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方之人”如何成為中華文化共同締造者？

(東西問)鄭茜：從“胡服騎射”到“雅歌儒服”，“遠方之人”如何成為中華文化共同締造者？

西元前307年，趙武靈王作出了“吾欲胡服”的重大決定。但王室的非議之聲隨即響起，十分尖銳：“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

這個指責出於“華貴夷賤”的內在邏輯，但卻站在“教”與“道”的角度，佔據了思想文化制高點。趙武靈王的回應是從現實主義立場出發，認為“胡服騎射”必將“利其民而厚國也”，用民生社稷的利益來為自己作辯解，著眼點是國家前途的戰略大局，顯示出的政治高度同樣不可置疑。

此後，趙武靈王進行聲勢浩大的改革，著短裝、束皮帶、用帶鉤、穿皮靴，一舉建立起中原歷史上第一支以騎兵為主體的軍隊，用趙國軍威大振、國勢大盛來為2300多年前的那場思想文化辯論作了一錘定音的了結。此後，歷史上再未響起過對於“胡服騎射”的質疑，顯示出歷史現實主義的價值共識。而千年之下，“胡服騎射”的故事不斷被後人重述，逐漸成為中華民族在回望自身歷史時一個不能不講起的故事，成為中華文明在梳理自身發展邏輯時一段不能不書寫的章節。

那麼，“胡服騎射”到底隱含著怎樣的中華文明內在邏輯？

站在春秋戰國的歷史背景看，“胡服騎射”逆向開啟了文化的開放性格局，那就是華夏對夷狄的開放，中心對邊緣的接納；它在歷史現實主義的場景下激發出華夷之間的互鑒、互參、互化，引發了“華化”與“夷化”的雙重變奏。

站在中華歷史的整體視野看，“胡服騎射”則塑造了中華文化內部的包容性政治文化心態，奠定了一個悠久而牢固的思想文化傳統，那就是相容並蓄、互鑒融通。

“天下”是一個不拒絕“他者”的開放體系

“胡服騎射”六百年後，中華歷史上演了一場“五胡入華”的大戲。但有意思的是，在十六國爭相擁擠上場的紛亂情景背後，歷史卻演繹出另一條故事線，即五胡紛紛自覺或不自覺地完成了文化轉型，實現了定居農耕化，幾乎毫無例外地接受了中原文化傳統，最終大部分融入了華夏。

其中，北魏孝文帝是這一時期“以夏變夷”變革浪潮的激進引領者。他著手制禮作樂，用華夏典章重構北魏政治文化，用“黃帝裔胄”重述拓跋鮮卑的歷史記憶。於是，弦歌馬上、短衣騎行的北方遊牧者，變成廣袖飄飄、峨冠博帶的儒生士大夫，演出了一曲“雅歌儒服”的史詩大劇。《洛陽伽藍記》記錄了一則有趣的故事：南朝將領陳慶之從江南出使北魏，以為一旦跨過長江，就將見到一個在“夷狄”統治下淪為一片“荒土”的文化沙漠；但走進洛陽，眼前的情景讓他大為震驚，鮮卑人治理下的城市，竟然“禮儀富盛，人物殷阜”。他不由得感嘆：“始知衣冠士族，並在中原。”

這樣，“雅歌儒服”就讓我們看到了一場跟“胡服騎射”方向相反的文化大開放，這是“夷狄”對於華夏的主動投入，是華夏對於“夷狄”的強大引力。而這種引力並非偶然，它源自於華夏文化的一種內生特質，可遠溯西周形成的“天下主義”觀念。在儒家看來，華夏居中、四夷相環的五方格局，構成了一個共同的“天下”；在“天下”之中，華夷之別的界限並非由血緣、世系、族類來劃定，而是決定於是否認同和實踐中華文化。

所以，“天下”是一個開放的體系，它不拒絕“他者”。許倬雲先生説過，在中國文化之中，“沒有絕對的‘他者’，只有相對的‘我者’”。正如那些突入長城的鮮卑人，在成為“衣冠士族”後，他們充滿自信地宣稱自己是中華文化的正統繼承者，毫不懷疑地將自己的王朝列入中華序列。所以，“天下”就像是一個無遠弗屆的同心圓，從邊緣進入中心的道路敞開無礙。這樣，“天下主義”觀念就鑄造出了華夏面對四夷的無限開放性和無窮吸引力。正是因此，在中華歷史進程中，周邊民族融入華夏的頻密度難以精確計算。

