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多位學者，20年心血：“上下五千年”如何被科學證實

我們何以成為我們？

這問題代代相傳，不同的是

由於手握前所未有的工具

我們從未如此逼近答案

2019年7月6日，位於浙江杭州的良渚古城入選世界文化遺産。消息傳來，不僅文化遺産界歡欣鼓舞，也讓考古界的學者生出壯志已酬的感覺。

良渚古城是一座完全依靠考古人從地底挖出來的都城遺址，幾十年前，這裡只是一片連綿不絕的水田和村莊。考古讓人們知曉，5000年前這片土地上就是一番熙來攘往、百業繁忙的景象。作為新石器時代晚期一處超大型遺址，良渚獲得全球考古界的長期關注。但一個關鍵性的問題始終圍繞著它：這個已經具備王權、宗教、手工業、水利等要素的人類社會，是否已經跨入文明社會的門檻？

這個問題的追索，對中國人有一種特別的“誘惑”。

“五千年文明史”在中國人的觀念中根深蒂固，我們的身份認同和文化自信，與這個觀念基礎密切相關。可是在現代科學語境中，這個説法長期以來並無實證，僅僅作為一種信仰而代代相傳。國際上普遍將出土了甲骨文的晚商時代認作中華文明的起點，距今3300年。考古學家王巍上世紀80年代留學日本時，看到這一觀點盛行海外，深受刺激：“我們對自己祖先創造的文明究竟有多長的歷史，竟然拿不出令人信服的證據，實在是汗顏！”

恰巧出現在五千年前的良渚古城，是中華五千年文明史迄今為止最有力的論據。通過一系列考古發掘和理論建設，中國學者達成普遍共識：良渚古城已經形成文明。良渚申遺成功，意味著在國際社會中，認可良渚文明的聲音也已經頗為響亮。

良渚文明的復現，解決了很多疑問，也留下了另一些問題。比如，為什麼5000年前中華文明的起源不在中原，而在東南？良渚與同時期其他地區的聚落是什麼關係？甚至文明起源究竟是一個歷史學問題，還是一個考古學問題，也各有各的説法。

更為棘手的是一個根本性的分歧：到底什麼是文明？

必然的一站

世紀之交，中國考古學迎來解決這一系列問題的良機——用實證的信史替代飄渺的傳説，讓文明史的開端不再糊裏糊塗。

中國學者們集結在一起，力圖動用近20個學科的手段，尋找並説清中華文明起源、形成、發展的大脈絡。這項行動迄今整整20年。

故事鋪墊于1996年，當年中國啟動“夏商周斷代工程”，用科學手段為夏商週三代確定具體年份。雖然這是個歷史和考古問題，但由於聯合了多個自然學科，工程由國家科委立項。2000年項目結束後，一些學者意猶未盡，希望繼續沿用多學科聯合攻關的模式，研究中華文明起源這個更大的問題。

“科技部領導一聽，文明起源怎麼研究？斷代工程還能拿出個年表，起碼可以結項，文明起源怎麼結項？”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首席專家王巍向《中國新聞週刊》回憶道。當時王巍是社科院考古所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跟一些學者向科技部領導作了彙報。隨後，他在《光明日報》發表了一篇幾千字的文章，針對中華文明起源研究的總體思路和課題設置系統闡述了想法，科技部有關負責人看了，覺得或多或少能出些成果，決定支援。

中國社科界從未操作過如此規模的課題，立項、實施、驗收都按照科技工程思路。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即“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綜合研究”項目）由科技部批復立項，國家文物局負責組織。研究團隊由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和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牽頭，聯合近70家科研院所、高校和地方考古研究機構參與，其中有大量自然科學領域的團隊。

王巍最頭疼的事，是如何將這些自然學科與考古學捏在一起，“這些可都是非常自信的強勢學科”。而且是由兩位考古學者來領導各自然學科的專家——總計近400多位，20個學科，半數以上是教授和研究員級別。與王巍共同擔任執行專家組組長的是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的教授趙輝，一位聲音低沉、直言不諱的學者。

幾乎在王巍向科技部爭取項目的同時，趙輝也在做一項有關文明起源的課題。2000年，趙輝找到北大考古學教授嚴文明，商量在北大考古文博學院啟動一個古代文明研究的課題。嚴文明點頭同意，並擔任主持者，當年他已年屆七十，年高德劭。這個課題將全國諸多“最熱鬧的”新石器文化遺址主要研究者集中到一張圓桌上，結項于2004年。同一時期，社科院考古所也成立了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展開各地區文明化進程的研究，先後召開了九次研討會。

