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華談枕邊書

主持：宋莊

小時候你對作文是不是很有興趣？

余華：興趣倒也談不上。反正我一學期寫四五篇作文都是“良”，所以我也沒有太在意。但是，到了初中馬上不一樣了。讀初一的時候，我的語文老師叫韓暉，是個女老師，我的每篇作文都被韓老師作為範文，在課堂上讀給同學們聽，告訴他們寫作文應該要像我這樣寫。到了初二，語文老師叫陳寧安，他對我的作文也比較讚賞。高中語文老師是何成穆。他使我一生中第一次“當官”了——讓我做語文課代表。現在回想起來，好像也是我迄今為止做得比較大的“官”了。當時，有部電影叫《春苗》，我們就成立了一個“春苗小組”，由我發起的。專門出黑板報。

好像還編過報紙？

余華：對。當時有學工、學農和學軍，像高中生學軍，有時一齣去就是五六天，學軍期間要出《學軍快報》。何成穆封我為《學軍快報》負責人，然後讓我招一個助手，我就招了當時我最好的一個朋友，叫姬漢民，然後又招了一個會用蠟版刻字的，叫朱學范。因為自己的文章太多，我當時還用了一個筆名，叫畢獻文，這也是我到現在為止唯一一次用過的筆名。

除了自身的經歷之外，你們這一代作家，都受過很多外國作家的影響。您曾專門寫了很多談外國作家作品、談音樂的隨筆，是有意識地進行這方面的知識儲備？

余華：《許三觀賣血記》寫完之後，我又開始寫一個長篇。但怎麼寫都不順，後來就擱下來了。那時候是1996年，剛好汪暉去《讀書》當主編。他約我為《讀書》寫點讀書方面的文章，我就給他寫了一篇《布爾加科夫與〈大師和瑪格麗特〉》。當時汪暉特別喜歡，將這篇文章發了頭條。後來這期雜誌出來了，得到了一片讚揚聲。結果我又陸陸續續給他寫隨筆了。我發現人在任何時間都需要鼓勵的，鼓勵很重要。那時候我還沒有完全想寫隨筆，但是這麼一鼓勵，我就高興地去寫隨筆了。

閱讀在你的創作中佔有很重要的成分？

余華：蘇童對我的評價説是我記憶力好。其實我的記憶並不好。他説，我寫的文章裏面有很多東西他都讀過，可他當初感覺很好，後來就忘了。我説我要是不寫隨筆，我也想不起來了，博爾赫斯的那個比喻，可以説是讀到現在為止所有文學作品裏面我最喜愛的比喻之一，寫達米安死的時候，寫他在荒原上消失的時候，“仿佛水消失在水中”，還有什麼比這個更乾淨的消失呢？博爾赫斯的作品我非常喜歡，他語言簡潔，所以我特意寫了一篇隨筆叫《博爾赫斯的現實》。

你對博爾赫斯的作品讀得很透。

余華：他的東西，能看到的我基本上都讀過。我看到有一篇文章，是編輯他英語詩歌集的喬瓦尼寫的，其中説博爾赫斯喜歡不斷地修改自己過去的舊詩作，他的所有修改都是不斷地去除語言中的巴洛克的裝飾性，表現出他對平常詞彙的更多關心，這是非常重要的。博爾赫斯有這樣一種本領，讓我很羨慕。

你所讀到的很多作品，特別是在你的隨筆裏所談到的一些作家作品，常常游離于公眾比較關注的作家作品之外，比如布爾加科夫，你是怎麼發現的呢？

余華：布爾加科夫是格非向我推薦的。後來我找到了他的《大師和瑪格麗特》，讀完以後感觸太深了，第一次發現社會主義國家裏出現了一位文學大師。

讀你的隨筆，我發現你對很多作品的闡釋，跟一般人的體會完全不一樣。這是不是跟你作為一個專業作家的閱讀方式有很大關係？

余華：故事人人都會編，都可以編出一個離奇的故事。但是，同樣一個吸引人的故事，換一個人去寫就不一定吸引人，問題在哪兒呢？問題就在於那些不經意的地方，他沒有捕捉到，他不是一個好作家。在我們認為不經意的地方，他往往能夠顯示出他的偉大來。

比如尤瑟納爾有一部小説，她寫人頭被砍下來以後，頭掉在地上，結果那個人頭又安到脖子上來了。這是一個奇妙的小説，尤瑟納爾作為一個好作家與差作家的區別在哪？就像魯迅寫孔乙己來的時候，他要是腿不斷，就不用寫他走來，他腿斷了，魯迅就必須寫，那麼怎麼寫，他就用這種方式寫——原來是用那雙手走來的。尤瑟納爾也一樣，她寫那個人的頭被砍下之後，流了血之後，又安上去，這個人重新回來的時候，脖子上圍了一塊奇怪的紅色圍巾，這個象徵著鮮血，這一筆，這個增加上去的道具，表達了文學中的他異性，這是非常了不起的。

