學者和藏書家發掘出來。根據各自的特徵，它們分別被命名為庚辰本、甲辰本、己卯本、俄藏本、蒙府本、戚序本等等。目前發現的10余種抄本，都只有前80回的部分內容。因此，紅學界普遍認為，《紅樓夢》是一部未能最後完稿的著作，曹雪芹原著只有前80回，後40回是程偉元和高鶚整理補上的。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陳熙中多次為修訂提供重要意見，在他看來，諸多抄本的陸續發現是一種幸運：“如果沒有抄本，我們只能讀到120回的程高本，不可能再進行別的研究，接近曹雪芹原著的《紅樓夢》恐怕也看不到了。”

“紅學家們在研究中發現，早期抄本文字更好，更接近於曹雪芹原著面貌，這是一個學術共識。而程高本，尤其是程乙本，已遠離了原著。”中國紅樓夢學會會長、2022年新修訂版召集人張慶善告訴記者，“程高本特別是程乙本，經後人整理修改的內容比較多，表面上看是通俗了，但實際上是把《紅樓夢》早期抄本的典雅氣息給弄沒了。”

張慶善介紹，早期抄本和程高本，幾乎每一頁都有差異，有的是具體的字詞不同，有的是段落不同，甚至有的情節也不一樣，“這些早期抄本的存在，為校勘整理出一部接近曹雪芹原著面貌的《紅樓夢》提供了保證。”

當然，早期抄本也存在各種問題。“它們是手抄本，錯誤相對多，抄寫的人會寫錯字，甚至增字、丟字，但這些錯誤通過校勘改過來就可以了。”張慶善解釋，事實上，校勘正是《紅樓夢》校注組的工作之一，“比如我覺得底本上的某個字是錯的，能不能改呢？不能亂改，要對比別的抄本，別的抄本上這個字是正確的，可以按別的抄本改過來，之後再做一個校記，寫清楚底本是什麼字，依據什麼抄本做了修改，這樣既保留了底本的情況，又為研究者提供了依據。”

1975年，《紅樓夢》校注組成立，決定以乾隆時期的抄本作底本，校訂整理出一個接近曹雪芹原著的本子。在程高本已經流行了100多年的背景下，這是第一次以早期抄本作底本進行整理普及出版工作，在紅學史上都不曾出現過。

1982年版校注組赴清西陵考察。左起：呂啟祥、徐貽庭、馮其庸、應必誠、沈天佑、顧平旦、陶建基。人民文學出版社供圖

那麼，《紅樓夢》校注組為什麼在眾多早期抄本中，選擇了庚辰本呢？

當年校注工作總負責人、紅學家馮其庸專門寫了一本書《論庚辰本》，闡述庚辰本與曹雪芹原著的接近性。“這部過錄的庚辰本，它最初的底本，是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的改定本，這時離曹雪芹去世只有三年。截至現在，我們沒有發現比這更晚的曹雪芹生前的改定本，因此，可以説這個‘庚辰秋月定本’，是曹雪芹生前的最後一個改定本，也是最接近完成和完整的本子。”

校注組最終決定新校本《紅樓夢》前80回以庚辰本為底本，參考其他10余種早期抄本及程高本，後40回則以程甲本為底本。“《紅樓夢》以120回的面貌流傳了這麼多年，如果只有早期抄本的前80回，應該不會贏得那麼高的地位，所以還是選擇用120回的來滿足讀者的需求。”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所長、此次新修訂版專家之一孫偉科介紹。

孫偉科認為，後40回最重要的是把兩點保留了，一是賈寶玉父子矛盾的悲劇，賈寶玉不按家族的要求光宗耀祖，最終離家出走；二是寶黛愛情的悲劇，後40回把木石前盟和金玉良緣的矛盾保持了。這兩個矛盾是《紅樓夢》裏最主要的矛盾，把這兩個矛盾保持到底，是後40回的貢獻。

“《紅樓夢》後40回一些情節，雖然不符合前80回的線索，但有一些章節寫得相當不錯，最重要的是完成了《紅樓夢》的悲劇結局，這在中國古典小説當中是非常了不起的。”張慶善説。

