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之路文藝互鑒融合與中國古代文藝高峰

原標題：絲綢之路文藝互鑒融合與中國古代文藝高峰

一部中國文學藝術史就是文藝互鑒、融合、創新的歷史，實際上整個世界文藝史亦是如此。宏觀地看，中國古代文學藝術的發展繁榮並不是在一個封閉的環境下進行的，華夏各地，東西南北，乃至域內域外的文藝，長期處在一種流動、碰撞、互鑒、交融的複雜狀態之中。耐人尋味的是，秦漢以來，中國文藝的幾次大繁榮、大變革，包括文藝傑作的誕生，都跟絲綢之路的文藝融合有著密切的關聯。

在文藝中，音樂和文學的關係至為親密，脈脈相通。中國上古、中古的音樂，按照約定俗成的説法，分為雅樂、清樂和燕樂。宋人沈括《夢溪筆談》雲：“先王之樂為雅樂，前世新聲為清樂，合胡部者為燕樂。”雅樂、清樂基本是本土化的，而燕樂則主要是國內傳統的俗樂與絲綢之路外來音樂融合的結果。

既然關鍵詞是互鑒融合，就不妨簡要勾勒一下中國古代音樂、文學互鑒融合的幾個節點。春秋戰國以前，由於年代久遠，互鑒融合固然有，但文獻不足徵。茲從秦漢時期談起。秦漢時重要的鼓吹樂、橫吹樂，就與絲綢之路的音樂脫不開關係。鼓吹樂這種音樂打仗時用得較多，所謂“鳴笳以和簫聲”。橫吹樂是西漢李延年根據張騫通西域帶回的樂曲改寫的。鼓吹多用笳，橫吹常用角，都是少數民族流行的樂器，足見從秦漢開始音樂互鑒融合的趨勢就非常明顯。

漢末著名琴曲《胡笳十八拍》，可謂中原與絲綢之路文藝互鑒融合的典型例證。唐人李頎的名作《聽董大彈胡笳弄兼寄語房給事》雲：“蔡女昔造胡笳聲，一彈一十有八拍。胡人落淚沾邊草，漢使斷腸對歸客。”如果從樂器的角度考察，此曲是匈奴管樂器胡笳和漢族弦樂器古琴的結合。作為樂府歌辭的《胡笳十八拍》，是蔡文姬思念故國、拋撇骨肉矛盾心聲的綜合表現。“笳一會兮琴一拍”，胡笳之調悽切哀婉，古琴之聲深沉曠遠，兩者不尋常的聯結，再加上精妙的文辭，“可令驚蓬坐振，沙礫自飛”（陸時雍《詩鏡總論》），故《胡笳十八拍》堪稱絲路音樂與文學融合的傑出典範。

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歷史上的亂世，紛紛擾擾四百年。雖是亂世，卻又為文藝大發展、大融合的時代。南北朝有一首長詩，被譽為“樂府雙璧”之一，文學史必講，即《木蘭詩》。作品雖以漢語形式流傳至今，但其實並非漢族的詩，其多“可汗之辭”，故是有著鮮卑族背景的敘事史詩。更值得注意的，久負盛名的《木蘭詩》非“徒詩”（指僅能朗讀），可演唱，實乃一曲“鮮卑歌”，與絲路音樂頗有關聯。南北朝還有著名的《蘭陵王入陣曲》，中國早已不存，但卻遠播日本並流傳至今。這又是中外文藝傳播、融合再反哺中國的重要例證。

魏晉到隋唐的絲綢之路的文藝互鑒融合是廣泛並普遍存在的。從地域上看，雖然區域極廣大，但如果深入考察，按楊蔭瀏的觀點，絲路的文藝融合是存在所謂“中心地帶”的——概而言之，就在西域的中國部分和中國的西涼地區。當時音樂的互鑒融合，以這兩個地帶最重要，融通的深度、廣度亦特別突出。從時間上看，北朝的一百多年間，尤其值得關注，絲路與中原音樂實現了大量、長期、深度的融合。玄奘《大唐西域記》説龜茲“管弦伎樂，特善諸國”，而龜茲樂確可稱胡樂諸部之首，起到了一種音樂酵母的重要作用。涼州地區向為絲路要衝，文藝之兼收並蓄、互鑒融合鮮明、突出，主要受龜茲樂的影響，涼州後乃形成西涼樂。從龜茲樂的傳入到西涼樂的形成，皆可見北朝文藝互鑒融通的鮮活複雜，堪為經典案例。

