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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樂文明•傳承優秀傳統文化(三)|禮序乾坤,樂和天地

發佈時間:2022-04-28 11:29:54 | 來源:中國網 | 作者:宋逸民 | 責任編輯:蘇向東

編者按】禮樂,是中國文化的標誌。中國自古號稱“禮義之邦”,禮樂之道為中國人確立了共同的價值理念和行為準則,中華民族也由此成為多元一體的偉大民族。了解禮樂文化,是了解中國文化,也是中國人自我理解的重要前提。民族復興需要文化自信,禮樂文明正是我們堅定文化自信的底氣。

中國網文化中國頻道特別推出“禮樂文明·傳承優秀傳統文化”欄目,闡發禮文化的內涵,揭示其精神真諦,探討如何發掘其中的精義,加以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提升大眾的文化自信與文化自覺,助力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今天推出第三篇《禮序乾坤,樂和天地》。


文化學者 宋逸民

有一次,我在孔廟開展現場教學,講到如今每年一度的“9.28祭孔大典”。有學員問道:“既然八佾舞是天子祭祖、祭天才能使用的最高規格,祭祀孔子使用八佾舞豈不也是僭越?這不是孔子所反對的嗎?”我們讀《論語·八佾》,都知道那句有名的“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就是對魯國權臣季孫氏“八佾舞于庭”的激烈批評,足見禮樂秩序在孔子思想中的重要位置。如果簡單地基於此這種認識,我們當然有理由相信,謙卑守禮的孔子會反對“八佾祭孔”。不過,今天的我們同樣也應該認識到,後世以最高規格祭祀孔子,則是出於最誠摯的敬意,而作為“萬世師表”“至聖先師”的孔子是完全當得起這一禮敬的。

中國文明是“禮樂文明”,在中國傳統社會表現出“倫理本位”的特質。禮樂在古代中國政治、社會、人生的各個層面都具有建構意義,即“禮序樂和”,展現著中國人對於秩序的理想和追求。

儒家經典《禮記·樂記》中説:“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別。”在古人看來,天地是有秩序的,萬物是有秩序的。基於“天人合一”的思維,人類社會作為宇宙的一部分,當然也要有秩序。

中國人以為,天有天道,地有地道,人有人道。各行其道,各安其位,各司其職,各顯其能,就是秩序,秩序才能帶來安全穩定,保障生産生活。根據馬斯洛的心理需求層次理論,安全是人類的基本需求。所謂,安全就源自自然與社會的正常有序運作。古往今來,人類恐懼地震、洪水、六月飛雪,甚至擔心“行星撞地球”,就是出於對自然界失序會造成災難或毀滅的擔憂;人類厭惡戰爭、衝突、亂倫,是因為這些社會失序也將造成動蕩,帶來災難。古人所謂“治亂”的區分,就是有序與無序的區分。國家統一、安定有序,就是人們嚮往的治世,反之就是亂世。儒、墨、道、法等諸子,其追求無不是“務為治”。其中,儒家更主張通過禮樂來建構和諧有序的治世。

在傳統中國,禮序樂和主要體現在政治上的等級制度和社會上的倫理關係。在人類歷史上,等級制的出現曾經是一種進步,古人甚至將等級差別被視為“天經地義”。先秦時期,人們相信“天有十日,人有十等”,公侯伯子男的等級十分普遍。這種等級秩序在後世也大體得到沿襲,實際表現就是在禮樂方面有具體而嚴格的區分。上文所説的“佾舞”就是一種體現。其實,這種禮樂所彰顯的等級秩序,在我們考察歷史、參觀文物時依然隨處可見,對我們理解傳統的歷史文化非常關鍵。

前些年古裝劇盛行,尤其是清宮戲格外的火。大家稍加留意就會發現,劇中官員所穿的朝服,胸前背後各有一塊方形“補子”。這正是明清官服特有的裝飾,代表的是品級。據《明會典》記載,洪武二十四年(1391)規定,補子圖案,文官繡禽以示文明:一品仙鶴,二品錦雞,三品孔雀,四品雲雁,五品白鷴,六品鷺鷥,七品鸂鶒,八品黃鸝,九品鵪鶉;武官繡獸以示威猛:一品、二品獅子,三品、四品虎豹,五品熊羆,六品、七品彪,八品犀牛,九品海馬。所以,對這些知識如果瞭如指掌,在觀劇時就會對官員身份地位一目了然。

再比如古代建築。無論是看北京故宮還是遊曲阜三孔,大家都會感受到禮樂秩序的巨大影響。北京紫禁城佈局嚴謹有序,建築規模宏大,中軸對稱,左右均衡;前朝後宮,界限分明;黃瓦紅墻,氣象雍容,絕對的帝王氣質。而曲阜孔廟,三路佈局,九進院落,也足以見出其崇高地位。不論是建築的高度、開間、進深,還是屋頂形制、覆瓦顏色、鬥拱、彩繪,甚至脊獸規格與數量,都有明確規定,顯示出嚴格等級。故宮太和殿,面闊十一間,進深五間,重檐廡殿頂,黃色琉璃瓦,仙人脊獸11個,施金龍和璽彩畫,代表了中國古代建築的最高等級,體量之大,建築之精,藝術之美,無出其右。曲阜的孔府,大堂為五間九架,面闊五間,進深三間,高10.5米,寬28.65米,深16.12米。灰瓦懸山頂,屋脊飾有瓦獸,就是嚴格按照朝廷頒布的規制建造的。重光門,是孔府的儀門,是王公貴族身份的象徵,也是一般的府邸不能建造的。

