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浩江：從鍋爐廠工人到演唱家的歌劇人生

《席德》（田浩江與多明戈，華盛頓歌劇院）

田浩江和瑪莎在義大利佛羅倫薩

當歌劇藝術家田浩江回想起1970年的一個晚上，自己和小夥伴們撬開廢棄多年的圖書館的場景時，一切仿佛歷歷在目：“我們不敢開燈，借著月光看。裏面的書散亂地放著，書架上橫幾本，桌子上堆一堆，上面都是灰塵，看不清書名，在月光之下籠罩著青灰色，宛若雕塑。”

此後三天，田浩江從這個圖書館裏取走了70多本書，這些世界名著他讀了兩三年，那是他人生中最為瘋狂的一段讀書時間。讓田浩江沒想到的是，特殊年代的那次冒險，冥冥之中嫁接了他與文字的緣分，如今他重新讀起了這些世界名著，為的是滋養自己的寫作。

從來沒有“作家夢”的田浩江的散文集《角鬥場的〈圖蘭朵〉》由活字文化和三聯書店最新推出，首次出書，田浩江卻是“出道即高峰”，他的寫作直接、生動、乾脆，充滿了戲劇性、畫面感和韻律感，李陀、北島、余華、西川、汪暉、郭文景等“大咖”紛紛為其“背書”。

詩人北島説：“他的文字像幽靈那樣穿過舞臺大幕——時空與傳統、語言與音樂、指揮與樂隊，都像詩一樣洞穿黑暗，展示出音樂的靈魂，勾勒出舞臺的人生，或人生的舞臺。”余華説《角鬥場的〈圖蘭朵〉》是一部迷人的書，“作為歌唱家的田浩江，駕馭語言文字如此精妙準確，讓我驚訝。我想如果讓他的筆下功夫與他的嗓子功夫交手，不僅不落下風，可能還會勝出一兩個回合，因為在舞臺上唱錯一個詞是收不回來的，在書房裏寫錯了字是可以悄悄改過來的。”

作為首位在美國紐約大都會歌劇院簽約20年，曾與帕瓦羅蒂、多明戈等大師多次同臺的中國歌劇藝術家，田浩江在接受北京青年報記者專訪時，那完美的男低音講述的一切別有韻律的起伏，飽含浪漫而又現實的複雜況味。田浩江從小就擅長講故事，也總有叛逆的“非分之想”，“也正因此，我的人生才能如此豐富，我才能成為現在的我，才會有現在這本書。”

我愛講故事，老天爺可能也希望我寫下來

《紐約時報》在報道田浩江的文章中曾經這樣寫道：“他成功的原因在於他的經歷，而他的經歷本身就是歌劇。”

田浩江，北京人，出身於音樂世家。在特殊年代，他中學畢業後到北京鍋爐廠成了一名工人。1975年一個炎熱的夏日午後，他去找朋友，在樓下喊著朋友的名字，結果朋友沒出現，另一扇窗戶打開了，一位陌生人探出頭問他：“你是唱歌的嗎？”陌生人覺得他的聲音很好，應該成為一名歌唱家——就是閒聊的三分鐘，田浩江的人生軌跡由此改變，他開始了聲樂訓練，考上了中央音樂學院，畢業後成了中央樂團的合唱隊員。

1983年12月17日，田浩江赴美，在丹佛大學學習聲樂表演。從北京飛紐約，他到達的第一天就去逛了林肯表演藝術中心，當天晚上花8美元買了站票看了他這輩子的第一場歌劇，“我出國一共只有35美元，那時根本不懂什麼西洋歌劇。到美國的第一天，我站在紐約大都會歌劇院的最後一排，看我的‘神’——帕瓦羅蒂的演出。”

那時候，田浩江已經29歲，他不懂西洋歌劇為何，在美國開始從零打拼。直到1991年3月18日，他終於拿到了美國紐約大都會歌劇院簽約一年的合同，這一天是他歌唱事業的轉捩點。之後，田浩江成為首位在美國紐約大都會歌劇院簽約20年的中國歌劇演唱家，從此在國際範圍的重要歌劇院飾演過50多個主要角色，演出超過1400場。而那一天也是他的結婚紀念日，當他終於有能力給愛人瑪莎一個家時，兩人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角鬥場的〈圖蘭朵〉》講述的是田浩江出國之後有關歌劇的畏與愛，書中有自己如何成為歌劇藝術家的奮鬥，有對帕瓦羅蒂、多明戈、小澤徵爾等音樂大師的深入刻畫，也有對於相遇相知的普通人物的鮮活描寫。

