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站無障礙
站內搜索

禮樂文明•傳承優秀傳統文化(七)|禮樂,要“應時”

發佈時間:2022-06-06 14:04:05 | 來源:中國網 | 作者:房偉 | 責任編輯:蘇向東

 編者按】禮樂,是中國文化的標誌。中國自古號稱“禮義之邦”,禮樂之道為中國人確立了共同的價值理念和行為準則,中華民族也由此成為多元一體的偉大民族。了解禮樂文化,是了解中國文化,也是中國人自我理解的重要前提。民族復興需要文化自信,禮樂文明正是我們堅定文化自信的底氣。

中國網文化中國頻道特別推出“禮樂文明·傳承優秀傳統文化”欄目,闡發禮文化的內涵,揭示其精神真諦,探討如何發掘其中的精義,加以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提升大眾的文化自信與文化自覺,助力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今天推出第七篇《禮樂,要“應時”》。

房偉

也許,中國人是世界各民族中對“時”最為敏感的族群。中國人的“二十四節氣”,是古人觀察自然而窺測天道的結晶。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地自然有條不紊,和諧有序。儘管孟子強調“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但明智的古人從來不否定天時的重要性。天時是“道”的某種體現,違逆天時,其實就是在背道而馳,是萬萬要不得的。在“天人合一”思維指導下的中國人,向來主張做事要“順天應時”。對“時”的推崇,也體現在禮樂文化之中。

禮首先要合乎天時。伴隨著四季更替,中國古代有“四時之祭”的傳統。古人依照四時的變化而祭祀自己的祖先,通常分別稱之為春祠、夏礿、秋嘗、冬蒸。漢代以後,由於二十四節氣逐漸發展完善,這些祭祖之禮就慢慢融匯到了與節氣相關的禮俗之中。春分、清明、立夏、夏至、秋分、冬至等節氣時,人們往往應時而祭祀自己的祖先。孟夏時節,小麥豐收在望,處處瓜果飄香,在古代,正是祭祀的好時候。傳統社會,收穫新鮮食物後,首先要祭獻祖先,稱為“薦新”。尤其是在有了新收穫的夏季,這種儀式更為常見。北方有的地方俗稱為“過夏麥”,或選取顆粒飽滿的麥穗,或將新麥做成饅頭、餃子,置於祖先牌位前;南方也有類似禮俗,立夏時人們將櫻桃、新茶等時鮮薦于祖廟。無論南北,其用心相同,即通過祭祀以感念祖先的生養之恩,祈求獲得庇祐。中國人向來尊重自然,有知天、敬天、天人合一的傳統,會根據四季變化、晝夜長短等自然規律來安排政治、經濟和社會事務。而禮樂本就源於天道,是天道在人類社會的體現。所以《禮記》中才會特別強調,祭祀一定要順應天時。

禮體現出順應天時的理念,樂也是如此。中國古代音律以“黃鐘”為首,從低到高依次為黃鐘、大呂、太簇、夾鐘、姑洗、仲呂、蕤賓、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故有“十二律呂”之稱。漢代以來,古人曾有意識地將律呂與月份、節氣相配。《後漢書·律曆志》中就有“取律以候氣”的記載,説的是在緹室內按方位設置“律管”,這是一種古時用來確定音高的標準器,每管末端則放置葭灰。據言,到了某一時節,相應律管內這種由葦膜燒成的輕灰就會動而飛出,由此表明該節候已至。對於這一做法的科學性,我們暫且不論。但從思想文化的角度看,這種律學與曆法相結合的學説,源於聲音之道與天地之氣相通的理念,是古代人有意識的順應天時的一種表現。老杜詩云:“天時人事日相催,冬至陽生春又來。刺繡五紋添弱線,吹葭六琯動浮灰。”正是這一思想的生動描述。

2021年9月28日,在辛醜年祭孔大典上,工作人員起舞樂奏《萬世師表》。 當日,辛醜年祭孔大典在孔子故里山東曲阜孔廟舉行,以紀念孔子誕辰2572年。  新華社記者 郭緒雷 攝

其實就禮樂與“時”的關係而言,《禮記》中更為經典的表述則是“禮,時為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這是説,在具體實踐中,禮樂的使用既要適應時代、順乎倫常、合於人情,又要適合於祭祀對象,符合祭者身份。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禮樂的製作、踐行與傳承必須講求時變。換言之,“時”是制禮、行禮的重要標準,如果“時”發生變化,時代、形勢、場合不同,那麼,禮樂的表現形式和應用策略就該相應變通,絕不能泥古不化、食洋不化、照搬照抄。這與儒家的“變通”精神是相一致的。很多人以為儒家是保守的,甚至是“抱殘守缺”的老頑固。豈不知,儒家不光重視常道、重視傳承,也特別強調“變”和“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這是《易傳》的智慧;“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大學》的理念。這種在傳承與創新之間的巧妙平衡,才是儒家的真精神,中國人的大智慧!

