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尋宋韻的歷史深致

　　《聽琴圖》（局部）（傳）（宋）趙佶 繪

　　《千里江山圖》（局部）（宋）王希孟 繪

宋史專家鄧廣銘先生認為：“宋代的文化，在中國封建社會歷史時期之內，截至明清之際的西學東漸的時期為止，可以説，它是已經達到了登峰造極的高度的。”作為中華文明演進過程中的重要歷史時期，宋朝一直廣受關注。而多元包容、百工競巧、追求卓越、風雅精緻的宋韻文化，更以萬千的氣象，被譽為中國古典文明的歷史高峰。

無論是從綿密深厚的古韻中探賾鉤深，還是在當代畫卷的描摹上開新致遠，獲取有關宋韻文化的整體認知，都是一件于文化建設有益的事情。筆者為“宋韻文化傳世工程”所著的導覽性著述《宋韻文化簡讀》，或能為宋韻文化的解讀與建構，提供一些思路。

韻之內涵

何謂“宋韻”？

關於“宋韻”，目前研究或言辭中，有的取“韻”字之“意味”“風味”“趣味”涵義，偏于物質感受。比如焚香、鬥茶、插花，從生活美學層面玩賞品味宋人生活之精緻。有的取“韻”字之“情韻”“氣韻”“神韻”涵義，偏于藝術感受。比如詩詞、書畫、琴棋之類，從藝術審美層面感嘆體會宋人藝文之風雅。

由此可知，生活與藝術，是宋韻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宋人的生活美學和藝術風雅也確實賦予了宋韻以獨特的氣質。

然而，如果需要理解一個時代的精神特質，系統提煉其優秀文化元素，對宋韻文化還應有更為全面深刻的認識。既不能局限于對“韻”字作狹義的字面理解，也不能不做辨析、不加選擇地將其等同於包羅萬象、良莠並存的兩宋文化。認識理解宋韻文化，需秉承實事求是、理性客觀的認識態度，才能透過現象看本質，準確把握一個時代的歷史“底盤”，提升宋韻文化的基調和品質。

例如，關於宋朝雅韻，有文章以《夢粱錄》中“燒香點茶，挂畫插花，四般閒事，不宜累家”的記載為據，將香、茶、畫、花視為宋人生活精髓，極為讚賞。然而通觀兩宋香事，在“雅”之外，還有種種不利，如香料流通不産生價值，朝廷通過對香料實行博買、禁榷，抬高國內香料價格，坐收其利，實際上是對國民財富的變相掠奪；以香料的奢靡消費刺激經濟，但是生活奢侈破壞了經濟的健康發展；使用出口絲綢、瓷器賺得的財富大量購買作為奢侈品的香料，在某種程度上是虛耗國力。

再如，關於宋朝文氣，有文章認為宋廷“崇文抑武”的基本國策、“與士大夫共天下”的文官制度，使得宋代文人有極高的待遇，兩宋因之成為文人們“最好的時代”。兩宋確實有北宋仁宗時期的“嘉祐之治”，涌現出蘇軾、蘇轍、曾鞏、程顥、張載等文化名人，南宋宋孝宗時期相對寬鬆的政治文化生態，産生了朱熹、陸九淵、呂祖謙、陳亮、葉適等學術名家群體。然而，宋朝也不乏烏臺詩案、元祐黨案、元祐學禁、慶元黨禁等嚴酷文禁，兼有蔡京、秦檜、韓侂胄、史彌遠、賈似道等權相專權朝政，以致士氣低落。

由此可見，唯有全面了解，客觀分析、理性評價，棄其糟粕、取其精華，才能得以窺見“宋韻”全貌。

筆者所理解的宋韻文化，特指兩宋文化中優秀的文明元素、內在精神和傳延至今的文化價值，體現在兩宋社會生活的眾多方面。例如日常生活領域的物趣之韻、生産技術領域的匠心之韻、社會運作領域的秩序之韻、發現發明領域的智識之韻、學術思想領域的思辨之韻、文學藝術領域的審美之韻等等，呈現為精良裕如的經濟生産、獨步時代的科技高峰、開放包容的社會風貌、奧義紛呈的學術流派、理性內斂的文學精神、清簡雅正的藝術審美、深沉壯闊的家國情懷、探幽索微的人生哲思等形態。它們既是中華文明進程中來自一個時代的整體節律，也是古典傳統超邁俊逸的具象顯現，根脈悠長深遠、地理網路龐大、歷史邏輯井然，以其具有文化創造價值和歷史進步意義的文明成就，匯聚成獨特韻致，迴響于歷史時空。

