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求古今人文傳承！考古學的文化遺産觀

作者：李梅田（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隋唐五代壁畫墓與中古文化變遷研究”首席專家、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文物和文化遺産承載著中華民族的基因和血脈，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中華優秀文明資源。”考古學的目的是通過實物遺存來復原古代歷史，包括重建沒有文字記載的史前史，以及補充和修正歷史時期的歷史，這方面的考古研究已經取得了非凡成就，極大延伸了人類歷史的長度，也豐富了歷史研究的內容。但是，除了重建史前史、證經補史之外，考古學還有一個重要的使命——對文化遺産的挖掘與闡釋、共用與傳承。如果説前者是“作為歷史學的考古學”，後者可稱為“作為文化遺産的考古學”。在中國考古學已走過百年的今天，考古學正經歷著學科理念的一次重要轉型，那就是文化遺産的挖掘與闡釋、共用與傳承，這種文化遺産觀正在深刻影響著今天的田野考古以及考古學術思想。

尋求古今人文傳承是考古學産生的基礎

中國考古學孕育于傳統的金石學，金石學具有“證經補史”的作用，將青銅、石刻等古物上的文字當作傳世文獻之外的史料，可以修正和補充文獻記載的歷史，但金石學産生和發展的動機是對金、石等古物中人文價值的探索。

《周易·係辭》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故有“器以載道”之説；《禮記·樂記》曰：“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故有“器以藏禮”之説。器物承載的“道”和“禮”是無形的，卻通過有形的器物來體現，是來自前代的知識與傳統，是可以被傳承的人文價值。在金石學萌芽的先秦時期，儒家思想家就十分重視古物中的人文思想。孔子“信而好古”“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他的一部分知識就來源於古器物中的“道”，並借助對“道”的闡釋來傳承古代的人文思想。《荀子·宥坐》記載了一個孔子與“欹器”的故事：“孔子觀于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孔子問于守廟者曰：‘此為何器？’守廟者曰：‘此蓋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者,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孔子見到的這件“欹器”不是一般的容器，被懸挂起來時，無法盛滿，也不能空置，只有恰好盛到一半時才能保持端正。顯然，這件供奉在宗廟內的器物不具備實用價值，而是有著特殊寓意的禮器，孔子借助這件古器來闡發他的中庸思想。“欹器”的形象發現于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的一座晚唐墓中，在M216後壁的六扇屏風式壁畫《鑒戒圖》中，以欹器、石人、金人、土人、撲滿、絲束、青草等物品，表達幾種為人處世之道，其中被懸挂的欹器明顯表達了“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的寓意。對“中正”的追求可謂中國文化傳承千年的價值觀之一，士人以之為修身的標準，帝王以之為治世的規範，後世宮廷中也常懸挂欹器作為帝王的警示之物。

承載古代人文思想的還有古跡。司馬遷著《史記》，“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這種“田野調查”除了證經補史外，還有通過體味古風舊俗而“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目的，也是一種人文傳承。

北宋是金石學發展的第一個高峰，知識階層熱衷於對古代金石的蒐求與研究，一個主要動機是借助對商周古器物的研究來復古三代禮制。宋初頒行《三禮圖》，但“未必盡如古昔”，於是興起了以古器物來詮釋古代禮制的熱潮。呂大臨所撰《考古圖》是一部傳承至今的古器物研究著作，然其意義遠在證經補史之外，是借助對古器物的考訂來恢復三代古禮。呂氏家族是這場復古運動的積極倡導者和執行者，一家數代復古學禮，“賓、祭、婚、喪莫不倣古”。從藍田呂氏家族墓地的考古發現看，呂氏極力復古了周代的墓園制度、棺槨制度，而且直接以大量的古器和倣古器隨葬。宋代金石學的作用表面上是“禮家明其制度，小學正其文字，譜牒次其世謚”，實質上是從古器中尋求古代的人文傳統，起到了人文傳承的作用。

宋代以後金石學一度式微，直到清末民初，隨著新發現的甲骨、簡牘等被納入蒐求的範疇，金石學得以復興，但這時的金石學也像其他很多傳統學問一樣，發生了向現代學術的轉型，現代考古學應運而生。