《莊子·天運》篇有言:“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所以,除了上述順應天時的內涵外,“禮樂應時”還體現為禮樂要順應時代的發展變化。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禮樂,時代改變了,禮樂制度也必須隨之修訂,應時而變。自唐代以來,中國歷代都會頒布官方禮典作為國家禮制的基本準則。從唐代《大唐開元禮》,到宋代《政和五禮新儀》,再到明代《大明集禮》、清代《大清會典》,雖然吉、兇、軍、賓、嘉“五禮”的體系大致相同,但涉及到具體儀程時,大都會根據各自朝代的特點進行修訂,這體現的就是“應時”的基本精神。即使在當代,國家層面的禮樂建設依然需要根據時代要求而有序推進。每年國家烈士紀念日在天安門廣場向人民英雄敬獻花籃的儀式,歡迎外國國家元首、政府首腦來華訪問的儀式以及國慶節的閱兵儀式等,與古代的吉禮、賓禮、軍禮多有相通之處,但當代社會的這些禮樂儀式是經過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是符合當前時代要求的。

時代性也是後人取捨古禮的重要標準。南宋大儒朱子曾與郭子從通過書信討論喪服制度。古禮規定,男子殊衣裳,婦人不殊裳。古時上曰衣,下曰裳。“男子殊衣裳”是指不論吉兇,衣和裳的顏色均不同;而婦人在服喪時,上衣與下裳的顏色必須同一,此之謂“婦人不殊裳”。然而,在他們所處的南宋時期,由於時代變遷,這些衣裳之制已經不為人知,甚至還被認為是迂闊怪誕,以為非禮。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不顧時代需要,在社會中強行推廣古代的喪服禮制,其後果可想而知。朱子則是相當開明的,他回信説:“若考得古制分明,改之固善。若以為難,即且從俗,亦無甚害。”在他看來,考訂古禮並能夠以此改進現有禮俗自然是好的,但如果不被時人所認同,難以推行,那麼也切不可拘泥于古代,依順時下的禮俗習慣也是可以的。所以,經過他損益古今之禮而成的《朱子家禮》能夠在當時、後世通行七八百年之久,就可以理解了。今天的我們實際上也面臨著與朱子相同的狀況,比如古代的“三年之喪”、官員的“丁憂”制度等,在講求效率的當代,顯然已經難以推行。但這些制度中所蘊含的孝道之義,卻又是當代社會所缺失並亟待增強的。所以,這就需要在尊重傳統的基礎上,對古禮進行符合時代要求的改造。從某種意義上講,這也正是當下提倡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目的所在。

禮樂文化既有著鮮明的時代特色,又具有一定的歷史繼承性。所以,踐行禮樂文化,既要順應時代要求,又要注意針對不同場合、不同身份和不同對象來具體運用。也就是説,禮樂要合乎事宜,因地制宜,這也是“禮樂應時”應當具有的內涵之一。孔子講過,用麻布製作禮帽子符合古禮的規定,現在大家改用絲織成的布來製作,這樣容易製成且更為節儉,我贊成現在的做法;臣子拜見君王先在堂下先行跪拜禮,然後再昇堂而拜,這是符合古禮規定的;現在只在堂上行禮,這是驕泰的表現,我遵從古禮。可見,在對待禮的態度上,孔子是崇尚聖賢但不遠離古制,順應習俗而不偏離時宜。漢代桓寬將此概括為:“明者因時而變,知者隨事而制。”顯然,孔子是既眀且智的。

