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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憶:熱眼看自己

發佈時間:2022-06-23 10:28:21 | 來源:北京青年報 | 作者:曹可凡 | 責任編輯:蘇向東

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作為電視臺《我們大學生》欄目主持人,我曾採訪過吳強和茹志鵑兩位前輩作家。

吳強先生的長篇小説《紅日》有口皆碑,根據同名小説改編的電影更是影響深遠;而茹志鵑女士的短篇小説《百合花》則是中學語文課本必讀篇目,清新、純潔的文字裏透露出對美好人性的呼喚,尤其是結尾處:“‘是我的’——她氣洶洶地嚷了半句,就扭過臉去。在目光下,我看見她眼裏晶瑩發亮,我也看見那條棗紅底色上灑滿白色百合花的被子。”百合花被子作為線索貫穿全文,讀來意蘊無窮。

所以,聽説有機會採訪兩位文學大家,頗為興奮。吳強先生的採訪好像是在作協進行的,而採訪茹志鵑女士則是説好去她“愚谷邨”的家。“愚谷邨”是位於愚園路與南京西路之間的一條新式里弄,弄堂裏住宅鱗次櫛比,縱橫綿延。

王安憶後來曾如此回憶“愚谷邨”:“‘愚谷邨’路通愚園路和南京路,兩端均鬧中取靜的街市,於人間世而有冥思,合乎父母知識分子的人道情懷,他們的晚境因而增添暖意。是為市井福地。”

然而,那次採訪究竟關乎哪些內容,完全不復記憶,只是與大作家如此近距離接觸,對一個大學生來説,到底還是帶來一種精神衝擊。後來與王安憶相識,也常常會説起和她母親那唯一一次的採訪。

茹志鵑憑藉敏銳文學嗅覺,發現女兒觀察與敘述能力

按照固有思維方式,人們總以為王安憶文學才華來自於母親茹志鵑的精心培育,但茹志鵑女士在《從王安憶説起》一文中説:“在孩子小的時候,我除了給他們吃飽、穿暖之外,還給了他們一些看不見、摸不著的東西。我認為這在目前盛行‘實惠’價值觀的時候,提一提是必要的。給孩子一些感情上的、文學上的熏陶。孩子們還小的時候,背過一些唐詩宋詞,先是背,然後讓他們懂一些詩裏的意境……”作為母親,茹志鵑女士從未刻意將子女往特定方向培養,甚至不鼓勵他們從事文學藝術工作。

儘管母親不贊成女兒搞文藝,但一切就像命中註定一般,王安憶的人生軌跡終究向著文學步步趨近。十六歲那年,王安憶離開上海,去往安徽淮北農村插隊落戶。在那個物質條件與精神生活都極為貧乏的時期,其文學天賦開始顯山露水。由於擔心女兒身處異鄉,寂寞難耐,再加上自己也處於邊緣狀態,故此,母女相約,通過魚雁往來,尋找生活樂趣。

女兒來信所述,僅為周圍凡人瑣事,但母親卻憑藉敏銳文學嗅覺,發現女兒的觀察與敘述能力。茹志鵑女士説,女兒王安憶“信裏寫了她的勞作,生活,環境,農村裏的小姐妹,老大爺老大娘,寫他們對自己的愛惜,也寫他們的糾紛。我發現寫的這些平常的生活情景,生動,親切,如見其人,如聞其聲。使人看了就難忘。她寫的有些事,我直到現在還記得。比如她們下工回家以後,農村生活的寂寞、刻板,一旦聽見井邊有人吵架,於是在挑水的丟下水桶,在切菜的丟下菜刀,紛紛出去看,結果,人家不吵了,大家就嘆了一口氣,不無遺憾地又回到屋裏做飯。有一年的春天,她來信説,鄉親説燕子不來做窩,這家人一定是惡人,要倒楣的,而她住的那屋子,樑上還是空的。過了幾天她來信報告説:今天早上我一睜眼,就看見樑上有燕子來做窩了。她寫了一些小事,但從這些瑣瑣碎碎的事裏,我了解到她的生活,她的思想感情,甚至她的形象,都能透過紙感覺到”。