與中國古代的金石學類似，作為歐洲考古學前身的古物學，其最初的動機也是尋求古物中的人文價值及其傳承性。從14世紀開始，歐洲社會興起了從希臘、羅馬等古典文明中尋求人文傳統的風潮，大量古典文明的古物被發現和闡釋。上層社會和知識精英也像北宋的金石學家一樣，把古物當成了比文本更可信賴的人文知識來源，努力從古物中尋求古典文明的價值觀及其與當時社會的聯繫。他們收集錢幣、銘刻、印章、建築物、美術品和其他各類“紀念物”，不但研究它們的年代，更探究它們背後的人與社會；不僅看重古物之美，更將古物當成了古典文明價值觀的載體，認為古物中蘊含的一些價值觀對當下仍有影響。西班牙猶太學者哈比布發現了一塊希伯來文墓碑後，根據所刻詩歌的格式和韻律，認為它是猶大先王亞瑪謝的墓碑，進而得出了16世紀的希伯來詩歌源自聖經時代的以色列又經過中世紀傳承至今的結論。雖然這塊墓碑後來被證明與猶大先王毫無關係，而是一座13世紀的本地人墓碑，但從這一個案可見當時古物學家從古物中尋求人文傳承的熱情。19世紀，工業革命和地質學、古生物學的發展，使得古物蒐求的範圍進一步擴大，獲取和分析古物的手段也越來越科學化，古物學開始了向現代學術的轉型，承擔了重建歐洲歷史的重任，現代考古學在此基礎上應運而生。

無論是中國的金石學，還是歐洲的古物學，其産生和發展的動機都是尋求古物中的人文價值及其傳承性，古物如一座橋梁溝通了古今，使古今文明發生了聯繫，文明得以延續。當金石學或古物學轉型為現代考古學後，對古代遺存中人文價值的挖掘與闡釋、傳承與共用依然是考古學的重要任務。

挖掘和闡釋文化遺産是考古研究的重要內容

現代考古學的誕生意味著金石（古物）研究的第一次轉型，中國的金石學和歐洲的古物學向現代學術轉型後，都被賦予了重建古史或證經補史的任務。在這種理念指導下，田野考古工作一度力求對考古遺存進行全面揭露，將層層疊壓的文化層依次發掘，一直掘到沒有人類活動的生土為止。這對於全面了解遺址的形成、變遷和遺棄過程是非常重要的，文化層猶如一部無字書，記載了人類活動的歷史。但是，考古遺存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資源，即便發掘再科學，一旦發掘結束，一部分遺址也就消失了。現在這種“一掘到底”的工作方法已不是主流，取而代之的是保留一個較為完整的層位，僅對這個層位內的遺存進行揭露。雖然不能完整呈現遺址的興廢歷史，但這個層位的所有遺存具有共時性，能夠相對完整地展現某個特定歷史時期的生業模式、生活方式、組織形式、宗教信仰等，最大限度地保證了遺址的完整性和真實性，因而能夠以更加形象直觀的方式向公眾展示，使得遺址具備了文化遺産的價值。這種田野工作方法的轉變反映了考古學理念的轉變，是考古學的又一次重要轉型，從作為歷史的考古學轉向了作為文化遺産的考古學，考古遺存從學者獨享的歷史研究資料，變成了與公眾共用的文化遺産，考古學家也從歷史資料的建設者轉變為文化遺産的挖掘者和闡釋者。

文化遺産是法律上“遺産”概念的延伸，指可以被繼承的物質資源和非物質的文化創造。首先，文化遺産既包括有形的物質遺産（如建築物、器物、藝術品等），也包括無形的非物質遺産（如民俗、語言、技術、藝術、信仰等），二者正如形而下之“器”與形而上之“道”，是一種相互依存的關係。現代的文化遺産概念已從祖先留下的私人遺産發展為族群的共同遺産，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又延伸為人類的共同遺産。其次，並不是所有的遺留物都能成為遺産，只有經過歷史的選擇與沉澱之後的遺留才是遺産，有著強盛的生命力而代代相承，文明因此得以延續；如果文化遺産沒有得到傳承，意味著文明發生了中斷。再次，物質遺産大多失去了原有的實用功能，但其中蘊含的技術、藝術與思想等人文價值以非物質的形式代代相傳。考古學就是一門致力於挖掘和闡釋古代文化遺産的學科，包括對物質遺産本體的揭露與復原，也包括對其中非物質文化因素的闡釋，前者是手段，後者才是目的，因為考古學關注的不是“物”而是“人”，是古人思考和對待世界的方式，這是一種無形的、但是可以傳承的人文價值。