豐富的閱歷讓田浩江裝了一肚子故事，太太瑪莎愛請客，田浩江愛講故事，每次朋友們都是吃得開心聽得過癮，這些故事仿佛是食物經過了運化，在田浩江心中日益精粹，他自己都感慨説，經歷太豐富故事太多，所以老天爺可能也希望他能把這些寫下來。

田浩江的寫作開始於2019年，觸動他寫作開關的有兩位關鍵人物。一位是文藝批評家李陀，一位則是太太瑪莎，所以，田浩江説這本書要獻給他們兩人，沒有他們就不會有這本書。

田浩江和李陀相識于2012年，那年，田浩江在北京的國家大劇院公演了個人舞臺劇《我歌我哥》，內容根據田浩江的大哥病危，進入了生命的最後時刻，田浩江趕回北京陪伴大哥在醫院一起度過三個小時的經歷改編。

田浩江對於這部劇極為投入，每次排演都是滿臉熱淚，參與製作的團隊和演出時的觀眾也都反應強烈。沒想到，田浩江卻被李陀潑了冷水，李陀直言不諱地批評《我歌我哥》“什麼都不是”，“你和你哥的關係和情感並不特別，在這個劇裏也沒有真正的戲劇衝突，不過，你在舞臺上的掌控能力和表演都不錯。”

田浩江和李陀由此成了朋友，後來，李陀很嚴肅地告訴田浩江：“你的歌劇演唱事業已達高峰，應該考慮開始寫作。”可是那之後的五年，田浩江一個字都沒寫，他笑著對北京青年報記者説：“我是歌劇演員，他説我歌劇演到頭了，我能聽進去嗎？那五年我還是一直在努力歌唱，在盡頭徘徊。”但是，李陀沒有放棄，他約田浩江一起去博物館，給他講文學，讓他看作家傳記，“他經常問我看了沒有，逼迫我讀書，讓我講體會，慢慢地，我就開始有了感覺。後來疫情來了，時間也多了，結合看書的心得，心裏的那些故事就自然地流諸筆端。”

其實，李陀此前從未見過田浩江寫的任何東西，卻為何能慧眼識珠，促成他寫作？田浩江認為還是和自己愛講故事有關，“有一次他跟我説：‘你剛才講的這些，一個字都不用改，寫下來就是一篇好文章。’我給朋友們講的那些故事講來講去，變得更加清晰，等於把過去的經歷重新梳理了一下，回憶起很多事情。”

田浩江寫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帕瓦羅蒂》，一共寫了九稿，差不多花了一年時間，“這本書裏的文章一般都是五六稿，多明戈那篇至少寫7稿。到2021年六七月時，15天時間寫了10篇，突然就順了，李陀都驚訝，説我‘大躍進’了。他讓我寫出來後不要改，趁著有感覺先寫別的，然後再回頭改。”

寫作時，田浩江會進入一種“忘我”的狀態，所以很少焦慮。讓他焦慮的是李陀看他的文章，“我站在他身後，伸著脖子，他邊看邊説‘這段什麼啊，亂七八糟的’，‘這句好，這句好’，我只能心裏叫苦：‘我的天啊，太難了吧’。”

沒有太太瑪莎就沒有這本書，書名也是瑪莎起的

關於這本書的名字，田浩江和圖書編輯團隊曾起了兩三百個，討論了兩個多月，最終決定用太太瑪莎最開始起的《角鬥場的〈圖蘭朵〉》。在被淘汰的眾多書名中，有一個是《啊——》，那段時間，用這本書的責任編輯劉凈植的話説：“那時候田老師見誰都是‘啊——。’”

而讓田浩江“頭疼”，説“寧肯不出書也不要”的書名則是大夥兒開玩笑説的《大都會歌劇院的烤鴨子》。“大都會歌劇院”是説田浩江老師曾與其簽約20年，“烤鴨”則是瑪莎的拿手好菜。田浩江説：“大都會歌劇院的人都知道我太太瑪莎做得一手好菜，尤其是她的北京烤鴨。我們1991年搬到紐約至今，瑪莎做了大約兩千兩百隻烤鴨。如果中國春節前後我正好在大都會歌劇院演出，瑪莎一定會為劇院後臺做一頓年飯，演出前兩小時送到劇院。我可能是唯一的一個兼任幫廚的歌劇演員了，演出當天，我一起床就開始剁洋白菜、包餃子、炸春卷兒。下午5點，我就和瑪莎肩挑手提，帶著一大堆飯菜去歌劇院。”

瑪莎出生在英國的利茲，因為父母在那裏留學，她是利茲城第一個中國嬰兒，出生後還上了當地報紙。她在中國香港長大，去了美國讀大學和研究生，在費城的賓州大學拿到物理化學博士學位，後來從事人類遺傳學研究。