為一個詞爭得面紅耳赤

“從來沒有那麼多紅學家為一部書的校注聚在一起！”採訪中，談起當年校注組的工作，不止一個人向記者感嘆。

馮其庸、李希凡、劉夢溪、呂啟祥、孫遜、沈天佑、沈彭年、應必誠、周雷、林冠夫、胡文彬、曾揚華、顧平旦、陶建基、徐貽庭、朱彤、張錦池、蔡義江、祝肇年、丁維忠，7年裏，先後有20位紅學領域的專家參與校注，共整理校記6000多條，實際採用1000多條，撰寫註釋3500多條，實際採用2300多條。

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古典文學編輯部堆放著各種文獻書籍的辦公室裏，編輯胡文駿為記者翻出了學者們當時的原始發稿本，上面有多位專家的勾畫與批註。“已經很難辨認是哪些專家的筆跡了，但可以看出他們當時的工作狀態。”胡文駿説。

第一版註釋發稿本。

“校注組主要有三方面工作，一是標點斷句，二是校勘，也就是文字的訂正，還有就是註釋。”張慶善告訴記者。

當年，在恭王府前石獅子的右側，有一座叫琴樓的樓，裏面每間房都小小的，有一床、一桌、一椅、一書架，校注組剛成立時，專家們就在那裏工作，一人一小間。多年後，李希凡在《往事回眸》中回憶：“上午校訂，下午閱讀，校訂是大家在一起，讀出各種版本的每一句話，斟酌取捨。”他這樣形容在琴樓的日子，“似是到了‘世外桃源’。”

如今，琴樓已被拆除，但呂啟祥仍然記得當時工作的情景。在校勘過程中，大家堅持己見，寸步不讓，常常為了一個字、一個詞爭得面紅耳赤。“究其原因，不外是為了堅持自己心目中的‘原著面貌’。”

工作中，與呂啟祥相處時間最長的學者是陶建基。呂啟祥曾在新校本《紅樓夢》出版25週年的紀念文章中，回憶這位“端方正直”的老先生：“陶老年紀大，身體也不甚好，可愈是瑣碎吃力的事，他愈是認真落力去做，一次搜尋《不自棄文》的出處，為了趕時間，他不避暑熱路遠，大禮拜天乘公共汽車跑到北圖，找出《朱子文集大全類編》，從卷二十一《庭訓》裏把《不自棄文》全文抄錄下來，字字清晰，一筆不茍。”

吳世昌、吳恩裕、吳組緗、周汝昌、啟功等老紅學家擔任校注組顧問。那時啟功居住在小乘巷一間陋室中，呂啟祥曾回憶起去他家求教的情景。“那時，為了《紅樓夢》校注的事，我大約隔些日子便會到小乘巷啟先生家中去。記得是一個很小的院子，院角有一株芭蕉樹，先生住其中一間平房，屋內泥土的地，紙糊的頂棚，已經破舊，上有耗子穿梭遊走，冬天生一個爐子，一把藤椅已年深月久，跐牙咧嘴，扶手上的釘子突了出來，坐上去要十分小心。”

為了註釋《紅樓夢》中婦女的服飾和配飾，校注組的專家們曾到故宮珍寶館參觀實物。為了弄清楚書中提到的醫藥、器物，他們請教了醫藥界與故宮的多位專家。書中每條註釋的確定，都經過多次商討，並力求找到典故或史料的最早出處。

經過7年努力，1982年，新校本《紅樓夢》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逐漸成為影響最為廣泛的《紅樓夢》讀本。據胡文駿介紹，40年來，這一版本《紅樓夢》，普通版、珍藏版、大字本、有聲版等各種形態加在一起，累計發行近1000萬套。

不同裝幀形態的新校本《紅樓夢》。

四十年打磨不尋常

曹雪芹寫作《紅樓夢》時，“披閱十載，增刪五次”，“十年辛苦不尋常”。努力接近曹雪芹原著面貌的新校本《紅樓夢》，40年來也經歷了不斷打磨的過程。

“校勘《紅樓夢》的根本目的，是要努力接近曹雪芹原著的面貌，給廣大讀者提供最好的通行本。”張慶善説，“這樣一個本子需要根據紅學的發展，不斷修改完善。”

事實上，40年來，不斷有讀者和學者向紅樓夢研究所、紅樓夢學會以及人民文學出版社古典文學編輯部提出意見與建議。1994年和2007年，校注組專家又對新校本《紅樓夢》進行了兩次全面修訂，並分別於1996年和2008年出版第二版、第三版。2008年，根據最新紅學研究成果，新校本《紅樓夢》的署名由過去的“曹雪芹、高鶚著”，改為了“（前八十回）曹雪芹著，（後四十回）無名氏續，程偉元、高鶚整理”。

