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緯四十度》：歷史的可能性與歷史的事實性

陳福民

學者，批評家。先後就讀于河北師範學院中文系與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文學博士學位。著有文學評論集《閱讀與批評的力量》、歷史文化隨筆集《北緯四十度》等。

《北緯四十度》

作者：陳福民

版本：上海文藝出版社

2021年8月

《北緯四十度》裏的故事非常漫長：它始於戰國時期趙國第六代君主趙武靈王，時在西元前四世紀，訖于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的烏蘭布通之戰，歷時兩千余載。全書所涉人物眾多，他們大多和“北緯四十度”發生了關係，所以作為地理概念的北緯四十度還是一個歷史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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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緯四十度”的多義性

地理概念的北緯四十度與長城幾近重疊，在它的南北分別生活著駿馬馳騁的遊牧民族與掘土開渠的定居民族。與此同時，歷史跨度的介入，則使得這條緯線由共時性轉向歷時性：無論是趙武靈王，漢高祖劉邦，漢朝三將李廣、衛青與霍去病，漢光文帝劉淵，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抑或匈奴、鮮卑人、突厥人、契丹人、金人、蒙古人，他們仿佛“共在”于一個作為歷史概念的“北緯四十度”。不同時空的人們千百年來於此遙遙相望。

“北緯四十度”同時也是一個文化概念，它包含著作者傾注此書的主要關切：“以長城為標誌，北緯40度地理帶在歷史演進過程中逐漸形成了不同的族群與生活方式，最終完成了不同文明類型的區隔、競爭與融合。……圍繞北緯40度，那些不同的族群相互打量著對方，想像著對方，也加入著對方。……雖然不能完全變成對方，最終卻也難捨彼此。”質而言之，文化意義的“北緯四十度”指向的是民族衝突與民族融合，而民族衝突與民族融合乃是“北緯四十度”的一體兩面，對此不可不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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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估李廣、衛青、霍去病

縱覽全書，第一位出場人物是趙武靈王，他在西元前307年推行的“胡服騎射”首次顯示了北方民族對定居民族的影響，這是漢民族第一次“師夷長技”——棄寬袍大袖，取短袍窄袖；棄步兵作戰，取倚馬彎弓——都城位於邯鄲的趙國，職是得以將長城向北修築至今天的達巴圖音蘇木。作者視趙武靈王為“未能抵達終點的騎手”，説來《那麼，讓我們去洛陽吧》裏寫到的北魏孝文帝何嘗不是如此。兩相對照，趙武靈王選擇“胡服騎射”，恰似拓跋宏將國都由大同南遷洛陽；前者是漢民族第一次主動向遊牧民族學習，後者是遊牧民族的“自我革命”。

《漢家皇帝的滑鐵盧》《失敗者之歌》《青春帝國少年行》《在戰爭的另一邊》組成了《北緯四十度》的“漢朝部分”。這一部分始於“白登之圍”（它開啟了漢朝四百餘年與匈奴斷斷續續的“和親”），復又結束于歷史上最著名的和親“昭君出塞”。

“漢朝部分”的中間段落，是作者逆太史公之筆法，對漢朝三將作出的重估。他在書中提醒我們特別注意以下兩點：第一，衛青與霍去病在《史記》中是合傳（《衛將軍驃騎列傳》），戰績遠在兩人之下的李廣反倒被單獨列傳（《李將軍列傳》）；第二，衛青與霍去病此後又被太史公“請入”《佞幸列傳》，與鄧通、趙同、李延年等人為伍。作者在此點明的，即是發端于《史記》的以個體道德水準圖解歷史的模式。既如此，司馬遷記錄漢文帝評騭李廣之言（“惜乎，子不遇時！”），恐怕也是史家自我安慰之語：他在同樣“子不遇時”的“飛將軍”身上看到另一個自己，並投射出極大熱情，又在衛、霍兩人身上看到了他們得以“遇時”的機巧：“貴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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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歷史複雜性的指認