不僅如此,古人的生老病死也都有“禮樂”的規範,吉兇軍賓嘉“五禮”涵蓋了從生前到死後的各個環節。如果大家喜歡考古,就會留意到,專家發掘一個墓葬,從隨葬品等就可以大體判斷墓主人的身份。比如,2002年7月,在洛陽東周王陵考古中,考古工作者發現了舉世震驚的“六馬之駕”,這與古文獻記載的“天子駕六”正相印證,可知其為天子陵墓。其中的緣由,就是古代在禮儀方面有嚴格的等級規定。

孔子生活的春秋時代,無疑是個無道亂世,而其特徵就是“禮壞樂崩”。所謂“禮壞樂崩”,並不是指人們都不再使用禮樂,而是意在表明,人們對禮樂所代表的等級制度的僭越,已經突破乃至顛覆了禮樂所體現的秩序。正如前文提到的,孔子激烈批評季孫氏“八佾舞于庭”。

根據禮制,作為魯國大夫的季孫氏祭祖時,只能使用四佾(四四十六人)的樂舞隊伍,但是他卻不管不顧,使用了八佾(八八六十四人)的龐大樂舞隊伍,而這在當時是只有周天子才能享有的規格。孔子之所以如此嚴厲地批評這種行為,其實就是看到了這種破壞和顛覆秩序的行為所帶來的嚴重後果。“禮樂”是秩序的象徵,一旦淩越,意味著秩序的崩塌。禮制破壞帶來的失序狀態,將會給社會造成嚴重的動蕩。孔子教導兒子孔鯉“不學禮,無以立”,也正是針對當時“非禮”現象層出不窮而來的。

中國傳統社會是倫理社會,禮序樂和的又一表現就是倫理關係。“五倫”的觀念是禮教的核心,是維繫中華民族的群體綱紀。在中國,每個人生來就處於一種人倫關係之中。儒家乃至整個中國文化,是以一種社會網路的視角來看待人的,這一點非常接近於馬克思所説“人是社會關係的總和”。每個人都處於倫理關係之中,具有多重倫理角色,同時每個角色又都承擔著相應的義務。比如,《大學》中説:“為人君,止于仁;為人臣,止于敬;為人子,止于孝;為人父,止于慈;與國人交,止于信。”這種倫理義務又通過情感來維繫,突出“其樂融融”,而不是法律關係那種“冷冰冰”。因此,古人所理解的“倫理”就是既有秩序,又有和諧的關係。

儘管傳統倫理也在現代社會受到巨大衝擊,不能完全適應現代人生,但是社會依然需要倫理,甚至在原來的五倫基礎上發展出新六倫、九倫等。就以夫妻倫理來説,“男尊女卑”早已成為歷史,婚姻自由和夫婦平等成為新傳統。但是,傳統的婚姻觀念,還有值得我們去汲取的智慧。比如我們對待婚姻要慎之又慎,不能草率。比如發掘傳統婚禮的合理內核,認真繼承、科學轉化,制定出既有傳統禮義又合乎時代的新婚禮,以完美的禮儀來完成人生嘉禮。戀愛和婚嫁,雖然不再遵循所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還是應該徵詢父母和長輩的意見。如果出現分歧則應進行有禮有節的交流,妥善解決。如此一來,營造一個和諧美滿的家庭,才有事業成功的大後方,才有工作之後享受天倫之樂的港灣。

禮樂代表的是和諧的秩序,反映的是秩序的和諧。北宋大儒程頤説:“推本而言,禮只是一個序,樂只是一個和。”如果説禮強調區別,那麼樂則重視和合。禮與樂相輔相成,目的就在於構建和諧的秩序。

其實,和諧的秩序,也一定意味著自由與秩序的平衡。孔子説“從心所欲不逾矩”,即在一定邊界內做到從心所欲,這才是真正的自由。孔子認為“克己復禮為仁”,意思就是要約束克制自己的慾望,使之達到“公序良俗”之禮的要求,從而涵養出仁德。禮作為一種“規矩”,是通過對人情、人欲的約束來樹立規則,維護秩序。一方面,禮的基礎是人情與人心;另一方面,禮對人情與人心有所節制和約束。古人所謂“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即是此意。人也只有懂得了“克己”,做到了“自律”,才能在秩序中“遊刃有餘”,獲得自由。

禮在古代就扮演著這樣的角色:體現一定的規則、秩序,同時這種規則和秩序又保護人的自由,確切地説是維護和保障著最大多數人的利益。文明社會,幸福生活,離不開禮樂的滋養。正如徐復觀先生所説:“禮樂在社會方面的意義,是要建立一個‘群居而不亂’,‘體情而防亂’,既有秩序,又有自由的合理的社會風俗習慣。每一個人,生活在合理的風俗習慣中,可改過遷善於不知不覺之中,以遂其性、養其性,大家相互過著‘人的生活’。”

我們增強文化自信,對禮樂的現代價值應該有充分的了解,做好“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工作。新時代需要讓禮樂參與到社會倫理與文化的建構之中,發揮“禮序樂和”的積極意義,構建友善和諧的命運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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