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漢代簡牘上的絲路盛況

唐模制商旅磚上牽駝的胡商。敦煌市博物館供圖

《勞邊使者冊》朱建軍供圖

《康居王使者冊》朱建軍供圖

唐人面獸身鎮墓獸，是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實物見證。敦煌市博物館供圖

唐胡人牽駝俑 敦煌市博物館供圖

撒馬爾罕康國王宮遺址壁畫 資料圖片

今年五月，我國與中亞五國在西安共同舉行中國—中亞峰會，各方高度評價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對引領國際合作的重要意義，與會國家共同發表宣言，將以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十週年為新起點，形成深度互補、高度共贏的合作新格局。這無疑給古老的絲綢之路賦予了新的生命力——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著眼地區各國人民未來，六國決心攜手構建更加緊密的中國—中亞命運共同體，這是歷史選擇，更是民心取向。

中國與中亞國家兩千年前彼此間的交通交流交融，清晰地記錄在中國漢代的檔案文書之中。20世紀90年代初，考古人員在甘肅省敦煌市發現了西漢敦煌郡所設的懸泉置遺址，這是西元前2世紀至西元3世紀漢代設立在絲綢之路上的重要驛站。在此出土了大量的漢簡，其內容涉及兩漢時期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郵驛、交通等方方面面內容，尤其是真實記錄古絲綢之路使者往來經貿交流的一些內容彌足珍貴，為我們還原了歷史的真相。

Ⅰ貢使通商之路：西元前一世紀的康居使者

懸泉漢簡中有一冊被學者命名為《康居王使者冊》的漢簡極為珍貴。這枚簡冊由7枚簡編連成冊293字記錄了西元前39年，來自中亞的康居王使者等一行人前來向西漢朝廷獻貢駱駝時遇到不公後反映問題，朝廷受理解決的經過。

康居王使者一行入關後，發現與以往不同，首先是從敦煌到酒泉，他們一路上缺吃少喝，無人照應；其次是到酒泉後，酒泉太守和手下人對其奉獻的駱駝單方面作出了評價，把使者帶來的膘肥體壯的白駱駝評定為羸瘦的黃駱駝，使者認為“不如實，冤”，因而上告到中央。朝廷要求敦煌太守對此進行查詢並按時上報中央，不得留遲。這一事例生動地反映了漢與康居正常外交關係之下的糾紛處理。此簡不僅為研究漢朝與康居友好往來提供了第一手材料，更是見證絲綢之路繁盛通達的重要實物，也是今天的中亞各國研究本國古代歷史的重要資料，可補傳世史籍之缺載。

在甘肅簡牘博物館所藏的懸泉漢簡中就有14條關於康居的記載，記錄著漢武帝以後的相當一段時間裏，地處撒馬爾罕一帶的康居，始終同漢王朝保持著貢使往來關係，而撒馬爾罕城就是今天烏茲別克撒馬爾罕州首府所在地。

讓康居再次從歷史中走進我們視野的，是一次探險發現。1907年斯坦因在敦煌以西一座被廢棄的漢代烽燧發現了一組密封信札，信件以粟特文寫就，有部分殘缺，後來經多位專家翻譯分析，認定這組粟特文古信札記錄了以姑臧(今甘肅省武威市)為大本營的一個粟特商團的商貿活動情況。

專家們認為一封寫于西元313年的粟特5號古信札，是一位名叫“發黎呼到”的粟特人寫于姑臧涼州，後遺失在敦煌漢代烽燧中的。他的身份或為粟特商隊成員，類似于當今常駐海外公司的負責人，而信札是寫給總部董事長的報告或半年工作總結。信中詳細介紹了商隊往來、貨物分發、錢財分割，以及小商人的日常往來，只字未提當年發生在洛陽的戰亂。而同時被發現的2號信札，則有大段陳述饑餓、火災、死亡的內容，其中所言：“酒泉的遏末娑支平安無事，姑臧的遏末支也是一樣”“當商隊離開姑臧……當他們到達洛陽，不管那裏的……還是印度人、粟特人，都死於饑荒”，説明絲綢之路上的重鎮涼州以及河西走廊彼時是相對安定的。