作者在自序中坦言希望借此書“在歷史學領域為文學贏取她應有的光榮與尊重”。依筆者之見，這“尊重”或可歸功於作者對歷史複雜性的指認。

複雜性可以分兩點來談。我們以往的歷史通常從結果寫起，它所關注的是某段歷史造成了何種結果，《北緯四十度》則不然，後者是對可能性的歷史與歷史動機的照亮。歷史固不容虛構，但通過史料的鋪陳，寫作者究竟得以設想歷史的另一種可能，乃至檢討歷史進程中人事動機的得失。其次，本書在歷史複雜性一面的著墨還涉及對客觀史實與主觀動機的澄清。它所未嘗言明的是完整的歷史當由兩部分構成：“動機的歷史”（亦即“歷史的可能性”）與“結果的歷史”（亦即“歷史的事實性”）。前者或淺嘗輒止于兌現之途，如趙武靈王止于胡服南下直搗秦國，北魏孝文帝止于統一中國的南伐前線，但它們理應被看作是自足的，至少是不能被後者掩蓋的歷史的一部分。反過來説道理也是一樣：“結果的歷史”同樣不能被“動機的歷史”遮蔽。前者要求著史者不能對筆下人物毫無感情，後者要求著史者不應對筆下人物感情過剩。

對照《李將軍列傳》《衛將軍驃騎列傳》，可知《史記》存在著兩種面向，其一是秉筆直書，其二是“太史公曰”。為抒憤懣，司馬遷極盡渲染李廣而貶低衛、霍，這確有個人之原因，可是根據司馬遷的秉筆直書，他們的真正戰功卻是：李廣或“全軍無功”或“贖為庶人”或“軍幾沒。廣軍功自如，無賞”，衛青或“得胡首虜七百人”或“斬首虜數千人”或“捕首虜數千，畜數十萬”。所以，作者既為司馬遷將衛、霍歸入《佞幸列傳》而嘆息，更憤怒于肇始《史記》的這套以個體道德水準解釋歷史的模式。如我們所知，正是這套解釋模式日後流竄到歷史小説與民間曲藝且被後者發揚光大。不同於《史記》的是，秉筆直書在民間史敘中已如柴郡貓一般消失，剩下的只是《楊家府演義》《説呼全傳》《説唐演義後傳》等一蟹不如一蟹的“街談巷語”。

走筆至此，也可以談談《北緯四十度》的方法論了。作者在撰寫此書時大抵面臨著兩重困難：第一重困難是軸心時代的通識性為後世歷史寫作打上的烙印，簡單地説，便是史實與虛構的錯位——將史實當成虛構，把虛構當成史實（它所造成的結果如作者所言：“我們用了前半生的時間通過文學故事去積累歷史知識，再用後半生的力量去一個個甄別推翻”。）第二重困難：近百年來隨著現代學術的誕生，我們好像又走到“通識”的另一個極端“專識”，即將文學與歷史區分得過於清楚，是故不再有錯位，而成為壁壘。對讀者來説，這也是我們歷史閱讀的困境所在：要麼是專業性極強的歷史專著，要麼是史實與虛構混淆的歷史演義。正是針對這兩重困難，《北緯四十度》展示了它自身的方法論：第一，從文學的角度彌補歷史書寫的缺陷（以“動機的歷史”去補充“結果的歷史”）；第二，從歷史的角度為文學的歷史題材寫作補上了實證主義這一課（以“結果的歷史”去糾正“動機的歷史”）。

不過，無論是哪一種歷史，此刻仍還是“故紙堆的歷史”，對此作者顯然也足夠清醒：“由於廣泛涉及歷史地理題材，這些基礎性問題對於文學專業的人來説，僅僅依靠書本知識在很多時候是不夠的，尤須謹防‘紙面地理學’的弊端”。此處的“紙面地理學”與作者在另一處提到的“參與性”，暗示了此書的第三種方法論：行走。《北緯四十度》以作者駕車賓士在京藏高速開篇因此並非偶然。舉凡書中寫到的地點，陳福民均身體力行地逐一走過。他試圖以行走復原史料的原初語境，既在情感的意義上，也在實證的意義上。如此一來，行走的意義便落實到歷史書寫中，由此轉換成為一種極富現實感的歷史方法論。

撰文/徐兆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