有了魏晉南北朝時期文藝的充分融合，到了隋唐，就水到渠成地出現了中國文藝的一大高峰。史學大師陳寅恪有一著名論斷：“李唐一族之所以崛興，蓋取塞外野蠻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頹廢之軀，舊染既除，新機重啟，擴大恢張，遂能別創空前之世局。”（《李唐氏族推測之後記》）國家、民族如此，文學藝術何嘗不然？大亂之後乃大治。至隋唐，國家迎來大一統，民族呈現大融合，文學藝術也出現了一個翹盼已久的高峰。換言之，南朝的美麗和北朝的精悍，再加上西域塞外的雄樸，不期然而然地融匯在一起，相容並包，“合璧眾美，九轉功成”，令唐代文藝結出了碩大甘美的果實——唐詩可謂其中最傑出的代表。正如岑仲勉《隋唐史》所言：“故唐詩之變化，西方樂曲實具莫大之潛移力。”這裡的西方樂曲，不妨理解為“胡部新聲”，其與唐詩之革新，消息相通。

隋唐時，宮廷音樂先後有七、九、十部樂的説法，以唐初的十部樂為例，包括燕樂（雜用中外音樂）、清商（華夏正聲）、西涼、天竺、高麗、龜茲、安國、疏勒、康國、高昌。其中，冠以外國或外族之名的樂部，就有七八部之多，且基本來自絲綢之路的國家和民族。由此可見，隋唐本土文藝與外國、外族文藝的流動、碰撞、互鑒、交融，實為隋唐文藝發展的重要特徵。當然，上述諸部絲路音樂的層次是不同的，與中原音樂的親疏關係亦有別。概言之，大約分四個層次：

西涼——中國西北接近漢族的少數民族音樂；

高昌、龜茲、疏勒——比西涼更週邊的西北少數民族音樂；

康國——在中國邊境流動的遊牧民族音樂；

安國、天竺、高麗——屬外國音樂。

各種音樂、文藝在絲路上，乃至中原地區，長期相互影響、借鑒、充實、融通，醞釀著微妙的變局；等到隋唐大一統局面的到來，音樂、文藝會找尋合適的時機，發生重大而美妙的“化學反應”，而文藝高峰就順理成章地出現了。

文藝高峰當然有標誌，且應佳作迭出。在盛唐高峰中，大曲中之法曲精品——《霓裳羽衣曲》，集歌舞之大成，是標桿性傑作，顯得格外耀眼。此曲的“著作權”通常歸於唐玄宗名下。但據《唐會要》，西涼府都督楊敬述向玄宗進獻了一個印度的《婆羅門曲》，而《霓裳羽衣曲》就據此改編而成。《霓裳羽衣曲》顯然帶有西域音樂的成分，據説還吸收了龜茲之聲。總之，標桿性作品集眾家之長，更離不開互鑒融合。

隋唐文藝興盛的一大表徵是燕樂勃興，而燕樂是個複雜的概念，“燕”同“宴”，通俗地説就是宴會酒席上用的音樂。燕樂的特徵，突出表現為凝聚性、整合性和集大成性。燕樂給中國文藝帶來的一個舉足輕重的影響，是助力形成了卓絕千古的文藝品種——詞。學術界普遍認為，唐宋詞的形成、發展，得益於燕樂，唐宋詞的繁榮發達一定程度上亦是燕樂之音樂程式化的結果。

絲綢之路文藝助力中國文藝高峰的另一例證是戲曲。中原文化、音樂固然影響戲曲的發展繁榮，但亦不能忽視邊塞草原文化和音樂的重要作用，元曲審美上“蒜酪味”的提法就耐人尋味，而契丹、女真、蒙古族的各種“蕃曲”為戲曲提供了豐富的曲調來源。有清一代文藝的一大成就，是形成了集大成的京劇，而京劇與滿族文藝亦有著千絲萬縷的關聯。清代的戲曲，除崑曲外，多用各種“胡琴”作為主要伴奏樂器。在音樂史上，胡琴是個極為複雜的概念，一般認為源自西北少數民族。後胡琴與中原音樂深度融合、創新，更分出許多種類。京劇的主奏樂器京胡，亦胡琴之一種。以京劇為代表的戲曲的繁盛，形成了近世中國文藝的一個高峰。

歷史地看，不同民族、國家的文學藝術，相互參融、妙處相資，乃是文藝發展的不竭動力。從互相慕悅，到轉益多師，再到異體相生，乃至創變昇華，各族、各國文藝間的互鑒融合有助於發掘文藝的潛能，豐富文藝的手法和技巧，對於創造別開生面的文藝新格局，有著極顯著的推動作用。從單一的文藝，到族群的，再到國家的、世界的，文藝在深度互鑒融合中實現涅槃和新生。各種文藝處於一個宏大而複雜的系統之中，相依存、通有無、互助濟。如果各國家、民族的文藝都堅壁清野，不與他國、異族的文藝相往來、交流，也就失去了生機和活力。

中華文化氣象恢宏、多元複雜，既開放，又包容，屬於典型的貫通、通變型文化，其鮮明的融匯通變特色影響到方方面面，自然包含文藝。總之，絲綢之路的文藝互鑒融合，對於中國古代的文學藝術産生了意想不到的重要影響，特別是助力形成了幾次文藝高峰。歷史是一面鏡子，鑒往知來。當代文藝的發展、繁榮，仍有賴於各國家、民族的文藝更深層次的碰撞、互鑒、交融和創新。

（作者：谷曙光，係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