數年後,王安憶回到上海,在《兒童時代》雜誌擔任編輯,並正式開啟寫作生活,但母親茹志鵑依然奉行“不去管她,讓她自己去探索,去走路”原則,任憑女兒在文學道路上馳騁。王安憶和我説,隨著自己作品數量增多,母親甚至都不看其作品,更遑論具體指點。茹志鵑女士也頗為得意,以為這樣的“放手”,才促使“王安憶在創作上較快形成自己的一種表現方式,在她的成長道路上,我如果有點作用的話,這恐怕要算一功”。

陳丹青在地鐵裏閱讀王安憶的贈書,淚流滿面

1983年,王安憶與母親茹志鵑一起遠渡重洋,參加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此項計劃由華裔女作家聶華苓參與創辦,每年邀請來自世界各地的作家共聚一堂進行交流與寫作。白先勇、林懷民、余光中、吳祖光、王蒙、莫言、鄭愁予等兩岸作家都相繼參與其間。

聶華苓在《踽踽獨行——陳映真》一文中回憶那年聚會:“那年是中國作家在愛荷華最有趣的聚會。吳祖光詼諧。茹志鵑沉毅。王安憶敏銳,對人對事,都有她獨特的見解,她最引人注意,打兩條小辮,明麗透著點兒靦腆,偶爾冒出一句一針見血的話,多帶批判性的。她對新鮮事物特別有興趣,比其他中國作家活動都多一些。”

這段“愛荷華”經歷,對王安憶的寫作産生重要影響,尤其是同訪“愛荷華”的中國台灣作家陳映真,以及旅居紐約的藝術家陳丹青。我曾經問王安憶,為何陳映真會對她心靈成長和文學發展帶來如此強烈撞擊,甚至在《英特納雄耐爾》一文中感嘆“我從來沒有趕上過他,他卻被時代已經拋在身後了”。王安憶説:“我們剛從知青的命運裏掙脫出來,心中充滿憤怒,要對那個曾經走過的時代進行激烈的批評,但陳映真則認為,相對於同來‘愛荷華’的其他國家的作家悲慘的命運,我所遭受的苦難不值一提。”

雖然,彼此觀念不同,爭論不休,但從聶華苓的文章可以看出陳映真對王安憶投以青眼:“在大陸作家之中,他對年輕的王安憶最關心,最好奇,也最讚賞。那時大陸作家的作品還不能在台灣發表,他在愛荷華一口氣讀完她送的幾本集子。1984年,他將王安憶的《本次列車終點》發表在台灣的《文季》,也許是台灣初次發表大陸作家的作品。他認為‘作為一個年輕一代的作家,她的焦點和情感是明顯地集中在年輕一代遭遇和感受的。她在作品中所透露的批判,雖然沒有大陸年輕一代哲學家的深刻,但她所提起的質疑,卻有王安憶的認真和誠實,感人至深’。”

至於陳丹青,其旅居紐約時的那份孤獨與苦悶贏得王安憶的尊重。王安憶記得當時陳丹青在地鐵裏閱讀王安憶贈他的兩本小説集,淚流滿面。“別人都忙著向西方認同,他卻在向中國認同,”王安憶説。

而陳丹青則回憶,王安憶的《本次列車終點》曾讓他感動:“第一次看到有個同代人寫我們自己的生活,非常高興。記得小説結尾寫主角回城後心裏苦,跑到外灘人堆裏去,家人又去找他回來。這種感覺寫得很對。我小時候不開心,也跑到外灘瞎走。”讀罷王安憶贈予的小説《六九屆初中生》,陳丹青還與王安憶在通信中討論閱讀感受,提出個人意見,並煞有介事地判定《六九屆初中生》只能算是一部拉得很長的小説,而算不得真正的“長篇小説”。

但是,無論如何,王安憶始終看重與陳丹青的對話,有時候難免也會生氣,會有歧見,可是,又會在某一點上達到契合。因此,王安憶將陳丹青稱為自己的“思想伴侶”。

莫言對王安憶説,如果我們倆同時得獎該有多好啊!