法國漢學家魏義天先生認為，寫這些信札的粟特人來自康居，這説明至少到3世紀初，粟特商業就已在距離索格底亞那3000公里外的涼州發揮了巨大的政治作用。至此，可見從粟特古代商業網形成至發展，涼州一直都有粟特人的存在。4世紀後，涼州成為匯聚中國人、粟特人和印度人的國際化大都市。之後，粟特人聚落從涼州延伸到京師。這樣，粟特人在從撒馬爾罕一直通向中國北方地區的絲綢之路上建立起了自己的商業網路，這條商道獲得了空前發展。

近年來隨著考古新發現，越來越多的粟特人身影出現在中原大地。甘肅省武威文廟現存有一塊《康阿達墓誌銘》，我們通過碑文可知墓主人康阿達其祖上拔達在南北朝時期就已遠離故鄉在涼州任職，其父也在唐朝廷任職，墓主人也被詔贈武威太守，就是説在唐朝初期，康阿達祖孫三代就已經全部移民至涼州。至此，一個康氏家族三代人的發家畫卷可以鋪開。

《舊唐書》卷一九八《西戎傳》康國條稱康國人：“善商賈，爭分銖之利。男子年二十，即遠之旁國，來適中夏。利之所在，無所不到。”作為康國人“善商賈”的典型代表拔達，在青年時期就隨著新興的粟特移民浪潮，以粟特商隊首領“薩保”的身份從遙遠的撒馬爾罕出發，帶領一支人數眾多的商隊，歷經坎坷，來到地處甘肅中心的涼州，並以此為中心施展其高超的絲路貿易能力，在涼州紮下了根基。在唐朝政府將胡人商隊首領“薩保”納入官僚體制後，康阿達成了有官家身份的聚落首領“薩保”。魏義天先生認為，聚落組織的首領既是薩保，又是商隊首領，他們是商人傳統的繼承者，薩保除管轄聚落裏的每位成員外，還負責祭祀活動，至少起到監督作用，並在聚落內建立等級制度。

當然，來自撒馬爾罕的金桃在長安飄香時，唐風也徐徐地吹到了金桃的故鄉。1965年至1971年間，考古學者對康國王宮遺址進行了系統發掘，在1號房屋的遺址中，發現了保存較完整的壁畫。有學者認為其一部分壁畫內容是唐高宗獵豹和武則天端午節泛舟的場景，絲綢之路文化的雙向交流在此得以體現。

Ⅱ禮賓待客之道：誰曾是絲路行旅

懸泉置是兩漢時期絲綢之路的重要接待機構，漢簡中也多有“西方來客眾多”“道上過客眾多”的記載，那麼除了康居使者，還有哪些人不畏路途艱辛千里迢迢通過絲綢之路在與大漢交流交往？

在懸泉漢簡有這樣的記載：“（使）者、貴人、從者度四百人”“各有數。今使者王君將於闐王以下千七十四人，五月丙戌發祿福，度用庚寅到淵泉。”“樓蘭王以下二百六十人當東……”從這三枚簡文我們可以得知有人數眾多的使者、貴人及西域國王行經懸泉置前來交流，第一枚簡中所記使團人數為四百人，而使者王君所帶的于闐王團隊就有1074人之多，千人使團浩浩蕩蕩行進在絲綢之路上，那是何等壯大的場面。這應該是敦煌太守下發到懸泉置的文書，要求沿途做好接待準備工作。第三枚簡記錄了樓蘭王一行260人從敦煌東行去長安。

西漢時期，行經敦煌郡懸泉置的往來客人數量眾多。為適應頻繁交流的節奏，西漢中央政府設有專門的外事機構。敦煌郡也為此進行了基礎設施的規範化建設，並設置了相關的外事機構、官吏、譯者等，這為其接待外客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另外，西漢敦煌郡接待外客時對其尊卑貴賤與等級差異明顯地進行區分，迎送接待不同國家、不同身份來客規格有所不同。

中國人的好客之道早在兩千年前懸泉置的接待中就體現出來了。有簡牘記載為證：“出米四升，酒半斗，肉二斤。以食烏孫（位於今新疆西北、哈薩克東南、吉爾吉斯斯坦東部及中部，巴爾喀什湖東南、伊犁河流域，是漢代連接東西方草原交通的最重要國家之一）貴姑代，一食”“踈勒肉少四百廿七斤直千七十……酒少十三石直……且末酒少一石直百……”這兩枚漢簡，前者是接待烏孫貴人的記載，後者是接待疏勒、且末使者的記載。接待烏孫貴人姑代，一頓飯吃了四升米、半斗酒、二斤肉，這也是接待西域貴客的標準。而接待疏勒、且末二國客人尚需購買酒、肉若干。在本身物資匱乏的西北，漢朝對前來朝貢的各方賓客以不菲的禮遇相待，可見中國人自古以來的熱忱待客之道。

