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樂文明•傳承優秀傳統文化（八）｜禮，要守中

 【編者按】禮樂，是中國文化的標誌。中國自古號稱“禮義之邦”，禮樂之道為中國人確立了共同的價值理念和行為準則，中華民族也由此成為多元一體的偉大民族。了解禮樂文化，是了解中國文化，也是中國人自我理解的重要前提。民族復興需要文化自信，禮樂文明正是我們堅定文化自信的底氣。

中國網文化中國頻道特別推出“禮樂文明·傳承優秀傳統文化”欄目，闡發禮文化的內涵，揭示其精神真諦，探討如何發掘其中的精義，加以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提升大眾的文化自信與文化自覺，助力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今天推出第八篇《禮，要守中》。

宋逸民

在中國文化裏，“中”是一個非常美的字眼。簡單的字形裏，蘊藏著無窮無盡的哲思，也保存著“中國”之為“中國”的基因密碼。至今，在河南和魯西南的方言裏，還經常用“中”來表示肯定，蘊含著價值判斷，意思就是“好”。從歷史上看，“中”更多為儒家所推崇，是儒家的核心價值。不過，《老子》第五章所謂“不如守中”，恰可以代表儒家的一種追求。可以説，“中”閃耀著中華文明的精神，而“守中”透露著先哲們的智慧，成為君子、士人所不斷追慕的境界。

既然“守中”在古聖先賢那裏是如此崇高，那麼，如何才能真正達到中道，實現中庸呢？孔子曾説：“夫禮，所以制中也。”“禮”是來實現中庸、中道的。這實際上為我們揭示了“禮”與“中”關係的兩個維度，一方面，“制禮”需要“守中”；另一方面，“行禮”得以“守中”。

紫禁城中和殿所懸“允執厥中”匾額

所謂“制禮”需“守中”，意味著“禮”應以“中”為價值旨歸。這裡的“中”就是指恰到好處。對此我們所熟知的表述方式，就是《論語•學而》中的名章，“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古人在制定禮的時候，已經充分考慮了各種各樣的情況，做了合理合情的安排，既不能多，也不能少，以實現恰到好處。所以，《禮記•禮器》篇中才説：“先生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稱也。”以“稱”來概括制禮需要恰到好處真是再恰當不過了。“稱”在漢語中有“合適”“合宜”的意思，與“中”義通。《弟子規》中説：“衣貴潔，不貴華。上循分，下稱家。”就是告誡我們，衣服所貴不少豪華而是乾淨整潔，穿衣要合乎自己身份，也要和家庭條件相稱。唯其相稱，才能得體，得體方“中”。

所謂“行禮”得以“守中”，就是説要通過踐行禮樂規定，各種言談舉動才能達到恰到好處，換言之，禮的最終目的是通過“制中”來實現“得其宜”，這正是儒家非常看重的修身工夫。《中庸》上説：“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所以，人們只有按照“時中”的態度來行禮，才能真正符合禮的精神，即“中以合禮”。

行禮的“時中”，首先關涉到一個頻率的問題。《禮記·祭義》説：“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這句話是説，祭祀不能過於頻繁，過於頻繁就會讓人産生厭煩情緒，一旦有了厭煩情緒就會不恭敬。祭祀也不能過於稀疏，過於稀疏就會使人怠慢，怠慢了就會漸漸忘卻祖先。這就體現了理與情的和諧。孔子有個弟子叫子路，曾經做過季氏的家臣。在一般印象中，子路是質而無文，甚至有時魯莽粗鄙，不合於禮。但其實，子路在孔子的教誨下，對禮也是非常熟稔的，尤其難能可貴的是，子路更能把握禮的中道精神。據記載，有一次季氏家舉行祭祀，儀程複雜，拖拖拉拉，沒有章法，“逮暗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本來參禮者都十分肅敬，最後卻變得倦怠不堪。那些管事的人，居然“跛倚以臨祭”，歪歪斜斜，鬆鬆垮垮，十分不敬。這就是因為禮之“數”與“過”，參禮者出現倦怠是必然的。而如此一來，就與“祭思敬”的初衷背道而馳了。後來又一次祭祀，由子路負責主持，有板有眼，規範清晰而明瞭，儀程緊湊不拖遝。孔子了解這一情況後，高興地讚嘆説：“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對這位弟子做出了高度的肯定。

人與人交往，在表達敬意時應該注意把握分寸。過分熱情，過分施禮，會讓對方感到不自在，會不知所措，就失去尊敬的本意。反之，如果禮過於簡單，就是一種不及。“禮過簡則慢”，過於簡陋的儀式就顯得怠慢，讓對方覺得不受重視。

其次，行禮的“時中”，也要注意對象。人的關係有親疏遠近之分，因此在處理不同的關係時，就應該有所區別，忽視了這一點就往往“非禮”而“不中”。過分的親熱，尤其是無緣無故的親熱，會被人懷疑有不良動機。所以，到一個陌生的場合，與不熟悉的人交往，言行就應該謹慎。有的人，自來熟，與不熟悉的人相處，過分親熱，口無遮攔，行為不知檢束，忽視了應有的分寸感，就會令人生厭。反過來，如果與較為熟悉的親友在一起，還處處畢恭畢敬，一本正經，沒有私人間該有的輕鬆、熟絡，失去了親友間應有的親熱，反而有拒人千里之外的嫌疑，已經失去了“禮”的初衷了。而如果懂得理解這種親疏遠近而去尋找“度”，一個人的言行就會彬彬有禮，會增進彼此的信任。