説起王安憶文學創作,《小鮑莊》無法繞過。《小鮑莊》與莫言的《透明的紅蘿蔔》發表在同一期文學刊物,並引發讀者關注。作為寫實主義作家,王安憶曾戲言,為何非得“紅蘿蔔”,“紅山芋”似乎也未嘗不可。此話傳到莫言耳中,莫言自然五味雜陳。所以他起初對王安憶略有偏見。

然而,對文學的執著追求,使得他倆愈發融洽。王安憶説,她和莫言同受邀請訪問瑞典。旅行期間,他們同訪瑞典文學院,“莫言非常忠厚,問了句‘諾貝爾文學獎有否可能兩個人同時獲得?’對方説,歷史上有過……”王安憶清晰記得那段有趣的對話。榮獲諾貝爾獎之後,莫言對王安憶説:“如果我們倆同時得獎該有多好啊!”王安憶認為莫言得獎對中國文學最大的影響在於獎勵“持續性寫作”,此話意味著對職業作家的認可與褒獎。

“回顧中國文學史,只有我們這代人才有了真正意義上的寫作。之前的寫作,從‘五四’開始算好了,老是被打斷。只有到了我們這一代,才有了持續性寫作。這才是莫言得獎真正的意義!”王安憶説。不過,雖然莫言得獎是因為其長篇小説,但其實他的中篇小説更佳,因為中篇小説“有所節制,不可能泥沙俱下,而短篇太拘束,長篇又太繁複”。

當然,長篇小説往往會因為故事跌宕起伏,人物命運千轉百回而受到影視工作者青睞。莫言的《紅高粱》便是最好的佐證。王安憶的作品雖然向來與影視劇疏離,但《長恨歌》卻是例外。王安憶對弄堂女兒王琦瑤這一人物的塑造,以及對市井百態、家長裏短入木三分的描繪,顯然來自她對上海這座城市的深刻體察。

王安憶認為,上海寫作只有兩條路

曾不止一次聽王安憶説,小時候住在淮海路,思南路附近,那裏的弄堂結構和房屋佈局頗為奇異,前面是五光十色的巴黎風尚,背後則是柴米油鹽醬醋茶的煙火氣息。生活於此的女孩子必須擁有足夠的定力,方可抵禦繁華與喧囂。事物總是分為兩極,有進取的,也有沉淪的,這一切,才構成生活的本來面目。

因此,《長恨歌》裏的人物或許都不是作者所喜歡的,但卻是真實存在的。更由於人物經精雕細刻,呈現出生命感之後,一個個人物便勾串起一段歷史洪流。

自《長恨歌》後,文學評論界時常將王安憶與張愛玲相提並論。她們都是生活在老上海的女作家,都以上海為背景進行創作,寫作手法和風格上也有相似之處。其實,在王安憶之前,也有人探尋白先勇與張愛玲文學基因的相互關係,白先生給出的答案是,他與張愛玲的文學之路都是“喝《紅樓夢》的奶長大的”。尤其張愛玲創作完全繞過“五四”,直接與《紅樓夢》《海上花列傳》等相延續。

中國台灣作家朱天心將內地作家大致分為兩類:大多數人屬於“三國”係,而王安憶恰恰屬於“紅樓”係。不過,在王安憶看來,張愛玲與“五四”雖然關係緊張,但她仍然從中汲取養料,譬如對人生的觀照,以及對人世的批判。“如果沒有‘五四’,張愛玲的東西與‘鴛鴦蝴蝶派’就可能殊途同歸。反過來説,張愛玲似乎也給‘五四’補了一個缺。‘五四’成長起來的作家對市民生活是持批判態度的。他們覺得民眾是等待他們來啟蒙的,所以,他們不關心日常生活。而張愛玲則關注庸常生活,並從中尋找救贖。”王安憶説。至於自己與張愛玲的根本差別則在於世界觀的不同,張愛玲是冷眼看自己,而她則是熱眼看自己。

