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後，拉美“文學繁榮”再回首

“拉美”、“文學”和“爆炸”這三個詞搭在一起，實在是富有張力的組合。按照智利作家何塞·多諾索的説法，那些最早給新興的拉丁美洲小説安上這個名號的人，可能認為它意味著短暫和空泛，“轟隆”一聲過後，留不下什麼東西。然而事實證明，這場“文學爆炸”更應定義為接近英文本義的“文學繁榮”，因為留下了一批重新定義西班牙語文學的劃時代之作，而且經由翻譯和傳播，它們還影響了世界其他地方的文學創作，成為世界文學的經典。它們讓全世界的出版商對當時的拉美文學刮目相看，其中的優秀作品持續不斷地被關注、被引介。用今天的眼光來看，拉美“文學爆炸”已經成為世界文學史中的必要章節。

文學形式的革新者

關於拉美“文學爆炸”是何時開始，又是何時結束，學界比較一致的説法是始於1960年代初，終於1970年代初。在此期間，涌現出一批高品質的拉丁美洲小説，尤以1967年出版的《百年孤獨》標誌著這一波文學浪潮的頂點。人們普遍將1962年視為開啟之年。多諾索在《“文學爆炸”親歷記》中詳細回顧了這一年在智利康塞普西翁大學召開的會議。當時拉丁美洲風頭正勁的一批作家參加了會議，打破拉美各國間長久的文化隔閡，創作一種不但屬於本國、更屬於整個拉丁美洲的文學，成為與會者們的共識。

也是在這一年，一批後來被奉為經典的拉美新小説幾乎同時面世，包括巴爾加斯·略薩的《城市與狗》和卡洛斯·富恩特斯的《阿爾特米奧·克羅斯之死》，再加上胡裏奧·科塔薩爾在1963年出版的《跳房子》，這三位作家與加西亞·馬爾克斯並稱為“文學爆炸”的四位主將。當然，拉美新小説不是在1960年代才憑空出世，而是經歷了多年醞釀。有學者指出，這場文學運動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就開始探索嘗試，50年代加速推進，直至60年代全面爆發。

每一次文學革新，都是一次顛覆性的創舉——年輕作家們斷然拒絕上一輩人的美學理念，試圖另辟蹊徑。拉美新小説萌芽之前，在拉美小説中佔據主導地位的是那種用風俗主義的眼光、現實主義的手法書寫本地鄉土題材的作品，這些作品反映出當時陳舊閉塞、缺乏美學創新精神的創作環境。拉丁美洲新一代的小説家們從歐洲和美國的現代主義小説中學習創作方法，他們看重的不是這些故事“講什麼”，而是“如何講”：原來小説還可以這麼寫！然而，他們並不是單純地模倣歐美作家的寫法，而是對之有選擇地吸收，摸索出一套創造性方法，用來講自己土地上的故事。這些故事不再是本地風俗的記錄，而是對民族根源的追溯、對人的命運和拉丁美洲命運的探求、對社會現實富有哲理的映射和反思。

最開始做出這樣嘗試的作家，在很長一段時間裏並沒有在本國文學批評界和讀者群中引發廣泛關注。正是《百年孤獨》等作品的巨大成功，帶動了拉美小説的整體崛起，使得馬爾克斯之前的那些作品真正受到關注，讓墨西哥作家胡安·魯爾福、烏拉圭作家胡安·卡洛斯·奧內蒂、阿根廷作家博爾赫斯等更為年長的拉美作家被“發現”。就這樣，從1899年出生的博爾赫斯到1936年出生的略薩，各個年齡層的拉美作家都被囊括其中，成為文學形式的革新者。

拉丁美洲的故事

王國維先生説，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學；羅曼·雅各布森斷言，每個時代的藝術中均有一種藝術作為主導。如果説在20世紀上半葉，拉美文學主導性的體裁是詩歌，那麼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小説，尤其是長篇小説就成為拉美文學最有力的代表。詩歌能抒懷咏志、唱出個人的聲音，而小説則能講述民族的寓言。在拉丁美洲人民爭取解放的鬥爭中，一種新的拉丁美洲共同體意識逐漸成形，這種意識影響到文學，同時也被文學所塑造。

拉美新小説講述的不僅是一地特有的故事，更是整個拉丁美洲的故事。這些故事往往從尋找根源的主題開始。在魯爾福的《佩德羅·巴拉莫》中，一個男人帶著亡母的囑託，踏上了尋找生父的漫漫旅程。在《百年孤獨》的第一章，布恩迪亞帶著他的族人要打通一條連接馬孔多和外部世界的道路，他們沿著與西班牙征服者相反的路線行進，在雨林中發現一艘西班牙大帆船……在這些故事裏，原本生活在與世隔絕狀態中的拉丁美洲人一次次見證從歐美舶來的現代文明奇跡。例如在《百年孤獨》中作為拉丁美洲象徵的小鎮馬孔多，第一次見到火車的居民只能以“一個嚇人的東西，好像一間廚房拖著一個鎮子”來形容這一現代發明，它既是進步的許諾，又似不祥之兆。對於他們來説，火車如同神話般魔幻。從這個意義上説，“魔幻”意味著欠發達，意味著尚未祛魅的狀態。馬爾克斯和他的同行們講述的，就是當時生活在欠發達狀態中的拉丁美洲人經歷的歡欣與苦難，他們一次次被點燃又一次次被澆滅的希望。

當然，“魔幻現實主義”不等於當時拉美小説的全部。這些拉美故事不斷突破小説自身的界限，或與其他藝術形式有所聯繫，或邀請讀者一起向傳統的小説閱讀方式發起挑戰，它們意味著新的結構、新的語言。富恩特斯的《最明凈的地區》讀起來就像在觀看墨西哥現代藝術家創作的巨幅壁畫；阿萊霍·卡彭鐵爾的《追擊》採用了與交響曲的諸樂章相呼應的故事結構；略薩的《綠房子》如電影鏡頭般輪流展現在不同時空中並行、最後交織在一起的多條故事線；科塔薩爾的《跳房子》更為大膽，讓讀者自己去選擇章節的閱讀順序；卡夫雷拉·因凡特的《三隻憂傷的老虎》從小説標題開始就不斷拋出文字遊戲。在這些作品中，我們能感受到作家無窮的創造力和拉丁美洲人民不竭的生命力。這些力量的積聚，要突破小説固有的邊界，要釋放太多的能量。

從20世紀70年代起，拉美文學就難以複製那種劃時代作品集中誕生的熱鬧場面了，但其餘波仍久久未平。在文學後輩們如伊莎貝爾·阿連德的《幽靈之家》中，能明顯看到《百年孤獨》的影子，羅貝托·波拉尼奧的《荒野偵探》也帶有《跳房子》的痕跡。曾經幾乎不為世人所知的拉美小説，已經成為各國出版商絕不會忽略的選題。60年後回看，這就是拉美文學的“走出去”，是拉美作家以飽含原創性的精神、跨越國界和大洲的眼光和氣度，嘗試了小説創作的新的可能性，實現了拉美小説的現代化與國際化。這也是拉美“文學爆炸”在熱鬧過後留下的一份寶貴的經驗遺産。

（作者為南京大學西班牙語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