事實上，對文明起源進行宏觀探討，自90年代起已經躍躍欲試。考古學家蘇秉琦出版了里程碑式的著作《中國文明起源新探》，嚴文明、張忠培、李伯謙等考古學者陸續發表文章。數年之前，這還是敏感話題。

考古學界人人都心知肚明，趨勢已經不可阻擋：文明探源是考古學科發展至此必然要抵達的一站。

考古學狂飆突進地駛過了80年代，一系列新石器時代大發現，令人耳目一新，同時也大惑不解。那是中國考古難以複製的“奇跡年代”，遼河流域的牛河梁遺址、浙江余杭良渚大墓、安徽含山淩家灘遺址、甘肅天水秦安大地灣殿堂式遺址等先後面世，這些距今5000多年的遺址，透露出在早于夏商一千多年前，中華大地多個地區已有王權與階級出現。疑惑産生了：根據傳統“中原中心論”的觀點，中原才是最先進和最發達的，卻並未發現同時期的典型遺址，“中原中心論”還能站得住腳嗎？

面對謎團，蘇秉琦、嚴文明等學者作了理論層面的解釋。蘇秉琦提出“區係類型”説，勾勒出全國六大區係並立的模式，更為形象的説法是“滿天星斗”。蘇秉琦強調“多元”，嚴文明繼而提出“一體”。他認為中原文化區由於地理上位居中心，易於吸收四面八方的文化。千百年間，空間阻隔逐漸打破，各區係彼此交流日益深入，最終從多元走向一體。多元一體論，至此成為解釋中華文明史的核心框架。

考古實踐和理論的攜手飛躍，使得中國考古實現了一次跨越：從物質文明史轉向古代社會研究——穿透那些陶罐、玉石、神符、墓葬、城址的表面，窺探古代社會是如何運轉的，又是何時邁入了文明社會的門檻。從無數個點，到幾條線，再編織成一個面。

“以前不是不關心古代社會，是沒時間、來不及。因為基本的文化面貌還弄不清，相對年代關係、絕對年代關係都不清楚，這張年表還模糊著，怎麼去做歷史研究？”中國考古學會副理事長、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趙輝對《中國新聞週刊》説。但80年代的新發現讓學界不得不重視起古代社會研究，“不是一個兩個人，是一陣風”。因而，啟動一個總體性的探源工程，亦是水到渠成、意料之中。“我什麼感覺都沒有，就是一項新的工作。”他回想起當時的平靜，笑著説道。

與考古學家的胸有成竹不同，對於考古遺址發掘者來説，探源工程的機會是難得的，他們以進入工程為榮。“這是個國家項目嘛，一個人、一個單位參與國家項目的機會不是很多的。”趙輝説。

山西襄汾的陶寺遺址和河南偃師的二里頭遺址，成為令人羨慕的對象。

探源工程于2002年春天啟動，2002年到2003年是預研究階段，考古工作基礎較好的中原地區被作為試點，陶寺和二里頭兩大都邑性遺址，則成了最早的試驗田。綱舉目張，待到工程正式啟動並逐漸深化，探源工程形成以都邑性遺址和區域中心性遺址為重點的佈局。這些遺址主要分佈在黃河、長江和遼河三大流域。

“我們意識到必須要找都邑性、中心性的遺址，”王巍向《中國新聞週刊》解釋道，“可以説，就是尋找都城，尋找反映王權的最直接的證據。”曾經，墓葬是最受矚目的考古發現，也是各地考古的重點目標，因為墓葬裏往往埋著滿坑滿谷的文物。但一個社會達到何種複雜程度，人們如何生活、祭祀、耕種、畜牧、戰鬥……需要從更宏觀的城址中透視。

彼時，陶寺剛剛發現280萬平方米的城址，二里頭的城址考古已經持續多時。2007年，隨著300萬平方米的良渚古城被揭開，良渚也被列為探源工程的一大都邑。另外一個以都邑身份入選的，是湖北天門石家河城址。但2011年陜西神木的石峁遺址揭開了更宏偉的400萬平方米石頭城後，取代了近期考古工作開展較少的石家河城址，石家河城址被列為中心性遺址。