學術界多年來盛傳一個“清華國學院四大導師”的傳奇故事。這四大導師是當時赫赫有名的梁啟超、王國維和年輕的陳寅恪、趙元任。而將這四大導師敦聘到國學院的，與一個人有關。這個人就是吳宓。吳宓是哈佛歸來的學人，是《學衡》派的骨幹，1925年初受聘清華學校，任清華研究院國學部主任。《吳宓自編年譜》1925年2月13日條記載：“宓持清華曹雲祥校長聘書，恭謁王國維(靜安)先生，在廳堂向上行三鞠躬禮。王先生事後語人，彼以為來者必西服革履、握手對坐之少年，至是乃知不同，乃決就聘。後又謁梁啟超先生。梁先生極樂意前來。”王國維是一位非常傳統的學者，格外看重禮。而吳宓能夠根據對象的不同，採用不同的禮儀，表達對對方的尊重，獲得對方的認可。這是非常明智的。禮，就是要考慮對方的感受，而不是以自我為中心。吳宓先生這一做法，值得我們深思。

中道就好像一個制衡器、調節機。行禮除了需要把握“時”以守中，更需要強調“度”。度産生於人的生産與生活之中。比如上古先民製造青銅器，其中合金的成分及其比例，就是一個“度”的問題。對這個“度”的掌握可能要經歷成百上千次的實驗、失敗才會逐漸摸索到。其實，人類所製造的任何一件器物，大到建築，小到把玩，都有個度的問題。書法學上有個“法度”的概念。一個孩子練習寫字，一旦掌握了其中的法度，也才算是會書法了，否則永遠是寫字而已。我們常説“過猶不及”，其實就是一個“度”的問題。禮也是如此。各種各樣的禮，“曲禮三千”“威儀三千”，紛繁複雜，一個人能夠做到時時處處行為舉止合乎“禮”，既端莊又優雅，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不管是古代的貴族，還是今天的紳士，那種合禮的風度，並不是原本如此，而是源於規訓。沒有長時期的訓練，很難對禮得心應手，所謂“習慣成自然”。我們知道，“中”還有一個讀音為“ zhòng”。《中庸》講“發而皆中節”的“中”就讀作“ zhòng”。“中”就是成功地實現了目標，合乎應有的法度。禮儀的訓練，最後的結果便是“無不中禮”。這樣一種境界，被孟子大加讚譽：“動容週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孟子·盡心下》）唐代的李翱在《復性書》裏也強調：“動而中禮，禮之本也。”

再以喪禮為例。孔子説：“喪盡哀。”一個人如果過於悲痛，以至因此而毀壞了身體，那麼也違背了喪禮本義。子夏是孔門“文學”科高足，據説儒家的很多經典都是由他傳下來的。孔子去世後，子夏到魏國做了魏文侯的老師，非常受尊重。子夏晚年，他的兒子死了。白髮人送黑髮人，其悲痛可想而知。他因傷心過度，把眼睛哭瞎了。曾子前去弔唁時，就批評子夏未能遵守中道，不能做到孔子強調的“哀而不傷”。當然，在一些世態澆漓、人情淡薄的時代，恐怕又往往走向“不及”，有的甚至毀棄禮俗而洋洋自得，敗壞人心而不自知。

古人很重視以“守中”與否來觀察人、評判一個人是否“守禮”。《禮記·禮器》記載説：“管仲鏤簋朱纮，山節藻棁，君子以為濫矣。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為隘矣。”管仲生活奢侈，“鏤簋朱纮”就是使用的“簋簠”等器具上都精雕細刻著多種花紋，戴的帽子上綴著紅紅的帽帶。“山節藻棁”就是説他住的房子，連鬥拱上都刻繪著山嶽圖形，連樑上短柱都裝飾著精美的圖案。足見其生活之“奢”，甚至近乎“僭”；而晏嬰則恰恰相反，一生節儉，連祭祀先祖時所用的犧牲都很小，放在盛放的器物“豆”中，居然還沒有掩蓋住“豆”的口沿。穿戴著陳舊的衣冠上朝。足見其生活之“儉”，甚至近乎“吝”。其實，不論是管子還是晏子，都是孔子素所敬仰的賢人。我們知道，孔子曾經盛讚管子“如其仁，如其仁”！也多次讚美晏子：“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但是在“禮”這一點上，孔子也好、後儒也罷，對這二位還是頗有微詞的。孔子批評管子：“管仲而知禮，孰不知禮！”如果管仲懂得禮的話，哪還有誰不懂得禮呢？批評是很嚴厲的。之所以説他們二位不懂禮，是因為管子與晏子都沒做到“守中”。

再來看我們的孔夫子：“溫良恭儉讓”，出處語默、動容週旋“無不中禮”，君子翩翩，優雅端莊，美在其中！確乎如《中庸》所説：“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作為生命的學問，儒學並不是——更嚴謹地説是——不僅僅是一種知識，而是一種生活方式、生命狀態。通過“禮”之“修身”實現身體之美的呈現，進而綻放出生命的中道之光。這才是我們要“學禮”“知禮”的最大理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