田浩江與瑪莎相識于1982年，那時瑪莎從美國回到國內，受邀復旦大學參與人類遺傳學的研究工作，田浩江父親在上海第二軍醫大學做手術，田浩江第一次見到瑪莎，她正在一個復旦教授家裏給一個小女孩理髮。田浩江後來去丹佛大學音樂學院學習，瑪莎在科羅拉多大學醫學院做遺傳學研究的副教授，兩人在美國相戀。

瑪莎是田浩江初去美國時奮鬥的動力，田浩江通過300%的努力，全力以赴成為一個可以以此為生的歌劇演員，就是為了給瑪莎一個安穩幸福的家庭，也正因此，在拿下第一份大劇院歌劇院合同的當天，他和瑪莎就結婚了。

為了支援田浩江，瑪莎放棄了自己的科研事業。一次和朋友閒聊時，瑪莎曾開玩笑説：“如果要再活一次，絕對不會嫁給歌劇演員。”田浩江聽了説：“是啊，歌劇壓力一大，我就情緒低落，髮發脾氣，至少有三次瑪莎都差點兒跳樓了。”大家又笑，笑聲稍歇，瑪莎説：“五次。”

《角鬥場的〈圖蘭朵〉》中，瑪莎出現的次數很多，但並無夫妻秀恩愛的內容，大多是兩人相濡以沫的日常感情，瑪莎理性而善良的性格，躍然紙上。田浩江透露，在寫作時是否要回避瑪莎，曾是他的一個顧慮，“我怕她不喜歡，説‘寫我這麼多幹嗎？’可是沒有她，就不可能有這些故事，就沒有這本書。因為她出現在我整個歌劇生涯中，每一次排練、每一次綵排、每一個演出她都在場，從開始到現在。猶豫之後，我還是把她放了進去，好在她沒有覺得不妥。少了這層顧慮，我就越寫越順了。”

問瑪莎看完這本書的感受，田浩江笑了，“她依然是帶著科學家的眼睛看，説：‘不對啊，這個時間和真實的差著兩天呢；這裡我沒站起來啊；那次請客是三個人，不是兩個人。’”而對於瑪莎那種科學家的理性和直覺，田浩江一直“非常相信她的第六感”，就像這次起書名，大家繞了一大圈，發現還是瑪莎最初起的《角鬥場的〈圖蘭朵〉》最妥帖。

田浩江説《角鬥場的〈圖蘭朵〉》越寫越順的另一個原因是放下了“我”，“我講故事總會説我怎樣、我怎樣了，寫成文章時也這樣，李陀就説‘我’太多了，要把‘我’放下。放下來並不容易，但是放下之後，就感覺文字的世界被打開了。”

工廠小夥伴搶著幫田浩江幹活，就為聽他講故事

這次從美國回北京，田浩江還帶了一摞書，都是李陀給他開的書單，有《俄羅斯文學講稿》《莎士比亞喜劇悲劇集》《海明威短篇小説選》《契訶夫短篇小説選》以及魯迅、普希金、米蘭·昆德拉的著作。很多書都是田浩江多年之後重新閱讀，“30年、40年之後再拿起來看，突然就覺得有很多新的感觸和韻味。”

雖然未曾有過“作家夢”，但田浩江小時候就愛看書，“從《三國》《水滸》連環畫開始，偷爸媽兜裏鋼镚去小人書店，爸媽去小人書店抓我回家寫作業，之後《歐陽海》《金光大道》那類書，也都看了。有一天，我們就想看看被封著廢棄的圖書館裏面是什麼樣，那是一種叛逆的渴望，進去發現都是名著，有的聽説過名字、有的沒聽説過。同去的朋友嚇壞了，拿了兩本就出去了，我是連著去了三個晚上，拿回了70多本，都是莫泊桑、雨果、傑克·倫敦他們的名著。”

那時候田浩江覺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了，他還從工廠找了個木銼，把書上的印章磨掉，“那時候父母被下放，哥哥週末回來一次，家裏就是我一個人的小天地。枕頭下面、床底下、箱子裏都藏著幾本書。朋友們來借，我能不借就不借，因為我知道借了就還不回來了，我還跟朋友換書看，就這樣兩三年都在大量閱讀書籍。看《卡門》，覺得真好，卡門太帥了；第一次看《靜靜的頓河》快瘋了，寫得太好了。”

田浩江看完書，會把書裏的故事講給工廠的小夥伴們聽，“我一上班，小哥們兒都搶著把我的活兒幹了，我就負責講故事，他們還拿好煙伺候我。就在工廠的角落，我唾沫橫飛地給他們講，叼在嘴裏的煙從嘴角這邊説到那邊，那幾年讀書對我太重要了。”