除全面、客觀、理性看待“宋韻”之外，須知，一個時代景象的形成，還與其社會母體有千絲萬縷的內在聯繫。

即便是被視為最具“風雅”特色的宋朝詩詞書畫，也並非脫離社會的獨立存在。在其情節、故事、線條、色彩等藝術形式中，蘊含有深切的時代關懷、深刻的社會思考和深沉的思想結晶，飽含著江山社稷、文明延續等嚴肅主題，更因南宋的時代風雲而愈顯沉重。陸游、辛棄疾、文天祥等詩人詞家，萬般思慮集于國恨家仇，悲憤沉鬱，壯懷激烈，表達著對家國時局的關切之情，體現出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兩宋文學藝術不僅有文人的閒情雅趣，更有廣闊的生活世界和人生萬象。以南宋繪畫為例，許多畫家都創作過耕織圖、牧牛圖、貨郎圖、嬰戲圖等反映民間百姓生活的作品。小情小調的吟咏難以取代深重嚴肅的歷史喟嘆和深切廣大的人文關懷，只將風花雪月視為宋韻文化的片面認知，不僅予人“不知亡國恨”之感，也是對客觀歷史的輕慢不敬。

韻之精神

在宋韻文化紛繁多元的各色韻致中，體現其內在特質的精神譜係，是構成宋韻最根本的內核所在。筆者認為，“宋韻”實具備以下精神。

以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內核的民族精神。縱觀中國歷史各個時期，對“一個中華”的認同始終一脈相承。兩宋時期雖有政權與軍事上的對抗，但各民族間交往歷時長久、融合程度深厚，均秉持華夏一體的文化認同意識，共同實現了北部邊疆與中原地區的一體化整合，豐富和深化了多元一體格局的內涵，為元明清時期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最終成熟奠定基礎，也將理念、制度、文教、禮儀、典籍等中華文明影響力傳播至東亞等鄰近地區。宋韻文化離不開兩宋與少數民族政權的頻繁聯繫，很大程度上産生於其面對的歷史困境和為應對困境而被激發的新思路新空間新努力。

飽含家國情懷和傳統美德的愛國精神。愛國精神是凝聚中華民族的偉大旗幟。歷史地看，面對外來武力威脅，兩宋社會和民眾體現出捍衛主權、維護統一的愛國主義精神。愛國主義還大量表現為憂國憂民、關切內政的責任意識，例如文人士夫不斷提出改革內務弊政、懲治貪官污吏、獎勵農桑實業、治理地方混亂等匡時救世的主張。愛國精神也是中華兒女傳統美德和個人品質的體現，表現出對國家的關懷與忠誠，對人民生存境況的體恤與同情，為道義為理想大義擔當、敢於犧牲的凜然氣節。

植根海外貿易和對外交往的開放精神。兩宋通過海外貿易獲得經濟利益的歷史，也是對外交流孕育開放精神並産生巨大歷史推進作用的過程。對外而言，宋代登上世界經濟舞臺，融入世界貿易體系並扮演重要角色，形成國內外市場緊密相連的開放市場，開始由內陸型國家向海陸型國家轉變。在向外部世界不斷拓展的同時，內部環境隨之發生變革，商人階層和手工業群體不斷壯大，城市空間和市民階層興起，思想觀念得到解放，身份背景相對淡化，平民化、世俗化元素大量涌現，“人”的價值得到關注，市民文化繁盛，開放精神蔚然成風。

孕育于多元包容社會環境的創造精神。兩宋時期特殊的時代境遇，帶來巨大的發展困境，也激發出異於常態的創造力。北宋自建立以來，即行“偃武修文”文治政策，又因面臨重重內憂外患而採取“全然由客觀環境關係而被動施行的在文化上的相容並包政策”（鄧廣銘《〈北宋文化史述論稿〉序引》）。相比其他歷史時期，宋代帝王總體上善待文人，政策環境和社會氛圍相對寬鬆包容，與經濟發展、書籍傳播、科舉受到重視等一起，對思想解放和文化創新起到保護促進作用，創造精神及其作用發揮獲得了豐厚的時代沃土。