現代考古學的研究對象非常廣泛，包括聚落與城市、墓葬、圖像、手工業作坊、軍事防禦設施等各種與人類活動有關的遺存，通過考古的手段能夠復原各類遺存的原貌。但是，復原古代遺存並不是為了恢復它們的實用功能，任何一處建築、任何一件器物，今天都已失去了原來的實用價值，但其中的人文因素並沒有消失，值得我們去挖掘和闡釋。如史前聚落體現出的人與自然的和諧共存關係，城市遺存蘊含的管理體制和組織方式，墓葬遺存蘊含的禮儀制度與社會秩序，考古圖像蘊含的倫理道德和思想觀念等，都凝結了古人處理人與人關係、人與自然關係的深沉智慧，其中一些經過歷史的沉澱而代代相傳，成為無法抹去的文化基因。

現在，自然科學技術越來越多地被應用於考古學中，從實物資料中提取的歷史資訊越來越豐富，這使得考古學的闡釋可以更接近歷史的真實。也正因如此，有些研究者認為考古學是一門科學，主張以科學的標準來衡量考古學，這不免模糊了考古學的人文屬性。強調田野工作的規範性、獲取和分析資料的科學性當然非常重要，但它們只是考古學的手段而不是目的。考古資料是人類活動的遺存，關涉人類之“何以為人”、人類思考和對待世界的方式等重大人文命題，對這些人文問題的研究是不能以科學的標準來衡量的。考古學的終極目標是挖掘與闡釋文化遺産中的人文價值及其傳承性，在過去、現在與未來之間架起一座理解的橋梁。

共用與傳承文化遺産是考古學的使命

作為文化遺産的考古學，不再是象牙塔裏的學問，而是將研究成果與公眾共用的學科，當完成了文化遺産的挖掘和闡釋後，還需要以適當的方式與公眾共用，只有公眾的參與才能起到文化傳承的作用。

與公眾共用文化遺産的方式是保護和利用。考古遺存大多比較脆弱，由於自然或人為的原因極易被損毀，這就需要以法律和技術的手段對文化遺産本體加以保護；同時還需在保證文化遺産原真性和完整性的前提下，與公眾共用文化遺産中的人文價值。人文共用是文化傳承的重要方式，但共用並不只是向公眾開放考古遺址，或向公眾進行宣傳教育，而應讓文化遺産中的人文價值融入公眾的生活，使之延續併發揚光大，只有這樣才能起到文化傳承的作用。為了遺産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以前個別地方的“申遺”活動往往將遺址內的居民全部搬遷，但遺産地居民的缺位恰恰是對遺産原真性和完整性的破壞。離開了人類活動的文化遺産將會割裂歷史的記憶，是不利於文化遺産的保護與傳承的。遺産地居民與遺産的創造者之間有著天然的情感聯繫，他們對遺産中的人文傳統有著深切的認同感，有些傳統和價值觀還在他們的生活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理應發揮他們在遺産保護與傳承中的主體作用。

由於人類文化的差異，文化遺産的傳承中也有“我們”和“他們”之別，“我們”自然是本土文化遺産的傳承主體，通過“我們”的傳承，古代的一些優秀人文傳統得以綿延不絕，文明得以延續。中國古代文明建立在多元一體的文明格局基礎之上，具有極強的延續性，現代中國人自然是中國古代文化遺産的主體傳承人，通過人文傳承而延續文明，有益於增強文化認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産公約》，不論哪國的文化遺産都是全人類共同遺産的一部分，當一些文化遺産遭受人為或自然的破壞時，整個國際社會都有責任通過提供“集體性援助”來加以保護，這種援助是本土文化遺産保護行動的有效補充。目前，有些國家和地區的文化遺産資源正面臨戰爭或者經濟開發的嚴重破壞，我們有責任在相關國際公約的框架下，大力開展境外文化遺産的保護。近年已有越來越多的中國考古工作者走出國門，在中亞、東南亞、南亞、中美洲、非洲等地開展了國際考古合作，對一些重要的瀕危文化遺産給予極有成效的保護性援助，展現中國負責任的大國形象，體現了博大的人文主義精神，這是一種更高層次的人文共用與傳承。

《光明日報》（ 2022年06月15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