至此，良渚、陶寺、石峁、二里頭——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四大都邑遂確定下來。

都邑之謎

陶寺，現在是山西臨汾市襄汾縣的一個村莊，4000年前則是汾河流域一個龐大的古國。從進臨汾的那一刻起，你就會被有關“堯”的字眼包圍：堯都機場、堯都區、堯廟……太陽有一個人盡皆知的別稱：堯王。古籍中有“堯都平陽”的記載，而平陽就在臨汾。規模恢弘的陶寺遺址，因而被很多人認為是堯的都城所在。

陶寺遺址坐落在一片高高的黃土臺地上，背靠晉南盆地最高峰塔兒山，汾河支流從垣下流過，與古籍中“凡立國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廣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溝防省”的都城選址原則吻合。如今城址已埋藏在莊稼地下，上面生長著玉米和草藥。

8月初酷熱的一天下午，陶寺遺址考古領隊、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員高江濤開著一輛舊舊的越野車進村，按著喇叭跟放羊的村民打招呼。這是他投身陶寺考古的第15年，長期的田野發掘讓他擁有了和農民一樣的膚色。2003年，高江濤進入社科院考古所讀博，隨即兼任探源工程辦公室秘書，經常去各位專家家裏送評審材料，他的博士論文也是關於中原地區文明起源的課題。

今年6月盛夏到來前，上半年田野發掘任務收工。他在臨汾又待了一個多月，一邊整理髮掘資料，一邊配合央視多個頻道的拍攝任務。他每年在北京和臨汾兩地跑。兩天后，他將回到北京，“這一個星期，還有7件事要做。”結束了烈日裏汗如雨下的拍攝，他臉上又黑了一個色度，坐在飯桌前喝了一大口冰可樂。

在陶寺，高江濤希望揭開一個距今4300至4000年的古國全貌。這個古國比文獻記載的夏代早數百年左右。高江濤相信，堯舜時代的存在是無疑的，陶寺遺址就是堯舜時代的産物。

一些出土器物，顯示了陶寺在精神、文化和技術上達到的罕見高度。高等級墓葬中出土的四個繪有蛇形動物的盤子，被認為是“龍盤”——彼時或許已有龍文化崇拜。一些陶器表面畫著紅色的字符，其中一個酷似甲骨文的“文”字，但它比甲骨文早800年。

儘管這些器物神秘而誘人，但考古人員不能沉迷其中，陶寺考古近十年的重點，始終圍繞著另一些看似枯燥乏味的東西——城墻基址顏色不同的夯土，或是宮殿地底塗抹的白灰。高江濤記得十年前，當考古隊還蹲在手工業區埋頭猛挖時，探源工程專家就建議他們轉向宮殿區，“因為它能解決問題”——關於遺址性質的大問題。

“可見，學術目標的引領非常關鍵。”王巍説，由於探源工程對於古代社會面貌的強烈興趣，城址、城墻、宮殿等提綱挈領性質的遺存優先性提前，各個遺址有目標地尋找這些東西，思路為之一變。

良渚和石峁遺址也在2007年和2011年發現了城墻基址和水利系統，古城面貌豁然開朗。此前，河套地區已發現過一連串石頭城，石峁這個大城橫空出世之後，人們得以綱舉目張地觀察這一片古城。距離中原千里之外的西北，彼時也有了比較發達的聚落。石峁與陶寺兩大集團的交往延綿數百年，中原文明受到來自北方的影響，更新了學者對中原文明來源的認識。一些研究認為，陶寺最終被石峁人擊敗並且佔領，陶寺人被迫北遷，最終瓦解。

探源工程的這些遺址有了一致的目標，如同各省的天才少年進入奧賽國家隊，它們互相分享著解題思路：良渚的大型水利工程讓高江濤想到，同樣背山臨水的陶寺古城，應該也有水利工程，只是暫時無暇去找；陶寺發現的世界最早的觀象臺，顯示了4000多年前天文觀測達到的驚人水準，受此啟發，天文遺址在其他新石器時代遺址中陸續確認。

最新的新石器時代考古發現，不斷被吸納進探源工程的名冊，用來填補更大範圍內的文明起源圖景。一個硬性規定是，年代必須落在距今5500年至3500年之間——這是探源工程劃定的時間範疇。