禮樂還需要因地制宜。比如,祭祀孔子是傳統社會位列國家祀典的禮制,長期位於“中祀”乃至“大祀”的地位,影響可謂既深且遠。舉行孔子祭祀的場所被稱為“文廟”,在傳統中國,有學校的地方就一定會建有文廟,“學”與“廟”是相依而存在的。文廟屬於國家禮制性建築,國家層面對它的建築制度有相應規定,不可僭越。但由於各地建立文廟的選址不同,文廟與學校的方位關係就會有因地制宜的變化,一般而言,廟學佈局有三種基本形式,即前廟後學,左廟右學,右廟左學。北京國子監孔廟始建於元代大德十年(1306),是元、明、清三代的國家最高學府所在地,為“左廟右學”的佈局。隨著中華文明在海外的傳播,祭祀孔子也被“儒家文化圈”內的一些國家所接納,成為所在國追求先進文明的見證。在禮儀實踐上,各國都增加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形式,南韓將古代朝鮮歷史上最為重要的18位儒學家從祀文廟,越南則將授予教授資格的儀式安排在當地文廟舉行,這些同樣體現了因地制宜的特色。

禮樂以時為大的理念,來源於中國文化中因時而變易的傳統。《易傳》中經常談到“時”,如卦辭中就有“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損益盈虛,與時偕行”,“凡益之道,與時偕行”,“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等説法。“時”的智慧啟發我們,世間萬物處於發展變化之中,要以歷史的、辯證的思維方式看待事物的發展。需要指出的是,這種“因時而變異”並非單向的、斷裂式的變化,而是一種多向度的、傳承性的變化,是在繼承中創新,在創新中發展,這正是孔子所説的“損益”。

子張問孔子:“今後十代的禮制現在可以預知嗎?”孔子回答説:“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在孔子看來,每個歷史時期的禮樂制度都有繼承和創新的問題,世事變遷,禮法自有損益。外在的禮儀雖每代有變,而其實質內容即禮義應該保持連續性。所以,何止是十代,一百代以後也是可預知的。

正是由於這種“損益”的特質,所以古人講:“禮者,義之定制,義者禮之權度。禮一定不易,義隨時制宜。故協合於義而當為者,則雖先王之未有此禮,可酌之於義而創為之禮焉。”這説明,禮樂的“應時”必協諸“義”。孟子與淳于髡之間曾有一次關於禮的論辯。淳于髡拋給孟子一個看似兩難的問題:“如果嫂子掉到水裏了,能用手去拉她嗎?”之所以稱為“兩難”,是因為在孟子的時代,“男女授受不親”是符合當時禮法規定的,伸手救援也就意味著“違背”當時禮的要求。但孟子並沒有猶豫,而是非常肯定地説到:“如果不救,那就是豺狼。”在孟子看來,禮的規定是原則,自然應當遵行,但當面臨著極為特殊的狀態時,禮則需要變通。具體到淳于髡所設定的情境來説,“男女授受不親”是禮,但當嫂子溺水,生命受到威脅時,那就必須伸出援手進行幫助。這是因為,任何禮的規定,都是將人的生命放在第一位的,而禮的目的性,也是在於建立穩定的社會秩序,保護個人權利,禮必須以人為本。在這經與權、原則與變通之間,孟子始終站在“道義”的一邊,為我們樹立了光輝的人格榜樣。

應時,除了要順應天時,與時俱進之外,還有一個意思,就是“回應時代”。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問題,尤其是今天,在古今中西的糾葛不休,“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已然出現的情況下,時代給我們提出了更尖銳更棘手的人文、社會難題。從自身的視角,發揮自己的優勢,回應“時代之問”,破解“時代難題”,助推中國人身心生活的優化,讓整個社會更和諧有序,人民生活更富有尊嚴,禮樂乃至整個傳統文化才有生命力可言。正如賀麟先生説:“儒家思想的新開展,基於學者對於每一時代問題,無論政治、社會、文化、學術等各方面的問題,皆能本典型的中國人的態度,站在儒家的立場,予以合理、合情、合時的新解答,而得其中道。”對於新時代的禮樂建構而言,更是需要這種“合理、合情、合時的新解答”,在強調禮樂之“合理”“有情”的同時,更應該呼籲禮樂之“應時”。

(作者為孔子研究院副研究員,孔子研究院禮樂文明中心副秘書長)

最新播報查看更多
載入更多新聞
友情連結

關於我們  合作推廣  聯繫電話:18901119810   010-88824959   詹先生   電子郵箱:zht@china.org.cn

版權所有 中國網際網路新聞中心 京ICP證 040089號-1  網際網路新聞資訊服務許可證   10120170004號 網路傳播視聽節目許可證號:0105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