你在閱讀的時候，往往注重的是那些不經意、不起眼的地方，從那些不經意的地方來判斷大師的藝術水準？

余華：這好比我們建立了一個故事大廈，那個故事大廈是怎麼建立的？應該是用磚砌起來的。你用的是什麼磚？你用什麼方法去砌？有很多人砌得歪歪斜斜的。可以説，百分之九十九點九的作家，都是這樣的，而只有百分之零點零零零……很多零之後的一，才是不一樣的。所以你讀那些偉大的作品，經常在那些小地方被它深深地震撼了，就是有這種感覺。那才是大師。

你在處理人的生命狀態、確立敘事哲學的時候，很多成分來自這種精細的閱讀？

余華：有一次，我跟蘇童兩個人在台北，《中國時報》編輯楊哲拉我們到一個很大的礁石上的茶座裏聊天，深更半夜了，我們又都沒有睡好，困得不得了，然後我們就談自己喜愛的作品。我發現我跟蘇童所喜愛的作品在許多地方不一樣，蘇童就説了一句：余華喜愛的是很強烈的東西。我發現蘇童説的是對的，我確實喜歡比較強烈的東西，而蘇童是喜歡比較平靜的，喜歡那種比較寧靜的作品。我喜歡的作家，像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包括福克納，都是很強烈的作家，而蘇童喜愛雷蒙德·卡佛，説實話我對這個作家不是那麼喜歡。

你有一本隨筆集專門談音樂，你也公開地説音樂影響了寫作？

余華：我覺得音樂在敘述上能給人許多的幫助。寫《許三觀賣血記》的時候，我就親身經歷了這種感受。我是1993年真正地迷戀上古典音樂的，我的全面的文學底子給我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因為藝術是相通的，所以欣賞音樂的時候，我可以非常快地進入，而且沒有絲毫障礙。那個時候，對我産生很大影響的，是巴赫的音樂。

這在《許三觀賣血記》中體現得比較明顯，尤其是整個敘述節奏的不斷往返和重復，起伏和回落，都非常單純。

余華：我非常喜歡這樣。巴赫是這樣一個作曲家，他是那個時代最世俗的一個作曲家，可是到了後來人的眼裏他卻是最神聖的。巴赫就是這樣的。我尤其喜歡他的兩部作品，一部是《平均律》，音樂上的術語叫鋼琴奏鳴曲；另一個就是他的《馬太受難曲》。《馬太受難曲》是一部大作品。兩部作品的風格都是一樣的，極其單純，也極其有力。《馬太受難曲》我聽的那個版本有將近三個小時，大概裏面的旋律也只有一首歌多一點，不到兩首歌，翻來覆去，獨唱，對唱，合唱，男聲的合唱，女聲的合唱，男女聲的合唱，通過這種交換，你會發現充滿了力量。這時你就會感覺到，單純是非常有力的，它能夠用最快的速度進入人的內心。所以我為什麼非常喜歡魯迅，我就喜歡魯迅作品中的速度，他的速度不僅存在於敘述中，敘述非常地快，迅速，同時也存在於閱讀中，你能夠一下子就進入了，感到就像是一把匕首插進來，沒有任何多餘的東西，什麼磨磨刀啊，晃一晃啊，嚇唬嚇唬啊，説一些廢話，沒那麼多，直接就進來了。

在音樂裏你其實感受更多的是跟敘述相關的那些節奏、速度？

余華：不僅僅這些。我為什麼喜愛音樂，因為我認為音樂也是一種敘述性的作品。它和文學作品一樣，是流動的。但是，我為什麼更願意到音樂裏去體會一些敘述的美妙呢？因為你要是讀《戰爭與和平》，去了解它的敘述結構，一個月都做不下來，腦子裏會很亂，但是你要是聽一部偉大的音樂作品，也就是幾個小時就聽完了，而且你是在享受中聽完的，很輕鬆地，你就了解了它的敘述力量是怎麼産生的。

包括音樂，包括很多重要作家的作品，你現在都在認真地欣賞和體會，並且還在這些方面寫了大量的隨筆。這些積累，會不會對你將來的創作産生比較大的影響？

余華：我覺得會産生非常好的影響。因為我又重讀了過去很多重要作品的篇章，甚至可以説是原著重讀，包括《城堡》，我就是重讀的，而且我的閱讀感受有不少的變化，過去我迷戀的東西，有些我依然迷戀，有些我現在反思了。

（本次採訪得到洪治綱先生的大力支援，特此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