2021年，山東滕州崗上遺址入選年度十大考古發現，高級墓葬中隨葬著象徵等級身份的玉鉞和石鉞，體現了早期國家中的階級分化，迅速進入探源工程；2017年入選十大考古發現的山東章丘焦家遺址，也被納入其中。這兩處較新的遺址，為黃河下游地區的文明起源研究填上了新的拼圖。王巍説，四大都邑之外，納入探源工程的三大流域中心性遺址，已有不下20處。

納入探源工程，為具體的考古項目帶來了直接幫助。高江濤一一列舉：首先是多學科介入，讓考古項目擁有更豐富的技術手段；其次是聚落考古理念的滲透，提倡用總體視角全面認識古代社會；以及，帶來了經費支援。

工程以三到四年劃分階段，每個階段陶寺大約能獲得300多萬元經費，在國家文物局的田野考古發掘經費之外，為本不寬裕的考古隊緩解了部分經濟壓力。考古經費捉襟見肘是常態，相比之下，以前可能還寬裕些。陶寺考古老專家跟高江濤説過，70年代得到6萬元考古經費時，簡直不知道怎麼花，而現在人力、物價已飛漲。高江濤説，探源工程的經費雖然有限，但對遺址的持續發掘有所助益，這很重要。“挖一鍬就跑了，一兩年就走了，怎麼能有重要發現呢？”

宮殿遺址區邊緣，一人高的土埂遮出小片陰涼，高江濤疊起四塊磚頭，在土埂的遮蔽下歇一口氣，聊起浙江良渚遺址令人羨慕的發掘條件和遺址公園。陶寺遺址至今仍簡陋得如同荒野，發掘區連個遮陽棚都沒有。陶寺被地方政府重視，只是近幾年的事。政府為了借助遺址開發旅遊，專門修建了與高速路連接的陶寺旅遊公路，從窄窄的單車道，擴寬到雙向四車道。旅遊公路旁邊，陶寺博物館正在澆築地基。高江濤覺得這是中原地區特有的煩惱——文化遺産太多，難以面面俱到。

科技的尺度

高江濤低著頭在宮殿遺址區來來回回，從烈日當空走到落日西垂。發掘過後的區域已經回填，這裡那裏零星生長著草叢。突然，高江濤俯身扒拉幾下黃土，從地下掏出了一塊書包大小的石頭。石頭一面有圓潤的凹槽，磨得光滑剔透，他一眼認出來，是一塊石磨，古人用來研磨顏料。

他把沾著泥土的石磨搬進汽車後備箱裏，帶回工作站。這樣一塊石磨，通過科技設備的檢測，或許能提取出植物被磨碎後殘存的植硅體或澱粉粒，進而分析當時使用的植物。

植硅體是植物細胞內的微體化石，在顯微鏡下透出玻璃的質感。植硅體包含著種類鑒定的特徵，可以存在長達百萬年。中國科學院地質與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第四紀科學研究會人類演化與環境考古專委會主任呂厚遠擅長農業考古，也是探源工程環境考古課題的重要成員，他用顯微鏡做考古。他告訴《中國新聞週刊》，利用植硅體分析，科研團隊從10000年前的浙江上山文化、7000年前的河南裴李崗文化、6000年前的關中盆地仰韶文化遺址到新疆羅布泊樓蘭古城，都發現了水稻化石，修正對水稻傳播鏈的認識。

呂厚遠起初是一位地質學家，他最早研究的對象，是跟植硅體一樣微小的孢粉。在他求學的80年代，地質學內部已經開展起環境考古，但直到探源工程後，才與考古學深入聯合。十幾年來，他在研究萬年尺度氣候環境變遷的同時，也參與千年、百年尺度的探源工程課題。他的團隊採集分析了上千份現代植物的植硅體樣品，形成樣品庫，繼而建立起我國旱作和稻作農作物植硅體鑒定標準，勾勒出中國農業起源和農耕文化發展的時空格局。這套標準已經被國內外同行認可並使用。“探源工程帶來的影響，就是我們能有一個長期穩定的方向，做出這些研究。”呂厚遠説。

考古學與自然科學的合作，並不是一開始就那麼順暢。分歧來自於各個方面，比如，自然科學學者習慣以大尺度看問題，而考古人員習慣於在遺址內部思考。不同的工作方法帶來相異的思維方式。地質學家曾經走出考古遺址，到附近的湖裏採樣，因為湖泥沉積的地質資訊保存完好，能一層層分析出此地何時是森林、何時變為草原……這與考古人的工作方式不同：在遺址之外採樣，能有可信度嗎？

