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水下封存的歷史重見天日 發展中的中國水下考古

【考古中國】

作者：孫鍵（國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水下考古研究所所長）

編者按

我國是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也是海陸兼備的大國，不僅有廣袤的陸域疆土，而且擁有綿長的海岸線和遼闊的海洋國土。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進程中，在輝煌的黃土文明之外，我們的祖先也創造出了燦爛的藍色文明。我國水域內遺留下了數量眾多、類型豐富、價值巨大的海洋文化遺産。

水下考古，便是當今人們走近、認識、解讀這些海洋文化遺産的無可替代的重要手段。在今年“自然和文化遺産日”到來之際，本刊特邀國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水下考古研究所所長孫鍵撰文，向讀者簡單介紹水下考古的重要性及我國水下考古的現狀。

華光礁一號沉船水下測繪作者提供/光明圖片

人類對自身的歷史具有天生的好奇心和探索欲，而文明的發生、發展與水密切相關。水體面積佔據了地球表面的71%以上，無疑是封存人類過往的重要場所。正如地質學家查爾斯·萊伊爾（Charles Lyell）所言，“在人類歷史演進的過程中，海底聚集的人類藝術品和工業紀念物的數量可能比大陸上任何一個時期保存的還要多。”海底亞特蘭蒂斯的神話由來已久，在中國自古以來亦有泗水撈鼎、滄海桑田的傳説，可見人類對於淹沒在水下的歷史文化遺存的好奇與嚮往由來已久。

1讓水下封存的歷史重見天日

作為海陸兼備的文明古國，我國水域內遺留下了數量眾多、類型豐富、價值巨大的海洋文化遺産。作為我國文化遺産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們是中華民族勤勞智慧和非凡創造力的結晶，是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文化的重要載體，也是國家文化軟實力的重要資源和基礎。

20世紀80年代末，水下考古學這一概念被引入中國。經過我國水下考古人員堅持不懈的努力，水下考古學已經在中國紮根、發芽併為大家所接受。

三十年來，從北疆邊陲到南海之濱，從遠古時代的石器陶器到近代的甲午戰爭沉艦，從近海潮間帶到西沙北礁深海，在我國渤海、黃海、東海、南海四大海域，在長江、漢江、鄱陽湖、太平湖、東平湖和京杭大運河等內水水域，都活躍著水下考古人員的身影；借助我國海洋科技的發展，水下考古工作者使用“深海勇士”號深潛器，實現了在千米水下開展深海考古調查。

三十年來，中國水下考古工作者通過艱辛努力，對遼寧綏中沉船、西沙華光礁沉船、廣東南海一號、南澳一號沉船、福建聖杯嶼沉船、長江口二號沉船展開了一系列的考古調查發掘工作，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保存完好的“南海一號”宋代沉船、“南澳一號”明代沉船，讓我們真切看到了中國古代海洋貿易和對外交往的繁榮興旺，説明早在15世紀大航海時代之前，不同文明之間就廣泛存在交流，各個地區、各個文明既是傳播者，也是受惠者；中國在世界航海史、文化交流上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對世界文明進步作出貢獻，也因交流融合而獲益。

“南海一號”出土的金胸飾作者提供/光明圖片

三十年來，持續開展的南海諸島的水下考古，華光礁一號、珊瑚島一號等重要沉船遺址的考古發掘，不僅實證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繁榮興盛，而且充分表明我國先民經略南海的悠久歷史，更是我國對南海海域無可爭辯主權的實物見證，為維護我國海洋權益、捍衛領土完整提供了重要依據。丹東一號（致遠艦）的發掘對於研究中國近代史上改變了中國乃至世界歷史走向的悲愴一幕提供了翔實可靠的資料，也是愛國主義教育的最佳實例。綏中沉船、南澳一號、丹東一號（致遠艦）、南海一號沉船考古發掘分別獲評1993、2010、2015、2019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2用紮實工作為世界提供中國方案

