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研究 | 這些詞彙使用頻率增加 或揭示抑鬱症風險提升

原標題：讓語言為抑鬱患者打開心靈之窗

抑鬱症是一種常見的情緒障礙，表現為悲傷、感到沒有價值、無望，它嚴重損害患者的心理和社會功能，並威脅其壽命。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預測，到2030年，抑鬱症將位列全球疾病負擔第一位。目前，抑鬱症的診斷主要依賴於患者的自我報告和醫生的臨床訪談。然而，由於患者對抑鬱症的了解不足，他們往往更傾向於報告身體症狀，而不是情緒症狀。此外，由於社會壓力的存在，患者可能會隱瞞自己的抑鬱症狀，不願與醫生進行深入討論。因此，抑鬱症的診斷經常會出現誤診和漏診的情況。而語言為我們解決上述問題提供了可能。

語言是人們將內心的想法和情感轉化為外顯表達的最常見、最可靠的方式。語言使用模式，即個體言語表達過程中詞彙使用的傾向性，是揭示心理健康和精神病理學特徵的重要指標。分析語言使用模式是抑鬱症隱秘而便捷的早期預測和輔助診斷手段。例如，自我關注是抑鬱症患者的顯著特徵之一，抑鬱個體自我關注程度的增加反映在第一人稱單數代詞使用頻率的增加上。相反，第一人稱複數代詞的使用頻率隨抑鬱水準的增加而減少，這與個體體驗到較高的人際關係痛苦和較低的主觀幸福感有關。此外，抑鬱水準越高，負性情緒詞的使用越多，正性情緒詞的使用越少，體現出抑鬱個體的消極偏向和積極缺陷。以往的研究也揭示了與抑鬱相關的語音特徵，其中語速慢被視為抑鬱症的可靠指標。蒙特（Mundt）等人發現，接受治療的重度抑鬱症患者相比未接受治療的患者，説話更多、更快，停頓更少。總之，分析一個人的語言使用和産出特徵為抑鬱症檢測提供了一種隱性方法，能夠避免在顯性測量中因自我偏見和社會期望導致的症狀報告不足，從而提高抑鬱症檢測的準確性和可靠性。

自傳體記憶，即關於一個人親歷事件的記憶，反映關於該個體的重要資訊，甚至可以説自傳體記憶定義了“我們是誰”。我們在最近的研究中採用了自傳體記憶範式，記錄下個體回憶親歷事件的口頭報告，以考察抑鬱引起的語音和詞彙使用上的變化。考慮到抑鬱症患者的語言使用和産出可能受情緒情境影響，我們在自傳體記憶範式中操縱了回憶事件的情緒類型。具體來説，我們招募了40名臨床診斷為首發重度抑鬱障礙的成年患者，同時招募了40名年齡和性別匹配的非抑鬱個體作為對照組。所有被試都完成了第二版貝克抑鬱自評量表（BDI-II），以測量其抑鬱水準。在自傳體記憶任務中，被試根據電腦螢幕上呈現的情緒標簽詞（悲傷、憤怒、恐懼、中性或快樂），口頭回憶過去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件。每種情緒情境下回憶6個事件，每個事件的回憶報告持續30秒，共15分鐘的口頭報告被錄音設備記錄下來。

對於所收集的語音數據，我們進行了全面的分析，包括總字數、語速、停頓時長和停頓次數。同時，我們將錄音轉化為文本，進行分詞處理，並基於2015年簡體中文版語言查詢與字數統計（SCLIWC）詞典，提取了反映不同心理過程的詞類（如，反映注意焦點的第一人稱代詞）的詞頻。隨後，我們對語音和文本數據進行重復測量方差分析，以檢測抑鬱組和對照組之間的差異。再通過相關分析，找出各情緒情境下與抑鬱水準（BDI-II得分）相關的語音和文本特徵，然後基於該結果，建立逐步回歸模型，評估情緒特異性的語言特徵在抑鬱識別中的表現。

研究結果顯示，重度抑鬱障礙患者整體上比非抑鬱個體説得慢、説得少，尤其當患者回憶悲傷和快樂事件時，語速能可靠預測抑鬱水準。這一結果在以往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揭示了悲傷和快樂的情境在使用語速識別抑鬱時的優勢。此外，研究還發現，抑鬱組和對照組在停頓時長和次數上並未出現顯著的差異，這可能是由於自由回憶削弱了組間差異。至於詞彙使用特徵，我們的研究發現如下。

第一，在注意焦點方面，抑鬱組比對照組使用“我”這個詞更多，表明抑鬱個體自我關注度更高。當回憶憤怒事件時，這種自我關注尤其突出，揭示出抑鬱症患者的憤怒可能源於自身而非他人。