反過來，自然科學專家對考古的複雜性也是逐步領悟的。起初，有遙感專家熱情滿滿地説，要把先進的遙感設備引入考古，甚至用遙感衛星來拍攝考古遺址。遙感在瑪雅遺址等考古項目中功勳卓著，因為瑪雅是石頭城，一直殘留在地表之上，後來也沒受太多人類活動的破壞，適用於遙感。可是中國大部分地區都是高度開發的農業區，遠古遺址已經深埋在耕地之下，用遙感手段直接觀測，幾乎不可行。

有學者告訴《中國新聞週刊》，在探源工程之前的年代，考古人員將樣本送往科研機構檢測，有時科研機構覺得採樣不夠規範，有時考古人員也對檢測結果存疑，“他們覺得結果可信就用，覺得不可信就放一邊。”進入探源工程時，一些自然科學家將信將疑，並不確定與考古學交叉能否走出一條大道——現實地説，如果出不了太多成果，或許評職稱都有困難。他們先是試著拿出一點精力做一做，投石問路。後來，有些人認識到這是個機遇，帶著課題更深入地參與進來，從配角變為合夥人，成果不斷産出。科技考古的結果曾經只作為附錄附在考古報告最後，如今一些大遺址出報告，科技考古成果多到要單獨成冊。大型考古報告《二里頭（1999—2006）》是迄今為止作者人數最多的一本考古報告。

每年發掘季，都有自然科學學者從實驗室來到陶寺遺址，少則十天半個月，多則停留整個發掘季。他們與高江濤合作，親自提取研究需要的樣品，也興致勃勃地觀察考古是怎麼一回事。

DNA檢測的專家們拿到陶寺出土的動物骨骸，檢測發現，其中的黃牛、綿羊等動物來源於西亞。學者們大吃一驚。一條傳播鏈條於是清晰起來：距今5000年左右，黃牛、綿羊、小麥、冶金術從西亞傳入中國西北，距今4500至4300年傳入中原。“大約同時，中國華北原産的粟黍也向西傳到中亞、西亞，最後到了歐洲，所以這確實是一個頻繁交流的時期。”王巍説，“這就是多學科結合産生的研究成果，你光研究小麥或者動物是不行的。”對綿羊骨骸的DNA檢測，還發現了一個特別現象：這些羊死的時候，年紀都很老了。這表明綿羊或許並非用作食物，而可能是用來剪羊毛、擠羊奶。陶寺先民的吃穿用度，在顯微鏡下浮現出更多線索。

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員、科技考古專家袁靖告訴《中國新聞週刊》，在中國，科技考古介入最多的遺址是二里頭遺址。二里頭位於河南洛陽偃師，是一個晚于良渚、陶寺、石峁等遺址的廣域王權國家，有“最早的中國”和“最早的王朝”之稱。中國歷史走到這裡，出現了又一次飛躍。很多學者認為，它就是夏代都城。袁靖説，全方位的科技考古，能讓我們在各種推測之外，對這個大型都邑做出力求詳盡的描述。他舉了個例子：科技考古人員對18個二里頭人骨做了鍶同位素分析，發現7個是外來人口，比例高達39％——説明二里頭作為都邑性城市，各地人群匯集於此，是3800年前的“北上廣”。

“我們努力嘗試多學科深度整合。”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副研究員、二里頭工作隊隊長趙海濤説，考古學者要時常想到，哪些學科和技術可以用於考古材料的檢測研究；科技考古學者也應該想到，其檢測和研究對解決考古問題有何幫助。

袁靖總結道，目前科技考古領域包括年代測定、環境考古、人骨考古、動物考古、植物考古、食性分析、DNA分析、殘留物分析、物質成分、結構分析等，可以科學地再現考古學文化的絕對年代、自然環境狀況與演變、人群體質、風俗習慣、食物種類、器物製造、禮制構建、文化交流等諸多情況。

“探源工程百分之八九十的經費，都用於各種自然科學技術手段的應用。”王巍説。例如借助工程經費，中國引入價值千萬元級的加速器質譜碳十四測量設備，將5000年尺度的正負200～300年誤差縮小到正負50年，絕對年代的測定精度大大提升。