有著數千年文明史的中華民族，在內陸也有無數的遺跡被覆蓋于水下。

位於重慶朝天門碼頭的“豐年碑”、涪陵白鶴梁歷代題刻、雲陽龍脊石題刻被稱為長江中游的三大石刻碑群，不僅記錄了長江歷年的水文資料，而且具有很高的文學藝術價值。因長江水位變遷，“豐年碑”已完全沒于水下不得見。為配合三峽水庫的建設，我國水下考古工作者已分別對白鶴梁、龍脊石進行了水下調查。白鶴梁題刻保存完好，被譽為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和世界罕見的“水下碑林”，是長江三峽水庫淹沒區內最早被定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遺址。在水下考古調查研究基礎上設計建造的白鶴梁水下博物館，獨具中國特色，成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面向全球推廣的經典案例。

均州古城是武當山朝聖之路的起點，因丹江口水庫的修建而沉入庫底，著名的凈樂宮、迎恩橋、滄浪亭等也因此深藏在水下四十余米處；廣東南海西樵山古代採石場是珠江流域人類生産生活的歷史剪影，開採年代達千年之久，因自然原因成為水下洞窟。我們通過水下考古調查發現，因為有水體的保護，這些遺址免受人為破壞，反而保存較好，成為了解研究古代社會的絕佳標本。水下考古工作者還將視野擴大到中華文明探源，早期中華文明人地關係研究，在東南沿海地區開展了大量實踐工作。

我國的水下考古工作並未囿于國內，而是文明交流互鑒的一種途徑，中國外交的“金色名片”。中國的水下考古工作積極配合國家“一帶一路”倡議，落實海上絲綢之路考古研究，搭建國際合作研究平臺，赴外開展多項聯合考古項目。東非肯亞水下考古項目，深化了中肯海上絲綢之路研究；在沙烏地阿拉伯落實中沙兩國元首達成的共識、推動文化遺産領域合作交流，塞林港遺址考古成果豐碩，社會反響巨大，得到了兩國各界的高度評價；“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水下考古培訓班，為伊朗、沙烏地阿拉伯、泰國、柬埔寨等國培訓學員，成為雙方進一步合作的橋梁；與法國、日本、南韓、印度尼西亞、新加坡、越南、柬埔寨、伊朗、印度等國家，通過定期舉辦學術會議，交流研究成果。廣泛而深入的合作與交流，不僅擴大了中國文化遺産保護事業的影響，也為世界文化遺産保護提供了中國方案。

“南海一號”沉船整體打撈現場作者提供/光明圖片

3以法律規章來確保水下遺産安然無恙

國家重視與法律先行是中國水下考古事業發展的最重要前提與保障。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體學習時強調，“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是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是當代中國文化的根基，是維繫全世界華人的精神紐帶，也是中國文化創新的寶藏”，“文物和文化遺産承載著中華民族的基因和血脈，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中華優秀文明資源”。

中國是世界上較早對水下文化遺産進行專門立法保護的國家之一，早在1989年國務院就發佈施行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水下文物保護管理條例》，明確規定水下文物屬於國家所有，國家對其行使管轄權。

在新形勢下，為應對當下中國水下文化遺産保護的實際需求，並放眼未來水下文化遺産保護的發展，歷經多年的修改，2022年4月1日，修訂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水下文物保護管理條例》（下簡稱新《條例》）由李克強總理簽發頒布。新《條例》對多年來中國水下文化遺産保護實踐中面臨的問題進行了針對性的修改。比如，將水下考古納入了基本建設考古內容，考古前置以有效防止水下文物遭受大型基本建設工程的破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借助海洋工程、大型基本建設，更廣泛地調動社會資源和提高水下遺産保護的效率。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水下文物保護區”概念的確立，是工作理念由水下考古向水下文化遺産保護髮展的結果。將水下文物分佈較為集中、需要整體保護的水域劃定公佈為“水下文物保護區”，充分體現了保護為主的導向作用，這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本世紀初通過的水下文化遺産保護公約理念相一致。在管理上，新《條例》明確了國家、地方各級政府的職責範圍，細化了保護需求；新《條例》強化了在實踐層面上的可操作性，對今後打擊破壞、盜撈水下文物的行為，綜合開展水下遺産保護提供了更為完善且具操作性的法律制度與管理依據。

縱觀中國水下考古的發展，能夠守正創新、勇擔重任、銳意進取，正是總書記關於文化遺産保護工作理念的最佳詮釋。通過助力落實“一帶一路”倡議，努力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中國水下考古不斷為國際社會提供水下文化遺産保護的中國方案，提高了中國的影響力和話語權，又為新時代的文明交流互鑒作出了突出貢獻，是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考古學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光明日報》（ 2022年06月12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