第二，在情緒性方面，重度抑鬱障礙患者與非抑鬱個體相比，負性情緒詞的使用頻率增加，呈現出抑鬱引起的消極偏向。在回憶恐懼經歷時，患者更多地使用憤怒詞彙，表明其恐懼應對策略減少，導致敵意和攻擊性表達增加。此外，抑鬱症狀越嚴重的個體在談論憤怒的記憶時越會感到焦慮，從而更多地使用焦慮詞彙。總的來説，情緒詞反映個體對經歷過的事件的情緒反應，頻繁地使用情緒詞表明個體的情緒反應增強，這也與情緒調節效率降低有關。我們發現，個體抑鬱水準越高，情緒詞使用就會越多，情緒調節效率則越低，尤其是對於恐懼的經歷。這一點得到了副詞使用結果的支援。副詞反映情緒強度，而我們的研究發現抑鬱水準越高，副詞使用越多，個體的恐懼感越強。

第三，在社會聯繫方面，我們的研究首次建立了抑鬱症與認同詞（如，好的、當然）使用之間的聯繫，發現重度抑鬱障礙患者認同詞的使用少於非抑鬱個體，而認同詞反映群體共識和社會參與，此結果表明抑鬱症患者較少參與團體/社會活動或與他人達成一致，這符合抑鬱症社會孤立和社會脫離的特徵。患者工作相關詞彙的使用也減少，表明其工作活動減少，畢竟失業是抑鬱症的致病因素，而就業是該疾病的保護因素。抑鬱症患者使用性詞彙和家庭詞彙多於非抑鬱個體，他們的情緒記憶似乎更多地與親密關係而非社會關係聯繫在一起。事實上，家庭確實在抑鬱個體的經歷中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抑鬱個體對家庭成員的死亡、患病和冷漠感到悲傷，對他們的誤解、責罵和不公感到憤怒，對他們的分離、暴力和失望感到恐懼，對他們的陪伴、鼓勵和支援感到高興。先前採用問卷評估家庭影響的研究報告了抑鬱症與父母教養方式、家庭經濟狀況等家庭因素相關。我們的研究首次發現，家庭相關詞彙的使用是抑鬱症患者回憶自身經歷時的語言特徵。

第四，在健康狀況方面，抑鬱症患者比非抑鬱個體更多地使用健康類和生物類詞彙（如，軀體抱怨），這表明抑鬱會增加軀體抱怨。相比非抑鬱個體，抑鬱症患者在談論悲傷記憶時，更經常提及疾病、手術經歷和身體疼痛等，表現了其心理上的痛苦和對軀體症狀的悲觀態度。此外，他們更多地使用死亡相關詞彙來敘述恐懼和中性的記憶，他們難以忘懷家人、朋友、寵物等的死亡以及自殺的想法，對死亡的恐懼和對之後可能發生的事情的不確定性似乎充斥著他們的思想。

第五，在認知風格方面，抑鬱症患者與非抑鬱個體相比，心理詞彙的使用頻率增加，尤其在敘述恐懼記憶時。因果詞（如，因為、因此）用於解釋大多數創傷性事件中的因果關係，但抑鬱症患者敘述快樂的經歷時表現出對該類詞彙的偏好，這可能反映了抑鬱導致積極情感減弱後的重評過程。我們還首次發現，在恐懼記憶敘述中不一致詞彙（如，應該、可能）的使用可以預測抑鬱症狀。實際上，這類詞彙反映的是認知過程。當人們壓抑自己的消極想法時，他們可能會比不壓抑時更少地使用不一致詞彙。我們的發現表明，抑鬱程度越高的個體似乎越難抑制對其恐懼經歷的消極認知。

此外，與以往研究一致，我們也發現重度抑鬱障礙患者在敘述恐懼記憶時使用過去時的頻率增加，表明抑鬱個體很難從經歷過的恐懼中解脫出來。他們回憶悲傷經歷時較少使用成就詞，缺乏成就感可能是抑鬱症的誘因之一。在描述憤怒經歷時，患者使用介詞、連詞等功能詞的頻率減少，這是抑鬱引起該類詞使用變化的首個證據。以往研究發現介詞的缺失伴隨著語言産出的不流暢性，我們的發現表明憤怒情緒可能會干擾抑鬱症患者的表達。

本研究的逐步回歸模型能解釋71.6%的抑鬱程度變化，在抑鬱識別方面優於大多數模型。情緒功能障礙已被廣泛且一致地視為抑鬱症的核心症狀。然而，在研究抑鬱的語言特徵時，很少有研究考慮情緒因素。本研究建立的模型的優良性能表明，在通過語言使用與産出特徵檢測抑鬱時，不同情緒情境的選擇是提高抑鬱症識別準確率的有效手段。

總之，通過分析重度抑鬱障礙患者情緒記憶的語料，我們的研究不僅證實了以往研究的發現，即代詞、情緒詞、健康相關詞彙、過去時等詞類的使用以及語速是抑鬱症的可靠指標，而且還揭示了一些新的抑鬱語言特徵，如家庭、認同、不一致、功能詞等詞類的使用。簡而言之，對不同情緒情境下的語料進行分析可為抑鬱識別提供一種隱秘、便捷、客觀、有效的方法。此外，這種方法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抑鬱障礙的潛在原因（如，家庭、工作、認同）。當然，這些因素對抑鬱症發生的影響還有待進一步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高山 電子科技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