也許在王安憶看來,上海這座城市“歷史太短促,物質太多,人們也因此變得不夠浪漫”,所以,她始終不認為備受追捧的《長恨歌》為自己巔峰之作。她甚至提出過一個有趣的觀點,即希望“能用上海的材料來製造一個不是上海的地方”,否則,一個作家實在難以經受這座城市所帶來的挑戰。故此,王安憶認為“上海寫作只有兩條路,一是走出城市,二是走進書齋”。

角兒的作品,終歸會流傳下來

縱觀王安憶《長恨歌》之後的創作,《逃之夭夭》和《妹頭》尚處於上海體系之內,《上種紅菱下種藕》的視角已轉向浙江小鎮,而《遍地梟雄》更是“離譜”,小説全然沒有女性,而是一個純粹的男性世界,王安憶以無窮想像力,將詭異的通俗故事,賦予純文學的格調。

隨之而來的便是像《天香》那樣寫顧繡,《考工記》那樣寫建築的,以文化遺傳的溯源與傳承為內核的作品。緊接著,一部著眼于“一把刀”——淮揚菜的長篇小説《一把刀,千個字》橫空出世。主人公是靠精湛廚藝混跡于紐約法拉盛的廚師陳誠。但凡有過紐約法拉盛遊歷的人都知道,法拉盛是紐約一道奇特風景線,甚至仿佛是一座西方文化包圍的東方文化孤島,活色生香,雲譎波詭。

王安憶説:“我第一次去那裏,便被吸引住了,身前身後的人臉,都有故事,有的找得到範本,比如林語堂的‘唐人街’;比如白先勇的‘謫仙記’;比如聶華苓的‘桑青與桃紅’;七十年代‘保釣’運動;中美建交;中國大陸改革開放。還有找不到範本,原始性的,單是看那寫字樓電梯間的招牌,不知道有多少故事的頭尾:律所、牙科、相術、婚姻介紹、移民諮詢、房屋仲介、貨幣兌換。至於門面後的隱情,完全摸不著頭腦了。”

作者賦予一個淮揚名廚異乎尋常的成長經歷。他降生在冰雪皚皚的東北,卻又陰錯陽差地寄居於上海逼仄的亭子間,繼而蛻變成淮揚係廚師,最終稱雄于紐約法拉盛私人訂制宴席……王安憶以一以貫之的寫實主義手法,將柴米油鹽醬醋茶的滾滾紅塵融入時代潮流的湯湯大河之間,讓軟兜、獅子頭、宮保雞丁、冰糖肘子、雞火幹絲、松鼠鱖魚那樣一些家常小菜映照出日常的火熱,折射出生活的真諦。

那些看似平淡無奇,破碎不堪的人與事,經由小説家的精心黏合,重新還魂,且元氣滿滿,從而堆壘成一條歷史的河流。正如書中人自己所説,“人們總以為歷史是由紀念碑鑄成的,更可能是石頭縫的草籽和泥土”。讀罷全書,意猶未盡,相信《一把刀,千個字》可以像《長恨歌》一樣,再次贏得讀者的青睞,從而創造王安憶又一個文學高峰。

記得數年前,白岩松翩然來滬,我曾約他和王安憶、金宇澄相聚。席間,談及《長恨歌》與《繁花》,白岩松説:“所謂的文學盛世,也不是人人都寫得好,人人都愛寫,只是説,那個時代有五六支豪筆而已。角兒的作品,終歸會流傳下來。”王安憶的《長恨歌》《一把刀,千個字》便應該屬於“角兒的作品”!

曹可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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