但是迎來送往有吃有喝也不是隨意而為，懸泉置在接待外客方面有著諸多嚴格的規定。“假千人高放持麾迎廣至西界。”簡文中的“假千人”若指西域都護屬吏，則西域都護府會將西域外客迎送至敦煌郡，很可能還會繼續往東護送。且從“迎”字觀之，假千人高放奉某郡屬國都尉之命赴敦煌郡迎接降漢的少數民族部眾的可能性更大。“出粟五斗二升。以食安遠侯副衛司馬遣假千人尊所將送匈奴歸義抪類王使十一人，質子三人……人一食四升。東。”此簡文反映的是西域都護府遣人護送歸義匈奴蒲類王使團經敦煌往東入朝，懸泉置在招待蒲類王使團時給予他們每人每頓四升粟的用餐待遇。從這條記載來看，比較重要的西域來客很可能是由西域都護府派員迎接護送的。再從迎送的官員中兩次出現假千人觀之，千人的主要職司或許就是迎接護送客使，迎客時還有“持麾”等相應的禮儀要求。

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所長鄭炳林教授認為，懸泉置接待的眾多外客按其所屬陣營不同主要分為三類：一類是西域諸國國王及其所遣質子、使者，西漢敦煌郡接待的西域諸國國王，包括樓蘭王、龜茲王、烏孫昆彌等。第二類是匈奴降漢諸王及其所遣質子、使者。匈奴諸王歸降西漢且經敦煌郡入朝者，當首推日逐王。日逐王依靠僮仆都尉掌控西域，身份顯赫，是匈奴的實權派人物。日逐王從西域赴長安，敦煌郡是其必經之地。第三類是諸羌羌王及其所遣使者。懸泉漢簡有一枚簡文記述了神爵二年(西元前60年)十一月西漢平定西羌後，敦煌郡太守快派人護送歸義羌使團十二人赴京奉獻之事。

Ⅲ文化融合之徑：佛教東漸天馬西來

浮屠簡是一枚懸泉“明星簡”，文字內容很有意思：“少酒薄樂，弟子譚堂再拜請……會月廿三日，小浮屠裏七門西入。”這枚簡全簡可識別24字，簡中有“弟子”“浮屠”等與佛教相關的文字，經考證與佛教傳入敦煌時間有關係，具體年代範圍應在西元51年至西元108年及其前後，也就是説早在西元一世紀下半葉，佛教就已傳入敦煌，並且一開始就流行在民間。

這枚簡應屬於請柬，“少酒薄樂”是請人赴宴的一種客套話，“弟子譚堂再拜請”是主人請客的謙辭，“小浮屠裏七門西入”是聚會地點和行走路線，“西入”可能指“戶人”譚堂的戶籍地點。此簡的意義可以證明佛教傳入敦煌的時間是西元1世紀下半葉，比竺法護在敦煌翻譯佛經的時間早200年，比敦煌莫高窟石窟開鑿時間早300年，是目前發現佛教傳入中國最早的文獻實物資料，極為珍貴。

自此，源於印度的佛教經大宛（古代中亞國名，位於今烏茲別克費爾幹納盆地）、波斯、康居等西域地區傳入敦煌，並經由敦煌這一門戶，佛教東傳逐漸完成了佛教及佛教藝術的中國化過程。敦煌也為世界留下了文化遺産和佛教藝術聖殿——敦煌石窟，這是現存世界上連續建造時間最長、規模最大、內容最豐富、保存最完好的佛教藝術寶庫，同時敦煌也成為我國早期佛典翻譯要地，僅藏經洞發現的以佛教典籍為代表的敦煌遺書就達五萬多件。這些都反映了中國與歐亞文明互動、漢民族與其他民族的文化交融，展示了中古時期內容豐富的文化景觀。