除了閱讀和文化素養的累積反哺了寫作，田浩江近40年的歌唱生涯也為他的文字增添了音樂的節奏之美，田浩江表示，在寫作時這種節奏感是下意識的，“歌唱時的節奏感非常注重呼吸，一個樂句的呼吸，逗號、句號，旋律走向是往上往下，呼吸節奏是不一樣的。寫作時我有這感覺，會覺得寫到這就到了，或者再有兩個音，就夠了。”

很多人喜歡田浩江文章的結尾，田浩江也將其與歌劇做比較，“唱一首好歌劇，最後一個音停下來，會有留戀有回味，你可以感受到音樂在繼續，覺得聲音一直在。我喜歡這種感覺，所以寫作時結尾就那樣寫了，朋友説特別有回味的感覺，我自己也很enjoy。”

人生就是從不知道到知道，卻也充滿令人回味留戀的故事

田浩江7歲患上了罕見疾病，病在頭皮裏，當時國內只有試驗性治療，也就是要把頭髮拔光抹消炎藥，再拔掉，再抹藥，迴圈往復，直到病癒。每天放學後，父母都要花上3個小時，用鑷子幫他把頭髮一根根拔掉。為了轉移田浩江的注意力，他們會在拔頭髮的時候播古典音樂唱片，至今，田浩江説自己都聽不了柴可夫斯基、貝多芬，“頭皮發麻。”

去美國前，田浩江完全不知道自己會在美國成為歌劇演員，“怎麼命運就把我放到了這個歌劇的舞臺上？”

田浩江此前並沒有寫作的習慣，雖然也記過日記，但都是斷斷續續，有時三個月不寫，有時一個月寫幾篇，“我看1992年至1994年的日記，幾乎都是抱怨，曲目多麼難，背不下來，睡不著覺。這些年寫了幾本日記，都是流水賬，今天去哪排練，明天又去哪演出，對我寫這本書幫助不大。”

所以，對於《角鬥場的〈圖蘭朵〉》的出版，田浩江也只能以“命運使然”來形容。“無法形容，來就來了，沒來就沒來。”

很多朋友説《角鬥場的〈圖蘭朵〉》雖然有田浩江經歷的苦難，但是很多文章又非常溫暖，田浩江説自己其實很多時候是悲觀的，“我經常憂傷，有時候嗓子腫了，碰到不友好的人，也會心情不好。但是好多人説這本書給他們很溫暖愉快的閱讀感覺，也許我心裏深處，對美好有期待。不知道這是否受瑪莎的影響，她是個很明亮的人，永遠是先看別人的好，永遠對這個世界抱有善意。其實，你放棄，痛苦，最後反噬回來的，往往讓你更痛苦。”

就像這本書名——《角鬥場的〈圖蘭朵〉》，這原本是田浩江所寫的一篇文章，講述他在維羅納角鬥場演《圖蘭朵》，可是用於書名，角鬥場就有了多重含義，“這個世界就是角鬥場，難以避免人與人之間的分裂，商戰有角鬥，歌劇也是如此。舞臺同樣很殘酷，一個角色很多人競爭，每個人都有生存壓力，其殘酷就在於，有時人們是在微笑中角鬥。”

可是在角鬥場，仍然有善良和溫暖，就像田浩江寫的保爾，他是田浩江的競爭對手，卻向田浩江釋放出了最大的善意，“還有我的第一個經紀人保羅，愛爾蘭人盧等等，他們不是大師，都是小人物，卻對我影響最大。”

明年就是田浩江到美國生活的第40個年頭了，但他表示並未把《角鬥場的〈圖蘭朵〉》當做自己歌劇生涯的總結，“這不是句號，我也沒有想過未來做什麼。歌劇演員到一定年齡，身體狀況也不太可能支撐那麼繁重的演出。但是，我又對自己的年紀沒太大感覺，所以未來我要做什麼，是不是退休，去山林裏遁世，養兩隻雞和一條狗，現在都在觀察。我沒有想過未來，現在寫點東西，跟朋友聚聚就很好。我住哪，家在哪，這很關鍵。”

另一方面，雖然人生很難有定論，但是，田浩江認為人卻可以盡情想像，“太太總説我在幻想，幻想不可能實現的事，可是沒有胡思亂想，也就沒有這本書，也沒有我這次回到北京。”在田浩江看來，人生就是從不知道到知道，充滿了未知，卻也充滿了令人回味留戀的故事。

文/本報記者張嘉 供圖/田浩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