這些顯微鏡下的操作，都發生在肉眼不可見的微觀世界。而對大尺度生態環境的認識，則為文明起源和演變的研究提供了一種“上帝視角”。

呂厚遠團隊最近的一項重要成果，是“二萬年以來東亞古氣候變化與農耕文化發展”。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教授、探源工程環境考古課題負責人莫多聞最感興趣的話題也是極為宏大的：為何中華文明起源在黃河、長江、西遼河三大流域？為什麼最終中原地區成為中華文明的核心區，而不是其他？為何中華文明從未中斷？

自然環境的研究提供了一種宏觀思路。比如，中原地區最終佔據核心地位，有利的地貌條件幫了大忙。中原擁有不同高度的黃土地貌單元，立體空間的農業與聚落分佈模式，最有利於抵禦洪水，因為洪水只能危害河谷低地和低平原地區。我們也可以用今天的經驗去理解：長江流域的稻作平原區總是容易遭遇洪水，中原地區的農業則不太受洪水之虞，危害主要來自旱災。而在數千年前的全新世大暖期，中原降水豐沛，是極好的生存環境。

在良渚古城，莫多聞也利用環境考古研究了一個關鍵問題：古城為何衰落。在良渚古城晚期和衰落之後，當地的沉積物中出現了大量海洋生物遺存，比如海中的硅藻，意味著毀滅性的洪水曾降臨此地。他發現，當時東海海平面上漲，導致錢塘江海潮上升，引發杭州灣地區的洪水。良渚先民不得不拋棄苦心經營的家園，東南地區從此失卻領先地位。

就像是一個輪迴。1921年，中國啟動第一次現代考古——仰韶遺址發掘，考古隊中方領隊是袁復禮。現代考古學的方法發源於地質學和生物學，袁復禮正是以地質學家的身份參與了中國考古學的發軔。半個多世紀後，袁復禮的再傳弟子莫多聞也進入了考古現場，成為環境考古權威專家。“中國考古一開始對地質學和環境學都做得很紮實，但解放以後，新石器和歷史時期考古這塊做得偏少，”他説，“現在變化很大了，重要的考古遺址都要有地質和環境介入”。

何為文明，何謂起源？

20年來，最能夠回答探源工程啟動之初那些問題的成果，是良渚古城。

2007年，良渚300萬平方米的內城城墻被完整揭露出來；2011年，大型水利工程遺存被發現；2016年，630萬平方米的外城被確認。上世紀80年代，兩處良渚高等級墓地被揭開蓋子，上千件精緻的隨葬品，暗示了一個發達古代社會曾在此繁衍生息。但在考古學家看來，直到城墻、水利工程、宮殿建築和儲存著20萬公斤稻穀的大型糧倉被陸續確認，良渚才當之無愧地自證為文明。

良渚極為幸運。它留存了豐富的墓葬、完整的城墻基址、宏偉的大壩遺存，以及宮殿、祭壇、手工業遺跡等等，更幸運的是，這些遺存幾乎全部被找到了。良渚遺址是一塊收藏了5000年曆史的精緻琥珀。

可是，國際學界認可良渚古城的文明嗎？良渚古城遺址申遺成功時，世界遺産委員會的官方表述為：“位於中國東南沿海長江三角洲的良渚古城遺址，向人們展示了新石器晚期一個以稻作農業為支撐、具有統一信仰的早期區域性國家”。雖沒有提及“文明”字眼，但若將國家作為文明的標誌，可以説，這一表述認同了良渚的文明。

恩格斯認為，國家是文明社會的概括。“中華文明探源一開始，就是在找中國境內最早的國家。”趙輝簡潔地概括道。王巍也表示，文明因素從量的積累到質的變化，邁入門檻的關鍵點，就是王權和國家的出現。 

但一些國際學者始終認為，夏商周斷代工程和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等研究並不客觀，而是帶有強烈民族主義傾向的國家工程。因此，幾十年來的相關成果，在西方學界並沒有得到完全正面的回應。

中國社科院研究員譚佳曾梳理，針對中華文明探源，西方有一批學者認為，“把二里頭遺址作為夏的做法是難以接受甚至是誤導”。美國考古學家羅泰批評，用零散的證據來論證早期中國發展的連續性和單一性值得商榷。美國學者薛愛華甚至早就提出，中華大一統是“想像”和“虛構”之物，更非中國歷史的常態。即便中國很多學者認為這些觀點充滿偏見而不屑于駁斥，但也難掩內心的在意。後來，當另一位外國學者——英國考古學家科林·倫福儒——被特意邀請到良渚遺址，並肯定地説良渚已經進入文明社會，這個故事往後被一再提起，作為某種旁證。