絲綢之路的文化交流必定是雙向的，隨著唐朝勢力進入西域，漢化佛寺系統也在西域地區建立起來，遠在今吉爾吉斯斯坦阿克貝希姆遺址的碎葉城中，就有武周時期敕建的大雲寺；作為唐朝學生習字範本的王羲之《蘭亭序》和《尚想黃綺帖》，也都成為西域地區兒童的習字範本。敦煌學家榮新江先生認為，雖然我們目前在更遙遠的中亞、西亞沒有看到類似新疆古代遺址出土的漢文典籍資料，但撒馬爾罕壁畫上手捧絲絹的唐朝使者，波斯文、阿拉伯文文獻對中國物産、工藝傳入的記錄，以及大量瓷器、絲織品的考古發現，都説明瞭中國文化西漸的深度和廣度。

現存的歷史文獻都沒有中國産獅子的記載，歷代學者眾口一詞都認為獅子産于西域。“西域”一詞有狹義和廣義兩種，狹義的西域一般指天山以南，崑崙山以北，蔥嶺（帕米爾高原）以東，玉門以西的地域。廣義的西域，則指當時中原王朝西部邊界以西的所有地域，除包含狹義的西域外，還包括南亞、西亞，甚至北非和歐洲地區。“獅子出西域諸國”的西域當指廣義的，甘肅簡牘博物館一枚漢簡就記錄了獅子如何從西域而來。

簡文為“其一隻以食折垣王一人師使者，□只以食鉤盾使者迎師子，□以食使者弋君”，這枚簡記載的是折垣王派遣使者向漢朝貢獻獅子，漢朝派遣少府屬吏鉤盾使者前往迎接。該漢簡是西域國家向漢廷貢獻獅子的記載，極為珍貴。一般的獻畜安置於中央設在河西各郡的廄苑中畜養。稀見、貴重的奉獻物要帶到京城“面呈”皇帝，即所謂的“詣行在所”。漢廷這次派出鉤盾使者前往敦煌迎接獅子可見其重視程度。

雖然目前對“折垣”究竟是西域哪個國家還不得而知，但是根據諸多文獻記載，當時向中原進貢獅子的主要是印度、波斯等國家。在中國傳統文化的不斷影響下，源出西域的獅子形象被華夏化，“吐赤白舌”的印度獅縮回了舌頭，張牙舞爪的波斯獅子變得和氣了，逐漸演變成具有中國氣派、大家喜聞樂見的舞獅等形象，既保留了威武的氣勢，又具備了祥和的面貌。

“天馬”也就是人們常説的“汗血寶馬”，在張騫出使大宛時就強烈地吸引了他的注意力，而大宛國君主長期以來“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這樣，張騫出使西域，雖然未能實現初衷，卻讓大宛天馬西來成為了現實。而懸泉漢簡真實地記錄下漢朝政府如何迎接天馬的歷史一幕。

簡文內容為“元平元年十一月己酉，□□□詔使甘□□迎天馬敦煌郡，為駕一乘傳，載禦一人。御史大夫廣明下右扶風，以次為駕，當舍傳舍，如律令”。這枚漢簡抄錄的是西元前74年12月28日御史大夫田廣明下發的一份傳信文件。簡文內容是朝廷派專人前往敦煌迎天馬，出長安後，從右扶風往西直到敦煌，沿途驛站傳舍，都要按規定接待並提供車馬食宿。

記錄這枚簡文的時間距太初四年（西元前101年）李廣利伐大宛之後“歲獻天馬二匹”的約定已過了20餘年，在這20餘年的時間裏，大宛一直踐行每年獻馬兩匹的約定，從此簡的記載可得到印證。同時從這枚簡中也可以知道，自太初四年後的相當長一段時期內，大宛和漢朝始終保持著往來貢使的關係。在當時交通條件極不便利的情況下，朝廷每年都要專門派官員遠赴敦煌郡迎接貢使和天馬，再到京師長安，沿途所過，要提供車駕和食宿安排，可見漢朝對迎天馬的高度重視。

作為世界文化遺産的懸泉置，其出土的兩萬多枚懸泉漢簡內容包羅萬象，是絲綢之路的“百科全書”，它所涉及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民族、外交、郵驛、交通等各方面內容，對於研究兩漢時期中原與廣義意義上的西域，以及地中海沿岸古代國家的關係極具價值，它記載了漢代大型交通保障體系中的郵驛制度，見證了其對絲綢之路長距離交通和交流的保障，為研究絲綢之路上的中西交流提供了最為真實和可信的原始檔案，影響重大，意義深遠。

（作者：朱建軍，係西北師範大學簡牘研究院研究員，甘肅簡牘博物館館長、研究館員）