“新校本《紅樓夢》發行量大，不少讀者發現問題就會提出來，有的學者還專門就校注問題寫成論文發表。這些意見和建議反饋給了校注組專家以及紅研所的老師們，我們出版社也曾收到讀者的反饋。”談及修訂意見的收集，胡文駿這樣説。

第三版序言裏講述了讀者來信指出校勘錯誤的往事。第47回中，柳湘蓮對賈寶玉説：“眼前十月一，我已經打點下上墳的花消。”校注組一開始將“十月一”改為“十月初一”。讀者在信中説，“十月一”是北方為已故親人送寒衣的民俗節日，不能改做“十月初一”。馮其庸他們請教了周圍的老北京人和北方的朋友，都説至今仍有“十月一，送寒衣”的民俗，因此在第三版出版時，恢復了庚辰本底本的“十月一”。

在出版40週年來臨之際，原校注組專家和中國紅樓夢學會、紅樓夢研究所相關專家以及人民文學出版社古典文學編輯部一起，再次對新校本《紅樓夢》進行全面梳理修訂。

“我們這次仍然是把各方面的意見收集起來，大家在一起一條一條地討論，看法比較一致的就直接通過，不一致的就會更慎重些，有的意見就留到將來有新的研究成果出來再解決。”張慶善説。

此次修訂過程中，校注組老專家胡文彬去世。孫偉科回憶，早在2020年12月份，他就收到胡文彬發給他的幾百條意見，“一開始胡老師還參加了我們的討論，遺憾的是，他在2021年5月去世了。在最後的時間裏，胡老師都一直牽掛著這件事。”

老專家們強烈的責任心給孫偉科留下深刻印象，“你能感覺到，如果作品中間存在任何一個小的差錯，都會讓他們寢食難安。”

事實上，40多年過去，與呂啟祥一起工作過的大多數專家都已去世。在出版40週年紀念會上，呂啟祥説，繼續修訂是對這份事業的傳承和延續，也是對他們的告慰和最好的紀念。

“呂啟祥老師説自己年紀大了，看著周圍的同道一個個離開，很著急，特別希望趕緊修訂，把這份事業繼續下去。”胡文駿説。

據統計，此次修訂共訂正正文及標點150余條，校記30余條，註釋200余條。“每次修訂的原則都是一樣的，那就是忠實于曹雪芹原著，忠實于底本，吸收新的可靠的研究成果，改正錯誤。”張慶善説。

他介紹説，此次修訂一個重要改動，是第63回芳官唱《賞花時》，第二句“閒為仙人掃落花”，之前校注組根據湯顯祖原著《邯鄲記》，將其校正為“閒踏天門掃落花”。但根據最新紅學研究成果，“閒為仙人掃落花”來自雪芹祖父曹寅致友人的詩注，“這句曲子錶達了曹雪芹對家族的懷念，他應該是有意這麼寫的，因此此次修訂改回了底本原文。”張慶善説。

還有第76回中的名句“寒塘渡鶴影，冷月葬花魂”，這句話後半句曾校訂為“冷月葬詩魂”，此次修訂又改了回來。張慶善解釋説，在庚辰本底本中，這裡是“葬死魂”，旁邊有墨筆改為“詩魂”，因此曾校訂為“冷月葬詩魂”。但其實“葬死魂”的“死”，很可能就是“葬花魂”的“花”。林黛玉的詩也多次提到“花魂”，比如“昨宵庭外悲歌發，知是花魂與鳥魂。花魂鳥魂總難留，鳥自無言花自羞”，“偷來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縷魂”。另外，從格律上講，“花”與前一句“寒塘渡鶴影”中的“鶴”也更對得上。“總之，是‘葬花魂’還是‘葬詩魂’，不是好和壞的問題，而是對和錯的問題。”張慶善告訴記者。