“胡服騎射”和“雅歌儒服”中的雙向式隱喻

這樣，我們就從“胡服騎服”和“雅歌儒服”之中，看到二者共同構成的中華文化雙向式開放格局——自內向外的開放與自外向內的接納。這就像是一個互化相生的太極，擁有將各個文化端點摩蕩相激、融鑒相生的強大機制，它使文化的內部始終鬱鬱生動，生機勃勃；使文化的外向始終吐納自新，海納百川。

中華文明沒有外向的擴張性和侵略性，為何卻能在內聚式、內向性的發展中，始終保持自身血脈暢通，沒有陷入文化運作的阻滯和靜止？這樣一種獨特的文化基因，就藏在“胡服騎射”與“雅歌儒服”的經典敘事中。

中華歷史歷經數度南北對峙和分裂，為何卻總能再度聚合，一次次重新走向更高水準的統一與更緊密的結合？這樣一個神奇的歷史密碼，也藏在“胡服騎射”和“雅歌儒服”中的雙向式隱喻中。

正如魏晉南北朝所展現出的大結局——在分裂的岔路口徘徊300年後，中華歷史最終癒合了分裂的創口，再造了隋唐更加強大的統一，擴展了文明更加豐富的內涵。而那些由北方民族建立的王朝，則成為中國歷史不可缺少的一環。它沒有因為不同民族成為統治者而割斷傳統，而是讓遠方之人紛紛變成了中華文化的共同締造者和共同所有者。

流貫古今的民族文化交融互鑒光譜色系

中華歷史奠定的往復流注的文化交融機制，促發了歷史上頻繁浩大的民族交往交流。費孝通先生曾經深感用“一地一族”難以解釋中國民族的諸多現象，為突破這一長期的理論困境，他提出了“民族走廊”的學術概念。觀察這些走廊的人文地理，能夠清晰地看到一個流貫古今的、民族文化交融互鑒的光譜色系。

比如，在過去數千年時光裏，遊牧的氐羌從西北出發，一路南遷；躬耕稻作的百越從東南而來，向西移行；種植旱地的三苗從中南、雲貴移動，逶迤西來。他們在藏彝走廊上相遇，幾種文化在狹長的西南高山狹谷地帶浩蕩洶湧地碰撞交流。僅就衣飾而言，制皮趕氈原是氐羌發明的，棉麻織錦本是百越擁有的，挑花刺繡則是三苗精通的。而千百年之後，曾經遊牧的羌人變成了最好的刺繡專家，羌繡現在成為國家級非遺；曾經斑衣彩裙的苗人學會了用披氈抵禦高原風寒，大花苗的羊毛披氈上織著祖先遷徙的路線圖。作為百越後代的侗族所佩戴的冠狀銀飾，以及密裥碎折的百褶裙飾，則與苗族高度相似，三苗與百越的後裔到底是誰影響了誰？尤其是，從西北高原遷徙而來的遊牧人後裔哈尼族，在與種田的百越相遇後，竟然用1000多年工夫把自己變成最有耐心的農民，將整個哀牢山半山腰精雕細琢成“哈尼梯田”，這個舉世無雙的農業奇觀成為令全體中華民族驕傲的世界文化遺産。

“胡服騎射”與“雅歌儒服”的雙向敘事，交織出中華文明的獨特歷史邏輯：開放共用，交流互鑒，美美與共，亙久堅固。(完)

作者簡介：

鄭茜，中國民族博物館副館長。近年來主持“‘中華民族形成發展史’實物表徵體系研究”“民族文物價值體系建構研究”等課題，提出“中國博物館人類學”學科建設構想並構建研究平臺，引進並主編“博物館人類學經典譯叢”；始創“中國民族志電影雙年展”與“中國民族影像志攝影雙年展”系列工程；牽頭策劃組織《何以中華——一百件文物中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歷史記憶》《傳統@現代》等精品展覽；出版《中國民族與宗教》《邊緣敘事》等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