2018年，探源工程已經進行了16年。中國學者決定正面迎接那個最根本的拷問。

長久以來，全球考古界以三個要素作為文明的標準：冶金術、文字、城市。“文明三要素”隨著風行一時的英國考古學家丹尼爾的《最早的文明》影響到中國。80年代，具有權威地位的考古學家夏鼐將中華文明起源定在夏代，也是受此理論影響。他結合中國考古實際，推斷夏代應該同時具備了這三個要素，雖然並無文字出土，但根據社會發展規律，夏代應該是有文字的。

越來越多的新發現，讓當代考古學家反思舊學説。雖然很多遺址沒有文字或青銅器，但如此宏偉的城址、如此明顯的階級分化、如此高超的生産技術、如此高度的社會動員能力……竟不能稱之為文明？何況瑪雅文明沒有冶金術，印加文明未使用文字，哈拉帕文明也無文字，卻都被西方承認為文明。王巍在探源工程中特意立了一個小課題，探究“文明三要素”是怎麼來的。結果發現，是西方在兩河流域和埃及考古中提煉出來的——那正是全球現代考古學的發軔之地。拿著兩河和埃及的尺子丈量古代中國，必然出現不適。中國考古學者開始嘗試提煉更具普適性的文明標準。

某種程度上，尋找文明起源，並不是一個尋找既定答案的過程，而是一個闡釋觀點的過程。這不是一道填空題，而是論述題。

2018年5月28日，國新辦召開發佈會，探源工程專家組發佈了判斷進入文明社會的四條標準——生産力方面，農業和手工業有相當程度發展；社會明顯分化；出現作為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城市；王權。這四條標準，很大程度上是從良渚古城的考古發現中提煉出來的。

“考古的結果，不同的人還是會有不同看法，永遠會有（不一致）。頂多在某些問題上取得了比較多的共識，而且這個共識説不定哪天就瓦解了。”趙輝對《中國新聞週刊》説，例如關於良渚是不是國家，很多學者依然是有所保留的。“人家不説話，別以為大家都同意了，”他笑笑，“人文科學就是這樣。”

後來，國內學者又陸續提出一些觀點，與這四條標準多有重合，國家、城市、王權、社會分化等成為基本共識。

新的標準解決了“文明”問題，但“起源”問題又浮現了出來。何謂起源？8000年前，河南舞陽賈湖遺址的先民就已經種植水稻、飼養家豬、釀酒、製作綠松石器，還發明瞭可以演奏音樂的七孔骨笛，這難道不是某種程度上的文明？“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區分了起源和形成。”王巍總結了他對中華文明起源、形成與早期發展的認識：中華文明距今萬年奠基，8000年起源，6000年加速，5000多年進入文明社會，4300年中原崛起，4000年王朝建立，3000年王權鞏固，2200年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按照這一觀點，中華文明于5000多年前形成，而起源，則可以追溯到8000年。

“五千年中華文明”觀念的流傳，很大程度上源於1979年出版的國民兒童讀物《上下五千年》，涵蓋了盤古開天等神話傳説。再往上追溯，孫中山時代是5000年文明之説的發端，中華民國成立後改用陽曆，以“黃帝紀元4609年11月13日”為民國元年元旦。四捨五入，5000年之説是以並無依據的黃帝紀元計算得出的。為什麼最後科學實證的中華文明形成歷史，恰恰就是5000年？趙輝對《中國新聞週刊》説，考古材料就是這麼告訴我們的。

探源工程第五階段已經進入中期，依然在距今5500年至3500年的兩千年內深耕。王巍覺得未來應該往起源階段再上溯，上到8000年，下到距今2800年，也就是西周晚期——多元一體格局和禮制達到完備的時代。空間的拓展，以長江和黃河流域為主，也應該考慮將東北、西北、東南、西南都囊括進來。

追問還在繼續。為了一個持續百年的迷惘，400多位學者集結，傾注20年探尋，在5000年的土壤裏尋找線索，努力回答那個古老的問題：我們何以成為我們？問題代代相傳，不同的是，由於手握前所未有的工具，我們從未如此逼近答案。

發于2022.8.22總第1057期《中國新聞週刊》雜誌

雜誌標題：“上下五千年”如何被證實

記者：倪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