這次修訂中討論得最多的，其實是一個很小的細節。《紅樓夢》第28回中，大家説起為林黛玉配藥，賈寶玉對王夫人説：“太太給我三百六十兩銀子，我替妹妹配一料丸藥，包管一料不完就好了。”王夫人道：“放屁！什麼藥就這麼貴？”於是，賈寶玉開始解釋他要配些什麼藥，之前的版本是“頭胎紫河車，人形帶葉參，三百六十兩不足龜，大何首烏，千年松根，茯苓膽……”，但“三百六十兩不足龜”這裡，大家總覺得讀不通。“360兩是清楚的，賈寶玉讓他媽媽掏360兩銀子，可是‘360兩不足龜’又是什麼呢？”張慶善説，經過多次討論，大家認為這裡一方面是標點錯了，一方面是批語誤入正文，也就是説“三百六十兩不足”應該是抄本的抄寫者把脂評抄到了正文裏，“當然，這只是我們的分析，並沒有版本依據，為了尊重原著，就將這句話改為了‘頭胎紫河車，人形帶葉參——三百六十兩不足——龜大何首烏，千年松根茯苓膽……’，這樣一下子就全通了。”在此基礎上，再通過註釋解釋為什麼這樣修訂，“讀者讀到這裡的時候，也可以參與思考討論。”

註釋中，一個重要改動是賈寶玉出場時的兩首《西江月》，過去對這兩首詞的註釋比較簡單，這次擴充為“借世俗的眼光描畫賈寶玉的形貌和性情，寓褒于貶，出語精警，意味深長，是嘲笑也是自嘲，是譏諷也是反諷。其詞在看似輕鬆的語句中包含著深沉的憤懣和某種追悔，世人包括家人並不理解這古今無雙的個性，揭示出主人公的孤獨和受謗是必然的”。這樣深入的解讀，能讓讀者更深刻理解賈寶玉這位看似單純實則複雜的人物。

人人可成校勘家

《紅樓夢》的魅力經久不衰，吸引著無數學者與普通讀者步入這個動人的世界。在孫偉科看來，《紅樓夢》是一齣悲劇，但曹雪芹不是簡單寫人物命運多麼悲傷，而是通過他們來彰顯人格理想的價值。“林黛玉為什麼死？她捍衛了一種價值。寶玉為什麼出家？他信守了一種價值。這種價值實際上是曹雪芹所崇尚的崇高人格。”

正因為《紅樓夢》的巨大魅力，還原曹雪芹原著面貌才有如此大的有吸引力。然而，儘管幾代紅學家投入了許多時間精力，但要想在現有條件下恢復曹雪芹原著面貌，卻很難很難。

《紅樓夢》未及完成，曹雪芹便在貧病中去世，再加上他的手稿迄今為止都未能發現，也沒有他生前付印的定稿。“現有的抄本都是過錄本，要想根據這些抄本完整恢復曹雪芹原著的面貌，實際是不可能的了。”孫偉科感嘆。

但修訂工作以後還會繼續下去。在張慶善看來，“古籍整理是非常重要、非常艱難的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人們的認知在不斷發展，學術研究也在不斷發展。比如芳官唱的《賞花時》中，那句‘閒為仙人掃落花’，就是學者們在研究中發現，底本是有意寫錯的。這是學術研究成果在我們校訂工作中的反映。”

而在呂啟祥看來，新校本《紅樓夢》底本所選擇的庚辰本，是不是最好的也是可以討論的，她舉了一個例子，林黛玉眉眼的描述，作為底本的庚辰本是這樣的：“兩灣半蹙鵝眉，一對多情杏眼”，雖是通的，但與其他抄本對比卻並不好。因此，初版時便根據甲辰本和己卯本，將這句話改為“兩灣似蹙非蹙罥煙眉，一雙似喜非喜含情目”。待俄藏本《紅樓夢》回歸後，又據俄藏本改為“兩灣似蹙非蹙罥煙眉，一雙似泣非泣含露目”。“這裡為了文字的擇優，我們違背了體例，更多的時候是為了留存底本，而放棄了其他抄本更優的文字。”

總之，《紅樓夢》的版本很複雜，“這10余種抄本的源流、關係究竟如何，現在都不很清楚。在校勘過程中，真偽、先後、優劣是取捨的依據，會因對各個本子的不同見解而有所不同。”呂啟祥説。

當年，呂啟祥他們開始新校本《紅樓夢》的校注工作時，早期抄本的數量還十分稀少。在校注組內，底本庚辰本的排印本能保證人手一冊，而其他抄本只有少量複印本，大家只能輪流看。今天，早期抄本早已不再是少數專家學者才能翻閱的奢侈品，各種抄本都有排印本出版，一般人也能買得起。

“普通讀者只要有興趣，肯下功夫，也可能成為校勘家。”在呂啟祥看來，《紅樓夢》有如此廣泛的讀者群體，版本研究也不斷出現新成果，有理由期待更加完善的校注本問世。（本報記者劉夢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