勇於探索、求知求真的科學精神。科學精神與科技成就是文明進步的重要推動力。縱觀世界各大文明演進歷程，特別在關鍵節點，先進的科技生産力都是耀眼的文明之光。宋代文化下沉、教育普及，形成鑽研探索的知識社會氛圍和求知求真的科學精神，科技成就斐然。火藥、指南針、印刷術三大發明具有世界影響，天文、曆法、數學等基礎科學成就顯著，農業科技、冶金技術、絲瓷工藝、航海技術、醫學等應用技術推動社會發展，兩宋時期軍事對抗激烈武器製造也精益求精。

深懷社會關切、踐履社會職責的人文精神。兩宋士人群體突破狹隘學術之囿，秉持儒家修齊治平理念，深懷憂患意識，關心國家命運前途，不避權威，學必求新，立志“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他們注重儒家思想的世俗化、生活化，積極投身於道德涵養、民眾教育、基層治理、社會福利、交往規則等社會建設，成為構建日常生活秩序規範、強化基層社會凝聚力與穩定性的重要力量。

韻之價值

研究宋韻文化的目的，在於為新時代文化建設提供來自歷史的視角和啟迪。筆者認為，千年宋韻的轉化與傳播，在當下仍具價值。

中華文明五千年，是各個民族共同開發了祖國的錦繡河山，共同創造了悠久的中國歷史與燦爛的中華文化。宋、遼、夏、金，豐富和深化了多元一體格局的內涵。今天傳承宋韻文化，利於強化華夏文化認同，維護民族團結和國家統一，弘揚愛國主義精神。

兩宋時期，承漢唐世界主義精神，以發展經濟的理性認知支援對外交流的自發暢通，依託海外貿易建構對外開放網路，融入外部世界，吸取其他文明優秀元素，推進國家、民族、社會、文明發展，取得中華文化繁榮進取格局。承續這一精神，利於培育多元包容、開放進取的文化心態和世界眼光。

以火藥、指南針、印刷術為代表的科技創新，是推動宋代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也是兩宋時期令人矚目和驕傲的文明成果。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産力，科技實力決定世界政治經濟力量對比的變化，科技創新是提高社會生産力和綜合國力的戰略支撐，決定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命運。發揚科技創新的精神，利於我們尊重專業知識，樹立攀登科學高峰的信心和勇氣。

宋代儒學或稱宋學，對兩宋的思想塑造、社會發展和文化創新，都作出奠基、引領的重要貢獻。美國學者狄百瑞（Villiam Theodore de Bary）在評論宋代儒學時，認為它“鄙棄古老形式的儒學——即鄙棄那類其主要性質乃是語言學的和歷史學的經典研究；鄙棄百科全書式的博學，即相容並收而缺乏任何評價的標準；鄙棄沒有傳達任何道德目的和資訊的文章”，是“堅實的”“真實的”或“實用的”學問。從時代潮流來看，宋代學者注重學術的社會功能，積極參加社會改造。傳承這一精神，利於激勵人文學者參與社會建設，推動思想文化創新。

兩宋時期特殊的時代境遇，帶來巨大的發展困境，也激發出異於常態的創造力。例如，世族消解和對武備力量的防範與壓制，催生了對士人階層的重視；內外交困的局勢，催生了寬鬆的文化政策；吸取唐代州縣體制財政動員能力不足之教訓，催生了設置轉運司等官僚組織的制度創新；北方少數民族政權的陸路圍困，催生了南方海路交通、海上貿易和西南地區的開發。由此可見，客觀環境不是發展的決定性因素。傳承這一拼搏奮進的精神，利於激發隨境遇而創造、與時俱進的意識和作為。

南宋建都杭州，在“皇”字籠罩之下，生活與風尚，便自不同凡響，歷史的況味變得深長，文學藝術和審美趣味得到相應發展，生活品質得以提升。直到今天，在浙江的生活中仍然可以感受到南宋王朝的遺風流韻。浙人有責任也有義務，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宋韻文化。

我們深切期待，無論是宋韻文化，還是各類以優秀傳統文化為資源的當代文化建設，都能以更高遠的歷史站位、更長程的觀察視野、更宏闊的思想格局、更深刻的理性求索、更開放的文化氣度，全面、客觀、準確提煉歷史資源的特質、精神和價值，讓歷經時間涵泳的文化之韻，融會當今文化創造活力，獲取永恒的文化生命。（作者：陳野，係浙江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